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马克?吐温说：“一个人每天都要无聊地在同一条漫无尽头的路上走数英里，挤过嘈杂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孔。”

但这只是城市的一个面目。

孤独、疏远、快节奏、紧迫感、危机感，等等，是我们远离熟人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享受着城市的自由和平台，多样的文化生活与无限的机遇可能。

我们住在城市里，但城市也住在我们内心。

我们每天生活在城市中，行走在城市的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感受着它的氛围。无论是仍然漂泊的，还是已经扎根的，唯有认同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觉得它与众不同，城市生活才比乡村生活更令人满意。

我们的天性中深植着想要经历独特感的愿望，所以，政治学者贝淡宁教授和艾维纳教授提出的“城市的精神”（“市民精神”或“爱城主义”），看上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际上关涉我们每个个体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宿感与安全感。

在化席卷世界之前，每座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而贝淡宁、艾维纳教授们提出这个新议题，是因为经济模式的一致，造就了极其相似的城市空间。重提“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独特身份与气质”，实际上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回顾和感受城市的历史，体味城市的细节特点，并思考在挖掘和彰显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尽一己之力。

几年前，贝淡宁、艾维纳教授推出《城市的精神：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时，适逢中国各个城市大力提倡“城市精神”，因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城市的精神》一书也因此获得“中国影响力图书”的殊荣。

与《城市的精神》不一样的是，《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聚集了15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所探讨的城市也更加多样化：从东京到迪拜，从上海到成都，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到槟城，无论是大型化城市，还是特色小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有也应该拥有独特的精神气质。

除了贝淡宁和艾维纳教授，15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还包括一直致力于当下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的于海教授，书作家、《版图：供应链、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帕拉格?康纳（《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中“迪拜：从贝都因村庄到大城市”一文的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主任吉勒斯?坎帕尼奥洛（“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地方主义之城”一文的作者），希腊特别顾问德斯伯纳?格拉罗（“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的社会融合模式”一文的作者），等等。

书中对“城市的精神”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书中的争议和反思，也启发着我们将“城市的精神”思考更加深入化。

通过复旦大学于海教授风趣幽默的描写，我们了解到上海人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看待别人，读懂了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在媒体人琳恩?小笠原的笔下，我们次了解到作为时尚、先锋的“未来城市”东京，也有着类似曼谷一样的村庄城市的特点。而日本人独特的国民性，经历巨大的混乱仍然保持乐观的强大恢复能力，在化现实面前保留传统的做法，都发人深思。

学者法拉赫?哥德瑞吉对于孟买“世界主义”城市精神这一神话的解构，让我们思考“城市精神”的名与实，还有历代政府在打造城市精神过程中所掩饰的城市的另一面，也是为孟买的商业主义贡献了血汗的下层民众。

出生迪拜、作为真正的迪拜人，书作者帕拉格?康纳对迪拜历史的追述、对迪拜作为当今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地位分析、对迪拜未来的展望，让我们打开眼界，至少扫除了我们过去对于迪拜浮华的印象。

而德斯伯纳?格拉罗和艾维纳教授对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城市精神的分析，更是引发我们对当下国人对陌生人冷漠的反思。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不仅可以作为一部社科读物，来提高自己对当下热点问题的思考力度，还可以作为一本涨知识的人文旅游图书来阅读，跟随作者，一起领略青岛的异域风情、东京的绚丽樱花、伊斯坦布尔迷人的多元文化、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山居岁月与“甜蜜生活”……

让我们从《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这样的文本中获得启迪，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力把自己所在的城市变成“真正伟大的城市”，变成“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主编

Daniel A.Bell

贝淡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贤能政治》《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

Avner De-Shalit

艾维纳·德夏里特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问题、贫困、不平等和城市问题，著有《人民的劣势和权力：在怀疑时代讲授政治哲学》。

译者

刘勇军

毕业于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出版过多部作品，包括《月亮与六便士》《移动迷宫》《不安之书》《黑石之墓》《无上荣耀》等。

政治学者贝淡宁和艾维纳在成功合著《城市的精神：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一书后，为展示世界更多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核，他们联合十五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深入研究自己常住或常往的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现状，写就成《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所选取的十四个城市，既包括中国的上海、曲阜、青岛、成都，也包括具有联系和远大抱负的世界城市如东京、孟买、迪拜等，还有一些特色小城市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这些城市规模上各有不同，却都有独树一帜的身份。

