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196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等。现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金融档案史料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金融史，在《史林》《史学月刊》《银行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大象无形：青年思想教育札记》《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等，编纂有：《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目前已出版四编）。

这本书从2017年5月开始撰写，直到2019年6月基本定
稿，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但我为写作这本书所进行的基
础工作，则至少要从2008年10月甚至更早些时候算起。
2008年10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银行监管
制度研究（1897-1949）》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
，获得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等颁发的奖项，并由上海远
东出版社于2018年8月再版。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本书
依然留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我的导师吴景平教
授在该书初版序言中就指出：“在这一课题的后续研究中
，可否从以被监管的银行为本位的角度出发，包括单个银
行与银行业整体是如何看待、应对政府的监管的，银行内
部管理和业务经营状况与监管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值得研
究的。”他的这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2010年5月，我调离上海银监局，正式加入广发银行
上海分行。从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转身而为股份制商业
银行的从业者，也同时给了我一个从被监管者角度观察问
题的新视野。比如，一项监管政策颁布后，各家商业银行
的管理层究竟是如何思考的?员工又是怎么看待的?商业银
行最终又是如何具体因应的呢?我想，如果不厘清诸如此类
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最终的监管政策效果乃至整个近代中
国金融史，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和书写。
这些年来，我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民国时期商业银行
本身，试图从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内部管理、社会责任
等，以及各级从业者自身的成长等多个维度，探索商业银
行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先后编集了《稀见民国银行
史料丛编》（目前正式出版四种，近700万字）、《民国银
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目前已出版一辑三种)等史料性著作
，并出版了《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民
国银行练习生记事》等专著，同时在一些报纸、杂志和新
媒体发表了百余篇专栏文章，在“东方讲坛”“银行家讲
坛”等场合作了多次专题讲座。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工
作为本书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有关写作此书的初衷和具体思路，我在本书自序《邂
逅陈伯琴》一文中已有详细交代，这里就不赘述了。
应当说，这是我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本书。两年
多来，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以查找资料、寻访现场和
研究写作。每当夜深人静，在灯下捧读那些纸张已经泛黄
的史料，我时常感觉是在与当年的银行界前辈们对话，倾
听他们的娓娓诉说。当年鲜路蓝缕的艰辛，其辉煌与苍凉
，每每让我感念不已。
作为一个近代中国金融史研究者，同时也是现今中国
银行业的实际从业者，我常常感到，自己有责任将这段历
史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呈现出来。当我真正进人本书的写作
状态后，我发现自己所要叙述和表达的，已不仅仅是一个
普通银行职员的职业生涯、一家民营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
，而更多的则是民国银行业的艰难变迁和那个时代的风云
变幻、社会百态。还有，就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有关陈伯琴先生个
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重要史料，譬如可能存世的日记、家书
等，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未有发现。我也曾多方辗转，包
括在微信朋友圈、新浪微博等多个渠道发布了有关寻求帮
助的信息，希望能够寻找到陈伯琴先生的后人或其他知情
人士，可惜未有所获。我仍然寄希望于本书出版后，能有
陈伯琴先生后人和热心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待本书修
订时补充完善。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首先要向本书主人公陈伯琴先生
表示真诚的谢意。正是与陈伯琴先生的“邂近”，让我得
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档案馆彭晓亮先生。从本书最初
的酝酿构思，到档案史料的搜集辨识，从天津、青岛等地
的现场寻访，到全书初稿的校改勘误，彭晓亮先生都耗费
了极大心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苏玉梅女
士。她几乎参与了本书从构思、写作直至校改的全过程，
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她在语言逻辑、数字概念等方面
的独特专业优势，为本书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学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徐昂博士。他对本书章节的结构安排、史料的解读叙述等
，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各种形
式帮助的多位师友：我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银监局
工作时的老领导李克渊先生，复旦大学吴景平先生，上海
市档案馆邢建榕先生，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先生，青岛市
档案馆周兆利先生、张蓉女士，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
胡端先生，上海国盛集团姜鸣先生，浙江省政协办公厅周
进先生，上海图书馆邓防女士，上海书店出版社完颜绍元
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陈季冰先生、陈占宏先生，上海金
融法制研究会倪维尧先生、许慧诚先生、吴弘先生、刘晓
明女士、刘姚莹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王强先生，天津师范
大学孟国先生，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陈三三女士、严明洁女
士，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黄沂海先生、许斌先生，广发银行
天津分行李素坤

