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1918-2012），我国知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泰斗，其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周汝昌先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著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乾隆时的明义、永忠、袁
枚、周春、沈赤然、许兆桂早就明白记载，成无异词，只
有程伟元之流才会忍心害理地说什么“《红楼梦》小说本
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曹雪
芹为何等样人？明义、永忠自然一清二楚，但也不肯（不
便）传述他的生平事迹。以后提到曹雪芹之名的并非全无
，然亦大都片言只语，与不知无甚大异。自从雪芹亡逝以
后，直到清朝告终，情形就是如此。
入了民国年代，第一个注意曹雪芹的，可能要推邓之
诚先生。他在《骨董琐记》卷八引了《桦叶述闻》（长白
西清撰，八卷，书迄今未再现）的一则记载，专叙曹雪芹
的梗概。尽管《桦叶述闻》所记十分简略，却是十分重要
的“芹学”史料。只是邓先生落笔写作时间较晚，那是在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书之印行已是民国十五年了。在
此以前，胡适已作《红楼梦》考证，搜求得敦诚的《四松
堂集》写本，才写成文章，那是国民十一年，一九二二。
但我听邓先生说。胡适为了访求敦家兄弟的两部诗集，是
向邓先生求教、请助过的。
从一九二二年以后，对曹雪芹本身的研究（家世、时
代等可另论）就再无进展，长期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七年秋，我在求学历程极为坎坷、几次失学耽
误之后，终于奋力挣扎回到燕京大学，才得重拾故业。回
到燕园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长久湮埋的《懋斋诗钞
》。隔了廿五年之久，对曹雪芹的研究，忽然由此又得以
向前推进。
《懋斋诗钞》的继现，其本身之重要已不下于《四松
堂集》的初现。同时又因孙楷第先生得知《枣窗闲笔》，
因邓之诚先生得知《永宪录》，于是对曹雪芹本人和家世
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以里程碑称，这已是第三个
了。
发现这些重要史料的影响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搜求遗
编佚籍的兴趣。《红楼梦新证》于一九五三年秋出版，里
面除了已然引录的资料之外，还记下了一些因有远行而未
及续检的线索，如永忠的《延芬室稿》、明义的《绿烟琐
窗集》等等。这时研究者就相继而起了，《红楼梦新证》
里面所提到的人名、书名，都由热心于“芹学，，的同志
按图索骥，搜求甚力，不但补齐了我未及引录的，还牵连
发现了原先所不知的，如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一书就
是。
至一九五五年，上面列述的书都相继影印流布了，成
了一套丛书的样子。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以上，我认为都是有所贡献的。没有这些发现，我们
至今对曹雪芹仍然是一无所知。
对两幅雪芹小照的线索和资料的提供，我最感谢陶心
如先生和方行同志。
虽然有幸看到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但我对曹雪芹的研
究实在做得不多，常常为此抱憾负疚。一九六一至一九六
二年，大家为了准备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展开了一些工作。蒙一位热情的同志要我写一本介绍曹
雪芹生平的小书，我因问题甚夥，困难重重，不敢落笔。
后又蒙他再四鼓舞敦促，我为他的盛意所感，才鼓起勇气
，努力而为。一九六三年五月稿成之后，就取名叫作《曹
雪芹》，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书只有十三万多字，规
模很小，但从出版史上看，系统地研究、介绍曹雪芹的学
术论著，这却算是第一部了。
当时所受的主要局限有两端：一是时间紧迫，不容在
疑难问题上进行更多的考索；二是写法上出现了矛盾：给
我的任务，是作为某套“小丛书”的一个题目而计划的，
这种书的要求是力求简明，字数在五六万字之间。这还不
妨，最难的是“不要在书稿中作考证”，只讲“结论”—
—那原因不言而喻，一“考证”，就“繁琐”了，而“繁
琐考证”是被当作批判对象来看待的。在这种条件下而想
论述曹雪芹的一切（各式各样的专门性的复杂问题），其
困难可想而知。我在这种规定下落笔，于是那文字就十分
之拘谨，一笔都不敢放开些——而这是和我的写作习惯很
相反的。结果，当然平板乏味，了无意致可言。虽然如此
，写完了，竟已超过了十三万字。想让我压缩，势不可能
；作“小丛书”，是嫌太“繁”了。不得已，变通办法，
作为一般书籍、一种专著来出版，不再受“小丛书”的规
格限制了。这么一来，这本书便成了“两头都不够”——
早知如此，我绝不会采用那样写法的。我所谓的“写法上
的矛盾”，就在这一点上，并且再也没有条件来“挽救”
这个缺陷了。
卷尾“补注”中，原有对于两幅雪芹小照和《辽阳曹
氏宗谱》（即《五庆堂谱》）的介绍与研究上的看法，也
因为出版社害怕有涉“繁琐”之嫌，虽已排就，最后还是
给删掉了。如今我在这里试引其中的一小段。以存一斑残
迹：
……
我在写下了上述这些看法之后，又读到了朱南铣先生
的《曹雪芹小像考释》一文。他对上引题像诸人逐一作了
较详细的考察，我这里为体例所限，就不再重复。我感觉
我们虽然在若干枝节上犹有不同之见，但两人在这问题上
基本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认为朱先生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一点还是下面这件事
。
他根据《清史

序
一 由此说起
二 启蒙时代——“殆将有变”
三 大清朝局
四 奴籍
五 诞生
六 金陵老宅
七 家遭巨变
八 百足之虫
九 再遭巨变
十 满汉
十一 正邪两赋
十二 流浪播迁
十三 被钥空房
十四 身杂优伶
十五 杂学
十六 当差
十七 交契
十八 虎门剪烛
十九 诗胆
二十 笔墨生涯
二十一 山村何处（一）
二十二 山村何处（二）
二十三 黄叶著书
二十四 村塾过从
二十五 一别经年
二十六 南游
二十七 脂砚
二十八 苑召
二十九 佩刀质酒
三十 文星之殒
三十一 身后（一）
三十二 身后（二）
三十三 余音
新版新语
附录
一 补注
二 曹雪芹家与雍正朝
三 曹雪芹和江苏
后记

一 由此说起
我们有句老话：“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话也有时被误解误用为“读其书，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样吧，反正可见“书”“人”总是那等紧密相关。《红楼梦》的读者，大都因为想见其作者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们真能够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话，就一定会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部“只立千古”的长篇小说名著。