在《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中，学者们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同时，以“漫步城市”这种方式获得的感想和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和讨论为创作素材，力图描绘出更为全面的城市特性画卷。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此时此地”的现场经历以通俗易懂的笔触表达出来，引人共鸣，发人深思。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对“城市的精神”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书中的争议和反思，也揭示出在发掘和塑造城市精神的过程中，认同是复杂的，包容是需要时间的，塑造城市精神如罗马之城的建造，非一日建成，也非一人之力可行，需要摆脱现实的一些桎梏，突破“身份认同”的地方主义局限，以包容的姿态为城市成为人们共同宜居的开放空间而努力。

导言

部分 中国城市

003上海：融汇人塑造人的城………… 于海

了解上海精神，从上海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别人入手，不失为一条方便的路径。他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而其他的人都是乡下人，这不免太过自大，但有意思的是，多数自大的上海人，原本也是乡下人，只是因为先来了大上海，自己时髦了，看人就自大了。

019曲阜：儒家文化之城…………孔新峰 贝淡宁

曲阜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故乡。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城市像曲阜这样，同时兼具上古文明、轴心时期伟大思想家及其后代家族这三大元素。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孔氏家族的历史交缠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并不大的城市，生动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现当代命运，在经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商业主义等威胁之后，儒家文化圣城似乎正迎来它的春天。

055青岛：理想之城…… 汪沛 贝淡宁

青岛是一座有着悠久理想化历史的城市。在设立这座城市之前，这片区域名叫崂山，是政治、思想家和艺术家理想化地表现出各种精神理想的地方。20世纪初，青岛市成立，这里激发出了中国改革者的政治理想。

089成都：闲适包容的花园之城………… 丛牧

安逸不仅仅是成都人的休闲方式，更是成都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渊源。这一精神或源于战国时期兴建、泽被后世数千年的都江堰，长于道教发祥地之一的青城山，流淌在岷江支流府南河的河水之中，并贯穿于成都大街小巷市民文化的毛细血管里。

第二部分 大型化城市

东京：花与火之城………… 琳恩·小笠原

东京是一座性城市，与此同时，当地文化对性构成了挑战。琳恩·小笠原称，东京很大，有很多面貌，很难定义其特征。小笠原仔细思考了她在这座城市里的经历，指出很多东京以外的人都对这座城市有所误解。东京经历了巨大的混乱，但东京是乐观的，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孟买：世界主义之死………… 法拉赫·哥德瑞

据说，孟买更名代表着世界主义之死和近来兴起的反世俗和原教旨主义政治等力量的胜利，这些力量呼吁对孟买城中的少数族裔进行种族大清洗。通过历史和文学上对孟买的描述来思考上述说法的来源，通过审视外部情况与她个人经历之间的交会点，哥德瑞吉分析了这一神话创造。

伊斯坦布尔：多样化和逆流之城………… 凯特瑞·卡莫拉

这里是三大文明的首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座城市或许是世界上的旅游地之一，是文明和大陆的交会处，是一个“处于中间地带”的城市：从地理上而言，伊斯坦布尔处在大海之间；从政治上而言，它处于现代和传统之间。

伦敦：人本主义和权力之城…………马克·贝维尔

大多数伦敦人口都居住在这一中心周围的城市村庄，很多人每天都要去该中心区上班。他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了喧闹的人文主义，从街市的栏杆上、从欢闹的酒吧中、从乔叟和狄更斯的文学中，都可见一斑。

阿姆斯特丹：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艾维纳·德夏里特

一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避难所，为何会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反而成为犹太人被杀多的城市，并且在这之后再次成为同性恋、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避难所？他的回答是，阿姆斯特丹的宽容特质分为两个阶段。

迪拜从贝都因村庄到大都市………… 帕拉格·坎纳

迪拜近来跻身“化城市”行列，是越来越重要的货物、服务、资本、人员和数据流通的中心和通道。迪拜在很多外人眼里如此独特，是因为这里不像伦敦和纽约那样，拥有丰富的历史厚重感。

第三部分 小城市

丹佛：地方主义、合作和后政治时代前景………… 苏珊.E.克拉克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同样实现了快速发展。苏珊·E.克拉克在她的文章中称，丹佛的精神是地方主义和合作精神。克拉克称是地理和历史造就了这一精神。而且，丹佛不得不走这条路，毕竟这座城市距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比较远，却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秉持着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地方主义之城………… 吉勒斯·坎帕尼奥洛