邂逅陈伯琴（自序）
引言
第一章 上海（1921—1924）
陈氏宗谱/陈理卿/学生时代/入行之初/规矩种种/薪酬与福利
第二章 郑州（1924—1926）
豫丰纱厂/初到郑州/洪雁艕/堆栈管理员/制度与通融/ 1925年记事/工潮记/鸿门宴
第三章 汉口（1926—1927）
劳资之争/“现金集中
第四章 天津（1928—1934）
津行/分理处主任/ /棉花与棉业/票据与票号/牙税与印花税
第五章 青岛（1934—1937）
开业之初/银钱业一瞥/银行公会/说票据/岛城风情/1935年记事/公余生活/撤销之前/紧急撤销
第六章 上海（1937—1939）
撤退/行务掠影/徐新六遇难/读书与训练/公余生活
第七章 天津（1939—1942）
津市/金融统制/行务点滴/公余生活/病故之后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上海(1921一1924）
对于本书的主人公陈伯琴而言，上海这座城市具有特别的意义。陈伯琴在这里先后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并且在这里进入了自己人生之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工作单位—浙江兴业银行。
寻觅陈伯琴的踪迹，自然应当从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开始。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有外资银行11家，资力雄厚的山西票号24家，汇划钱庄62家，金融活动相当活跃，金融业居于重要地位。然而，上海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全国乃至东亚金融中心，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初。那是在经过了20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地苦于军阀纷争，社会生产萎缩，而上海凭借租界的有利条件，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获得巨大发展。“复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上海金融业资产阶级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素有默契，上海在地理位置上又与南京紧密相连，金融业遂又获得空前的发展。”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金融中心之一，乃是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和良好机遇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雷麦曾把上海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的几个城市进行比较。他说，如果我们把新奥尔良和纽约合为一个密西西比河口的城市，则这部分地域就有些像中国，而这两处合成的城市在重要性上就有些像上海。①
上海作为当时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机构数量与种类、金融资金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地位非常突出。有专家即作过如此的概括：一是金融首脑机关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会员中，总部设在上海的占81%；二是社会货币资本惊人的集中，上海一地所占全国华资银行存款和资产的比重达到了47.8%；三是上海成为金银进出口和外汇吞吐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四是全国利率和金融资产行市均以上海为转移；五是具有投资市场的功能，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六是各类金融市场进一步活跃，交易量持续上升；七是上海的大型银行于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建立起“条块结合”的融资网络；八是经营近代银行所必需的人才、信息和设备日趋齐全，电信设施也不断完善。②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应当对陈伯琴的家世渊源、教育背景等有所了解。
陈氏宗谱
在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有一份陈伯琴的行员表，填写于1930年，籍贯一栏为“浙江镇海”。顺着这条线索，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一份《蛟川灵绪乡沙河陈氏西宅宗谱》。这一重要史料解答了我的不少疑问。
宗约
《蛟川灵绪乡沙河陈氏西宅宗谱》由陈廷钧等编撰，撰修时间为1925年。整个宗谱分为“卷首”和“正文”两大部分，其中“卷首”包括序言、宗规、宗约、诰命、像赞、传记、墓志铭、杂文等，正文卷一至卷六，包括世系、世次等内容。根据该宗谱记载，陈氏宗族始迁祖陈良一，明正统间自鄞邑姜山迁慈东青林渡，再迁镇海沙河，十余代后别为东西宅。西宅下分王家港房派、堂廿七公派、堂廿六公派等。陈伯琴家族属于其中的堂廿七公派分支。
在乡土社会结构日益松散的情况下，修订宗谱被认为是维持家族凝聚力的一种重要途径。1925年春，当时宗族中之年龄最长者陈日稔，受邀为该宗谱重修撰写序文，当时他年已80岁。
在这篇序文中，陈日稔认为，“吾国之旧道德实赖家族制度以维持之”，并将宗谱视作家族制度的“纲纪”。他以为，“古之世，农恒为农，工恒为工，聚族而居，沿为风俗，今则物价腾贵，生计艰难。吾族僻处海隅，地隘民稠，无轮轨之交通以邮其智识，无丰富之物产、伟大之工厂以养其身家而植其子孙，以故聪颖子弟往往谋食四方，角逐于通都大邑名利之场，适乐国而忘故土”。在他看来，“苟无宗谱以序其昭穆、析其支流，恐数世之后，将有视宗族如胡越、遇昆季若途人者”①。
P11-13

《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1921-1942上下)》是国内微观金融史域的开山之作！稀见民国银行史料的首次披露！一个人，廿载银行职场记。五座城，半部民国金融史。沪上著名金融史学者访寻昔日现场，探究银行职员的内心世界，触摸民国金融的真实纹理。