《红楼梦》，这“书”具在，浏览研读，尚称方便；而曹雪芹这“人”，却还是一位我们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们所知于他的，仍旧是异常地有限，或者说，我们对于曹雪芹的知识简直是可怜得很。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个人有九个是提起曹雪芹来都谈论兴趣十分浓厚——其实就是求知愿望十分迫切。这情形，我们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来，从我们悠久的文学历史上讲，曹雪芹不过是比较最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却远不能像介绍比他早了一两千年的许多作家那样的顺利和翔实。这真是遗憾之至的事。——困难究竟何在呢？
这困难，是多方面的。
在客观上，截至目前为止，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或者应该说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和便于运用的）正面文献资料稀罕得很。从主观方面讲，研究者的努力也还不能说很够。研究过程中的空白点、模糊点、分歧点又出奇地多——这些空白点、模糊点、分歧点往往就成为了解曹雪芹的关键性的阻阂。再说，这主题所牵涉到的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也又广泛又专门，通晓这么多方面和清楚这么些关系，对一个尝试研究的人来说，真是难度极其巨大的事情。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十分要紧的一点，像曹雪芹，作为一个清朝乾隆时代的内务府满洲旗下人，既有着特殊家世历史、又有着特殊本身经历的“过来人”——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各种情况、各种特点、各种“规律”，究竟何似？这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中，也还简直可以说是基本空白，探讨起来，了无凭藉，令人时时感到茫然莫知所由之“苦”。
这样说，不是一味来强调困难，“无可奈何”。相反，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来试行了解曹雪芹这位令人无限倾倒、无限神往，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大师、艺术巨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实在应当抱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努力朝我们的研究目标前进。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才敢来尝试这个工作：对曹雪芹这样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作一下介绍。
然而，困难是客观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能立刻都获得解决。不向读者说明是不对的。
不待说，空白点，我们不能凭空“制造”一些什么去填补它；分歧点。我们不能主观武断，都做出“结论”；不太懂的事物，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遇到这类困难，似乎只应采取以下的办法：空白的或模糊的，如果可能，不妨就某些迹象、线索暂时加以较为合理的推论或假定；分歧的，可以把问题本身加以简要介绍而附带提供个人的评议和正面看法，藉资参考；不太懂的，可以暂付阙如，或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
由此可见，介绍曹雪芹时，除了那些较为确切的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尽免于——不能不容许着若干的探索性的、假定性的部分。这些，原该随处酌加说明。但最好先向读者一总交代一下。
在此以外，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如果只就他本人所生活的那区区四十年的过程来看。就会有许多事情不易明了，大部分的问题难于解说剖析。因此，先要了解他的家世历史——而这和了解任何作家都必须知道一些他的家世情况的那个“一般命题”又并不完全相同。原因是，不仅曹雪芹的家世非常特殊，而且他本人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境遇上的变化，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历史政治事件所牵连产生的后果，种因甚远，牵绪颇繁，不由历史寻其来龙去脉，就无法说明曹雪芹那些遭遇的意义，也就无法窥见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面貌。
但是，要交代这些，包括百十年间的许多事件（连带着清朝的很多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势必成为辞费，读者就可能感到讲曹雪芹而讲家世和讲历史的部分太多了，不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很不容易恰当解决。
关于这点，我想只好这样：一方面，介绍家世和讲历史时尽量地简要；另一方面，也要求读者谅解，我们并非是为了讲这些陈言往事而讲它们，是为了要说明曹雪芹的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而讲它们，目的只在便于更深人而全面地直接了解曹雪芹本人并间接有助于了解他的小说《红楼梦》。在本书中，我并把一些在叙述上可以较为“独立”的章节特别分出去，降为“附录”，放在卷尾，这样，既可以“尽早地”直接介绍曹雪芹本人，也可以让读者补充理解那些前面叙说过于简略的各种问题和关系，主次比较分明些——不过，我还是要说老实话，如果你以为，除了“曹雪芹”三个字，一谈别的，都是“节外生枝”，因而表示“不感兴趣”，那么你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最好能适当地改变改变才好，因为，想了解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家，特别需

曹雪芹为清代文学家，一部《红楼梦》奠定了曹雪芹在中国文学中不可取代的地位。曹雪芹的一生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不仅一部未竟的《红楼梦》引发后世对于《红楼梦》“真相”的种种探寻，其人生经历亦引起了种种猜想。“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以极其饱满的激情，以极高的史学修养，以对《红楼梦》了若指掌的取用，大胆猜想并小心求证，写得这样一部在曹雪芹研究与红楼梦研究中都不可或缺的传记——《曹雪芹传》，值得一读再读。

新春里才从墨西哥度寒假回来时，收到周汝昌先生自
北京来信，说他最近已把旧著《曹雪芹》一书增删修订，
改题作《曹雪芹小传》，即将出版，要我写一小序，以志
墨缘。他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兴，我想海
内外所有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们也一定会雀跃欢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
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
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