吉勒斯·坎帕尼奥洛对法国城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描写言辞犀利，却又不失诙谐幽默，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他将城市品牌化推广和当地人眼中的真正城市特性区分开来；第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一方面堪称鱼米之乡，主要出产红酒和橄榄油，同时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的社会融合模式………… 德斯伯纳·格拉罗、艾维纳·德夏里特

这座城市及其所属国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失业，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移民潮：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让格拉罗和艾维纳极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看到整座城市都联合起来，坚持“爱陌生人”这一特性。

373 槟城：地缘上的一颗明珠与物质主义精神………… 彼得·扎别勒斯克伊斯

槟城具有如此成功的多元文化城市环境，原因在于各种族群的居民都有很多机会公开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而这些机会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比如食物和节日，比如官方不会通过集中规划这样的方式来指定或控制文化资源。

城市各有各的地理特点。伦敦就像一枚双黄蛋：东边的蛋黄是金融区，银行、交易所和贸易公司林立，是金融实力的象征；西边的蛋黄中有威斯敏斯特、法庭和伦敦西区，是君主和政治权力的中心，王宫、国家机构大楼、贵族的宅邸都位于那里，还有闪动着耀眼光芒的夜生活。两个蛋黄周围是蛋白，这片环形区域中遍布着城市村庄，建有房屋、商店、餐馆、休闲中心和公园。里面的环包含切尔西、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卡姆登、伊斯灵顿、哈克尼、格林尼治和萨瑟克。外面的环包括伊灵、布伦特、哈灵顿、达格南、刘易舍姆、布里克斯顿、温布尔顿和里奇蒙。大多数伦敦人都住在这些城市村庄，也在这里工作。其他的则要乘车前往蛋黄区域上班。每天，伦敦的火车、巴士和地铁都会搭载许许多多人前往伦敦金融区和西区，人们在那里工作后再回家。伦敦空间上的心脏区域都是与金融和政治权力有关的建筑，而这座城市的灵魂中心则在于周边城市村庄里的人和人本主义。

我生在伦敦，长在伦敦，早的记忆是与父母的公寓相关的（我们英国人习惯用flat这个词来表示公寓）。几栋公寓楼中间有个中心花园，我们一有空就去花园里踢足球。花园分成两个区域。一部分属于我们。我们玩游戏时会踩踏地面，弄得寸草不生，地上只有泥土。另一部分属于成年人，那儿的草坪无瑕，每年到了英格兰足总杯决赛那天，我们就把那里当成的足球场，踢一场比赛。

渐渐地，公园以外的伦敦在我面前显现出来。小时候，我记住了与我的世界相连的路线：从花园走到荷兰公园去玩板栗游戏，在游乐园进行冒险活动；到肯辛顿教堂街去上小学；到哈默史密斯剧院看周六上午场电影，去富勒姆泳池学游泳；去斯坦福桥球场，那里是我喜欢的切尔西队的主场。我早是和哥哥一起在东看台的座位上看他们比赛，后来，我和我弟弟、朋友们在舒赫特看台的走廊里看比赛。

后来我长大了，伦敦在我脑海里的地图扩大了。我对地铁站已经很熟悉了，便去与车站相连的街道探索，找到了从荷兰公园和肯辛顿高街到诺丁山区的路线，去那里的加勒比黑人嘉年华会；从哈默史密斯去雷文史各公园，我的校队在那里打激烈的比赛；从伯爵宫去南肯辛顿区，我母亲在那里兼职做接待员；从斯坦福桥球场去国王路和斯隆广场，我在那里发现了刚刚萌芽的朋克摇滚乐。

伦敦何时有人居住，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均无记载。1现在的沃克斯豪尔桥附近有一座青铜时代的古桥，那座桥使用的木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考古学家近来在古桥偏南方向发现了一座木建筑遗址，而这栋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几乎可以肯定伦敦区域总是有人居住，因为这里毗邻泰晤士河，有丰富的水资源优势，还有港口便于通商。沃克斯豪尔的遗址就在埃弗拉河与泰晤士河南端的交汇处附近。后来凯尔特人在更远的东边定居下来，而那里正是弗利特河和泰晤士河北端的交汇处。如今泰晤士河流经伦敦金融区和西区，这样一来，通过数座桥梁，就可以从泰晤士河以南包含全部城市村庄的区域前往金融和权力的中心区。