若干年前的一天夜晚，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日早晨，我在上海城隍庙旧书市场
，偶然沟到了一大包旧资料。回家之后赶紧打开翻阅，发
现很多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了，有的还有水渍印迹，但总体
来看，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辨。
初步研读这些资料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民国时
期上海一家著名银行的某个职员遗留下来的个人档案，时
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有工作笔记，有个人日记，有公私往
来信函，甚至还有不少黑白生活照片。他在这家银行的若
干个异地分支机构工作过，对当地重要金融事件及风土人
情几乎都有所记述……
我当时的第一判断即是：这些资料足够还原出一个民
国银行职员的职业生涯，甚至还包括了其丰富的私人生活
。
等到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录入这些珍贵的史料时
，却突然发现，每页纸，包括所有照片，一下子全都变成
了空白！
一惊之下，我突然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境实际折
射了我一直以来对金融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金融史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制度、机构、人物
、市场，以及实际运作过程等，都是研究对象。以近代中
国金融史而言，近些年来对上述研究对象进行的专门研究
成果已有不少。不过，我一直认为，将金融史研究作若干
个领域和部分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所有的金融
事件，都发生在某个具体的时空，并且都不是孤立的。就
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它有自己的组织架构，有自己的
内部制度，有自己的管理层和职员；同时，作为一个市场
主体，它必须受到政府及其监管机构的监管，并参与市场
之中的合作与竞争，还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客户。
近代中国的本土商业银行，如果稍具规模，大多设有
异地分支机构，有的重点在省内各地，有的则扩充到了省
外，不少口岸城市已经成为银行布点的选择重点。比如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等，遍布全
国各地的机构众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商业银
行。以“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为例，这家银行
1915年之后将总部设在上海，先后在杭州、汉口、郑州、
天津、青岛、南京、北平、昆明、哈尔滨等地设有分支机
构。
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本土商业银行，自然要研究银行
总部，包括其从筹建到撤销的全过程，这是首脑和中枢机
关，相当重要。同时，我也认为，要特别重视研究其异地
分支机构。这是神经，是触角，是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异
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才能全面准确理解总行的战略意
图、决策效果、管理水平。而异地分支机构的经营状况，
又与当地政治、经济状况乃至风土人情，有着极大关联度
。
因此，如果要深入研究浙江兴业银行，那么其设在各
地的这些分支机构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在于，现存浙江兴
业银行各地分支机构的相关资料，无论是报刊资料还是档
案史料，大多由各地分支机构不司从业人员在不同时点分
别撰写，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如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
其内在逻辑性如何，则是很值得讨论的。
多年以前，我在政府机构工作时，每年都要参与对下
级单位的年终考评。由于分支机构众多，分布在好几个省
份，必然要组织抽调机关本部若干人组成若干小组，分赴
各地实地考评。尽管可能事先设计了统一的考评标准，但
实际操作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需要依靠考评者的主观判断；
再加上不同考评组对考评标准理解程度不一，考评结果的
可比性自然就成了问题。理论上讲，如果用同一个考评组
去所有分支机构进行考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
在于，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我想，今天我们对当年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比较研究，可能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况
。
从另一个方面说，金融史也应当是有血有肉的。如果
仅有枯燥的制度文本、组织架构变迁，以及若干个并不一
定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金融史研究的成果也就只能是干巴
巴的“骨架子”。而且，金融史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史、军
事史、经济史、生活史等而独立存在，研究一家银行的总
行和若干家异地分支机构的真实状况，目的并非仅仅为研
究这家银行，而是以这家银行为样本，呈现出金融史本身
的丰富多样性。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既呈现出金融史本身
的丰富多彩，又体现出金融史内在的逻辑性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中的某些内容与银行工
作并无直接关联，譬如当年天津、青岛等城市的风土人情
就占了相当篇幅。如此安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
些内容完全是陈伯琴当时观察与思考的客观记录。为什么
要选择记录这些内容，而不是其他内容，实际已经反映了
陈伯琴彼时真实的立场和观点。更何况，对当地社会环境
各方面的了解和关注，本身就是一个优秀银行经理职业素
养的题中之义，不可或缺。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中的某些章节与全书
其他部分的叙述风格差异较大，尤其是口语化色彩较浓。
这其实也是我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保留陈伯琴的

这是一部严谨而独特的微观金融史著作。
本书主人公陈伯琴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郑州、汉口、天津、青岛等城市工作，历任浙江兴业银行堆栈管理员、信贷员、分理处主任、支行行长、总行部门襄理、分行副行长等岗位，几乎从事过当时银行所有业务种类，并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若干政治、金融、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是全国性的，如武汉封锁现金、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抗战全面爆发等；有的是区域性的，如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天津金融统制等，都是近代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史事。
本书作者经爬梳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献史料，所力图还原的这一真实人物个案，折射出近代中国银行职业经理人成长的一般路径、民营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艰难历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