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
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事实上，世界上几个最伟大
的文学家的生平究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马与
屈原，也许是由于时代太久远了，缺乏详细记载；但莎士
比亚（1564—1616）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
国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对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
至有人还在说，那些戏剧都不是他作的。也许这些大文学
家在生时正由于不受统治集团和世俗的重视，才有机会独
行其是，发挥一种挑战和反叛的精神，创作出不朽的巨著
罢。这样说来，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
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
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
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
可是我觉得汝昌写这小传时，却采取了一种很明智的
态度。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
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
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
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
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
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
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
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象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
《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
努力，我们对《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
，已进步很多了。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
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
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
都可令人敬佩。至于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解答、对某些资
料的阐释和运用，当然不会得到每个人的完全同意。这本
来是很自然的现象。一个顶好的例子，是他大胆建议曹宣
的名字，多年来受人责难，直到康熙时的《曹玺传》稿被
发现后，才果然得到证实。今后红学研究，基本上还需要
大家来发掘更多的资料，并使它普遍流通。让学术界来广
泛利用，作出各种不同的可能的解释，互相批评，铢积寸
累，弃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实。“实事求是”首先要
挖掘和知道“实事”，然后经过反复辩论，才能求得真是
非。恰如林黛玉对香菱说的：“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
。”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奠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讲论
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发性的头绪。他自己也在不断地精进
。
这一点我不妨举一件小事来作证。他在初版《红楼梦
新证》里解释“雪芹”二字说：“怕是从苏辙《新春》诗
‘园父初挑雪底芹’取来的。”后来在1964年出版的《曹
雪芹》一书里，他又加了“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
’的诗句”。我当时读到这里，就觉得这样注释固然显得
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应该还是苏轼的《东坡八首
》。我把这意见向一些学生说过，本来想写一篇小品来补
充，因别的事情耽搁了。后来读到1976年汝昌的《新证》
增订本时，见他果然在这范成大的《田园》绝句下面又加
了一个括符说：“参看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
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这件
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断勤奋追索的精神。
……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
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
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
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
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
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
。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红楼梦》，归来得书，即
以所摄
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红楼》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红楼》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
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长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
帧之侧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四大名著之首，但有关其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事迹，史料很少。周汝昌先生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他以古典文学专家深厚的功力和学养，以诗人的想象力和才情，将零散的“曹雪芹碎片”还原成一个活生生完整的人，生动展示了曹雪芹的悲悯情怀和坎坷人生。此书堪称曹雪芹传记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