人本主义之城

我说话有伦敦西区口音。说到伦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伦敦腔。二战期间，在英国的宣传造势下，欢快坚定的伦敦腔已经深入人心。但伦敦腔只是伦敦东区的方言，至少在那里的贫民窟被拆除、伦敦东区的人带着他们的口音迁到埃塞克斯之前，情况如此。《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近来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伦敦西区口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伦敦中部口音，这种口音受加勒比黑人和新南亚人的影响较深。2沙查·巴隆·科恩扮演的喜剧人物阿里·G就模仿这种现代的伦敦口音。

小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操着一口伦敦西区口音。北区路及其街市距离我家只有五分钟，我们都是去那里购物。母亲推着一辆帆布手推车，几乎每天都要买满满一车的东西。我的份零工就在北区路上的一家玩具店。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因为年纪太小还不到法定使用收银机的年龄，所以只能帮助顾客购物，再带他们到收银机边结账。到了午休时间，我就去街市上买一个三明治或汉堡，坐在长凳上，边吃边看人们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逛街市对伦敦人来说是一项社交活动。小贩吆喝着他们的货物，大声喊出价钱，与顾客闲聊，和其他小贩互相大声喊话。购物的人时常会停下来聊几句，说说当地的小道消息，夸赞一下对方的孩子，聊聊健康问题。这样的对话节奏很快（我却依然觉得人们说起话来太慢了，恨不得替他们把话说完，但只能强压下这股冲动）。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生活中，逛街市这一特有的活动是娱乐之一。假装吃惊和在心里偷着乐，可比评判说教更为常见。有容乃大，人们皆抱着“互不相扰”的态度。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智慧。这种智慧胜过了个人感情和社会礼貌。有可能惹怒别人不是罪过，无聊才是。

导言

贝淡宁 艾维纳·德夏里特

在撰写本篇导言之际，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关移民的激烈讨论，欧洲刚刚决定改变移民政策，从而减少进入欧洲大陆的移民数量。然而，移民问题对欧洲或美国本土居民产生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在前往美国的移民中，有将近一半后都定居在了五个大都市中，分别是迈阿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前往欧洲的移民选择的终落脚点是慕尼黑、柏林、马尔默、布鲁塞尔、伦敦等城市。移民人数太多，因此，德国几座城市（首先是慕尼黑）的市民称，他们的城市已经吸纳了足够多的移民，现在应该允许他们的城市限制移民，从而使移民转向其他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希望保留他们独特的城市身份1。如此说来，城市真的有身份吗？如果真的有，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城市要有身份，就需要拥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特质，同一个州中的城市尤为如此。现今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超过五成的世界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而在19世纪，这个比例只有3%，在有些欧洲国家，比如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绝大多数人口（68%～71%）都居住在城市中——新的社区拔地而起，看起来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让人觉得这些城市都是一样的，但这也许只是臆测而已。这些城市不仅各有不同，我们还认为，应该鼓励城市去发展它们自己的特质。

对于城市能够拥有当地特色这个说法，中国貌似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挑战。这个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从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6%上升到了51.3%。据预计，这个趋势未来还会加速提升：到2025年，预计中国将拥有15个特大城市，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将达到2500万。中国的大型城市似乎消弭了所有差异；城市死气沉沉，样式相同，毫无多样化可言。但正是因为多样化，人类的社交生活才具有价值，才有意思。中国的城市经历了30年的苏联式现代化发展，而在随后的30年中，又采用了美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两种建筑模式都没有以不同的中国城市所具有的特定历史与文化为基础。

从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城市各有不同”这一说法构成了挑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因为以农为本的传统已经弱化，人们广泛认为需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建立全新的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们认同他们的城市（如果能感觉到自己的城市表现出了特别的身份，就更有可能认同），那他们就更有可能产生社会责任感，更有可能关心和文明礼待其他市民。自从我们的本书《城市的精神：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2（该书被翻译成中文，似乎在中国尤为引起共鸣）出版以来，中国的几座城市便开展研究，提出了它们自己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的基础；推动建立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是建立责任感的关键。

北京进行了民意调查，以确定其“精神”，调查结果对城市规划乃至文化遗产的保护都产生了影响。北京的主要干道上张贴有主要城市口号，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的城市口号则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我们想到，我们往往会把“市民精神”（也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自豪感）设定得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以表达具有明显对比的价值观。贝淡宁在北京和上海都任教过，他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你更喜欢哪个城市”这一问题。甚至在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北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会说起他们有多爱北京，有多不喜欢上海；而在上海，这种情况正好相反。这两个城市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一点体现在二者的城市布局、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对外开放程度，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中。贝淡宁现在在济南和青岛教书，人们与他的对话不可避免地转变到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对比（即便不是竞争）上。中国的其他城市同样是乍一看十分相似，但事实并非如此。较小的城市专门发展土特产，大型城市则在夸耀它们的教育能力和文化吸引力。无论这些企划有何起源，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市民”往往都会为他们所在城市的成就而骄傲。

在本书中，我们收录了一系列讨论城市及其特殊身份的文章。本书有关城市的身份，还有关城市居民的身份，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数百年来，一个人的身份由何构成，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心理学家、政治学者、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等学者都这样问过：哪些社会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身份，这些社会关系是如何塑造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的？当然了，在20世纪，国家成为政治身份的主要来源，以及集体成员自决的场所。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他们的国家骄傲，是因为国家在其历史、政治和制度方面表现出了特别的方式。但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提供这种独特的感觉，因为它们必须迎合市场和协定的需要，因此，在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和对善良的理解来制定政策方面，它们就少了几分自主权（除非它们像朝鲜或不丹那样与世隔绝）。

到了21世纪，关于身份和世界主义上升的文章有很多。随着移民、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互联网、新社交传媒、习俗交流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世界主义。“达沃斯人”是这一趋势的极端体现。所谓“达沃斯人”，是指有的人了对国家的忠诚，自视为主义者，自诩为“世界公民”（从更为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将全世界看成他们用来获利的地方）。3但“达沃斯人”有多少？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达沃斯，也很少有人把自己只看成（或是主要看成）“世界公民”。2012年，我们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上介绍了我们的本书，并且在互为竞争城市的支持者之间引发了激烈讨论：比如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比如华盛顿和纽约。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现代男性与女性的身份。想要经历独特感的愿望似乎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天性中。随着对国家依附程度的降低，想要找到补充（或替代），好是“向下”去城市中找寻，而不是“向上”，把整个世界作为基地。

那么城市如何提供替代呢？它们能否提供独特感，能否提供特别的政治身份？随着大都市成为商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城市当局开始挑战国家所具有的优先和优越的地位，那么城市成为重要的研究区域，或许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相比小镇和乡村生活，大多数关于城市的理论往往会关注是什么使城市生活显得不同：城市允许经济发展和低人均碳排放，城市是创造和创新的场所。“智能”城市或“理想”城市会根据成功矩阵，实现这些优势的化。主张城市生活具有综合优势的理论非常重要。然而，很少有理论从规范的观点出发，谈到是什么促使城市与众不同，互有差别，为何城市身份如此重要。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游走于美洲、欧洲和亚洲这三大洲的不同大城市中，采访了这些城市里的数百位市民，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些城市的文献和历史，并且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市民”会感到特别的自豪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独具特色的城市环境中，还因为相对于其他城市，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是的。也正是有了这些特点，城市生活才比乡村生活更令人满意。换句话说，他们为他们的城市骄傲。我们称这种骄傲为市民精神。人们若是觉得一座城市与众不同，便会产生这种市民精神；如果一座城市高度推崇化，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那么人们是很难感觉到骄傲的，就好像人们不会为了街区上有麦当劳而骄傲。社群意识似乎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一样，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通常都需要依附于一个表现出特性的社区。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便是，很多当代大都市都具有我们所谓的“特性”或“精神”。但我们的研究和论点有一个限制，那就是为了创作《城市的精神：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我们研究的城市于我们会讲通用语言的地方。因此，书中出现的是蒙特利尔、纽约、牛津、巴黎、柏林、耶路撒冷、北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我们自然很想弄清楚我们的论点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出于这一目的，我们邀请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写一写他们个人很熟悉的城市，这些城市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这些人士熟悉他们所写的城市，或是因为他们曾经或现在居住在那里，或是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那些城市。我们委托他们撰写文章，并在上海和耶路撒冷举行了研讨会，这就是本书的来历。书中涉及上海、曲阜、青岛、成都等中国城市，还涉及大型化城市，比如东京、孟买、伊斯坦布尔、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迪拜等，此外，我们还写到了丹佛、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塞萨洛尼基和槟城，这些城市虽小，却在周边区域中发挥了重要的市场功能。所有这些城市都具有独树一帜的身份，对“城市化不可避免带来同质化”的论断发起了挑战。

当然，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论点将面临一场硬仗。过去，社会批评家撰写文章称，相比小镇和乡村生活，大城市里的生活非常孤独，人们彼此疏远。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3年创作了一本有关城市的书《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被世人多次引用。在书中，他写道，现代生活的深层次问题在于个人尝试在社会的主权权力之下，在历史遗产和外部文化及生活技能之下，维持自身存在的独立和个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城市里，因为在城市里，现代的人们可以表达其自主权，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必须忍受孤独。城市就是“自主权”与“平淡无奇”进行斗争的地方。正如马克·吐温在1867年所称：“一个人每天都要无聊地在同一条漫无尽头的路上走数英里，挤过嘈杂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孔。”或许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吸引人，但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似乎并不在其列。如果在现代城市中有任何共同的生活，那似乎就是对新高科技产品的高度个人主义追求。当城市化与貌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相结合，就有可能将各种文化转化成单一的消费主义文化。

但现代城市中出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社群意识。越来越多的人都体会到了越发强烈的世界主义，但他们也想感觉与众不同。我们认为，城市能让世界主义和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互相结合。确实，我们看到市民往往为他们的城市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同时还会促进独特的市民文化和生活方式。蒙特利尔人努力推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耶路撒冷人努力宣传他们的宗教身份，而且，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主义”，曲阜的居民仍以保存下来的儒家文化遗产而骄傲。伦敦人以人文传统和对外开放为傲，而相比之下，英国的乡村居民就显得有些故步自封了。阿姆斯特丹人的骄傲在于他们的开放和包容，尤其是在整个荷兰都表现出排外态度的时候。“我爱纽约”是现代有名的市场营销口号，或许并非巧合。全世界的城市都在模仿这一口号。在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人们穿的T恤衫上印着“I love Beijing”（我爱北京）。或许可以讽刺地说，这不过是受到金钱的驱动，但这种口号确实体现了真实的感情。

人们确实热爱他们的城市。纽约的特性在于众所周知的个人主义（我们称之为“抱负”），但作为基础的社群意识和城市自豪感在“9·11”这样的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市民精神，部分原因在于纽约与美国的其他地方并不相同。纽约人常说，相比整个国家，他们对纽约这座城市的依附感更强烈。其他美国城市则在努力将它们自己和纽约区别开来。2011年，拉姆·伊曼纽尔当选为芝加哥市长，在对芝加哥居民的讲话中，他提到：“我们和纽约人不一样。”纽约以身为移民磁铁而自豪，芝加哥则因为它们在美国大型城市中拥有的移民人数少而骄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到那里的人往往都会终生居住在芝加哥。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若是能表现出特殊的身份或特性，往往就可以催生出强烈的城市自豪感。

那看起来相对类似的中国城市又如何呢？外国游客常说中国的城市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观掩盖了每一座城市对特性和社群意识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深植于每一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模式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我们的书主要基于一个乐观的信念：城市能够将化和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结合起来。而且，我们认为城市作为身份认同的场所，具有国家的其他优势。重要的是，在城市层面上追求特性，不大可能造成强烈的憎恨和战争。事实上，市民精神能够过度的民族主义。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城市并不拥有军队，因此，市民的自豪感就不太可能具有危险形式。如果城市能提供形式丰富的社区和独树一帜的身份，就会使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无言以对，这些政治家正是利用了人们对现代世界社群意识降低的担心。因此，好在城市这个层面上追求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

现而今，首都城市的居民往往都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危机期间，人们往往会聚集在周围，比如遭遇外国发起的严重恐怖袭击。但本书中的文章显示，大多数“市民”都拥有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无须完全延伸到国家的层面。这并不是在否定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合法作用，举例来说，把树立强烈的中华民族感当成一项共同项目来推动，有助于人们更加努力地把财富和资源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到西部贫困地区。然而，民族主义若是没有受到较为强烈的市民精神的遏制，就更有可能导致危险，因为民族主义煽动者发现更容易从未婚单身男性中得到支持，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强有力的家庭纽带。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并非市民精神能够并且应该取代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不过未来或许会如此），我们只是想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市民精神融合了地方自豪感和对外开放性，为人们提供了心理基础，从而使人们成为更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

拥护城市特性，还有一个原因，即具有特性的城市还能完成令人满意的政治目标，而若要在国家层面上来完成这些目标，就比较困难。在美国，联邦政府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严苛，而这片大陆上的几个城市则宣布要做“庇护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政策否定了国家的政策：它们避免施行与非法移民有关的联邦法律，并且不会迫害这些非法移民。

同样，或许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政客才可能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计划，当然了，特朗普现在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城市正在寻找替代性的政治合作，可以说是在执行它们自己的“外交政策”。2005年12月，时任京都市长桝本赖兼创立了市长级气候变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由首尔和波恩两市的市长负责管理。如同中国杭州这样的城市以它们的环境特性为傲，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比国家做得都要好。纽约市自封为“世界之都”，可以利用其抱负的这一特性来有效执行其外交政策：时任市长的布隆伯格邀请全世界数百位市长关注城市如何能够共享政策举措和技术，从而减少碳排放。而且，城市建设现在能够评价其政策的相对成功率：2010年，世界城市论坛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上宣布，世界上的城市现在有了一个通用办法去计算合法界限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并不是否定国家合作和环境计划的需要，毕竟这些计划的预算是城市承担不起的，但具有类似特性的“姐妹城市”之间的合作能加强国家合作的基础，并为之提供支持。

推动城市特性的发展，还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城市形成明显的身份，有助于振兴衰退的经济。一座漂亮的博物馆让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不再是走下坡路的工业城市，反而一举成为艺术世界的“麦加圣城”（顺便说一句，请注意我们用来表达政治理想的城市比喻）。在中国，文化游客受到曲阜的吸引，因为他们想要了解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这有助于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个城市的成功范例可以推广到该国的其他地方。对中国而言，有一个不那么出名的方面，那就是中国允许城市拥有大量财政和立法自治权（这与美国和印度的城市形成对比，在这两个国家，权力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作为个“经济特区”，深圳在1979年时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已发展为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经济发展得欣欣向荣。从广州到上海，其他很多城市很快就开始效仿深圳的市场改革之路。大连和天津互相竞争，都希望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年会（终决定由这两座城市轮流举办），这两座城市都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施惠于民。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互相竞争，实现社会正义，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都的办法是依靠长期的努力，采取自下而上的协商民主和公共参与，重庆则更多地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对数百万人进行拆迁安置，从而实现类似的目标。若是事实证明成都的“温和”模式能更为有效地降低收入差距，就能为全国树立经济典型，就如同将深圳设为市场改革样本一样。

即便是在国内政策方面，城市也有很多贡献。一方面，城市的税务机构受到限制，对收入不均衡的现象没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城市确实减少了收入的差距，它们采取的办法是向较为贫困的社区投资，发展教育和基础设施，吸引资本和企业进入特定的社区，等等。哈罗德·沃尔曼（Harold Wolman）研究了23个发达国家重要公共服务方面的地方财政支出占该方面政府支出的比例，他的研究结果十分惊人。环境保护占66%，娱乐文化和宗教占57%，住房和社区设施建设占44%，这些方面的比例都很高。4这是因为城市承担了部分责任，城市感觉应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城市拥有“创意阶层”，所以往往能做到国家做不到的事。无论我们是从狭义（经济领域内的创新），还是从广义（将艺术家、科学家等都包括进来）去解读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概念，城市都吸收了很多人，而正是这些人的创新观点和措施使得全世界更快地向前发展，或者，正如巴伯（Barber）所说，城市是文化、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主要孵化器，由此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星球。5

作为政治理论家，我们希望一座城市的特性还能激励社会和政治这两大领域去思考重要性。想想古代吧：我们都知道，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模式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供了知识素材，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创造力的一个时期出现在战国时代，当时的城市中涌现出了很多的思潮。约翰·洛克（John locke）能创作出《论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主要是因为他生活在阿姆斯特丹，而在17世纪的欧洲，阿姆斯特丹是思想开放和宽容的城市。还有一点也并非巧合，当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蒙特利尔受到启发，创作出了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语言权力的理论，在这座城市，其复杂的语言政治不可避免地受到居民的影响。

当然，一个城市应该树立特性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这个城市确实具有特性。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14个城市的特性，它们各有各的不同和非凡之处。各个章节的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并且试图做出历史解读，但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们个人的经历为基础，同时还以“漫步城市”这种方式获得的感想和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和讨论为创作基础。采访对象涉及不同城市里的不同阶级、民族和性别；城市内的地点都是随机选择的，并随机选择陌生人进行交谈。在我们的本书中，我们说明了这个办法如何能调整和改善对城市特性的假设。我们从沃尔特·本杰明的“巴黎拱街”计划中吸取了灵感，想到了“漫步城市”这个办法，有地在一段时间穿行于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旨在收集当地人讲述的故事，描绘出更为全面的城市特性画卷。

本书的这种方法引起了一些批评意见，让我们不得不对反复出现的批评做个简要回应。有些批评家认为我们的方法仅凭印象，过于主观，他们还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定量分析。事实上，我们认为，定量分析可能会有所帮助，这本书中的几位作者就利用了调查机构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和数据，但问题在于，大多数调查只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对比，并没有涉及城市。

其他批评往往十分矛盾。一方面，批评家指责我们把“城市的特性”描述得太简单了；事实上，城市更为复杂、多样、多变并且呈现出多元化，远远不是一个价值或一系列价值可以概括的。我们确实意识到，我们的假设或许更多地揭示了一座城市的核心，比如“包容”这一特性更符合住在阿姆斯特丹中心区域的居民的想法，而住在郊区和城市边缘的人并不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而且，随着我们远离青岛的市中心，理想主义和异国情调这些特性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我们也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特性会发生改变，我们这种以历史为依据的方法旨在说明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但是，重要的是要解释清楚一点：与其说特性强调的是一系列价值，还不如说是在强调一个论点。我们有责任“入乡随俗”，这表示在罗马，就要按照罗马的规矩来进行讨论。身为政治理论家，对于规范性问题，我们所做的就是参与这些讨论；在每一章中，作者都力求对“特性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供道德上站得住脚的解释。他们讨论故事和印象，讨论什么是特性，以及关于那一特性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是什么。举例来说，曲阜的特性应该是打造进步和男女平等的儒家文化。

另一方面，批评家还指责我们是伪装的道德相对主义者。除了不多的几项基本人权之外，我们主张，不管城市的特性是什么，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甲城市的市民喜欢某一价值，那么来到这座城市的移民就应该适应这一价值，如果这些移民选择搬去乙城市，而这座城市的市民对另一个价值青睐有加，那么这些移民就要再次适应。如果曲阜的当地官员打算把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打造成“儒家文化特区”，儒家学者反对在曲阜建造比孔庙还要高的基督教堂这个计划，那想要建造教堂的基督徒就需要去别的地方建教堂，就好像儒家信徒不能在梵蒂冈建造比圣彼得大教堂还高的孔庙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方式似乎是在为城市管理者打着城市特性的旗号推行备受争议和歧视性政策而辩护。大多数国家都不敢推行这样的政策，不然马上就会被议会叫停，那为什么城市可以这么做？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确实需要更加公平无私，但相比国家，城市可以并且应该被允许表现出更为“不透明”的善念或生活方式，前提是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市民确实希望他们的城市能够这么做。而且，有时候，这么做的结果比国家所做的决策更为开放和宽容。举例来说，2012年，德国法院规定，对年纪很小的人实行割礼是非法行为，因为这相当于“严重身体伤害”。无须多言，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会认为这一规定难以遵守。柏林市认为它们对宽容的热衷和对传统的承认比这个法庭决定重要，于是便允许进行割礼。总而言之，在现代，城市是人类福祉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提供了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而这是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城市就应该拥有更多的余地来推行表现其身份的政策。

在这篇导言的后，我们要说，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通常而言，这样的话会被当成假谦虚，不会有人理会。然而，我们是当真的，我们地看到《城市的精神：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触发了更多类似的思考。因此，我们骄傲地将这本书献给中国读者。越多地了解城市的精神和身份，那么，我们的很多城市或许就能帮助全人类（尤其是中国）去面对21世纪棘手的种种挑战。、

青岛之所以美，不仅仅在于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观，更是因为这里富有“异国情调”，让人们能够从一般熟知的生活之中稍稍跳脱出来，提醒人们还有与当下生活完全不同的可能。

——汪沛 贝淡宁 《青岛：理想之城》                                        

不断面对地震和火灾的威胁，东京人依然充满活力地与人交际，旺盛的生命力就如同“飘零的花朵和坠落的树叶”。他们用“游戏”精神来对面无常，由此创造出了的江户时代的浮世绘。

——琳恩·小笠原（Leanne Ogasawara）《东京：花与火之城》

伦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提供了这种加强版的人间喜剧。萨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一个人如果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伦敦正是戏剧化的生活。

——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伦敦：人本主义和权力之城》

现代阿姆斯特丹对待多元化的态度可以用“奶昔”来比喻，他们认为包容是一种化合物，而不是混合物。人们融合在一起，吸收同化彼此的个性、价值观、标准和习俗。

——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阿姆斯特丹：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