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住在巴黎的两班牙画家艾尔维拉·德·普兰收到消息说，在中国经营家庭纺织企业的已分居的丈夫雷米离奇地死在上海家中，而她必须前去安排葬礼。
在费尔南达的陪同下，她乘船离开马赛，去上海取回雷米的遗体，并且要求分得他的遗产。可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旅程开启了一场穿越中国、不可抗拒的远征，只为探寻秦始皇陵的巨大宝藏。在历经艰险之后，她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艾尔维拉和费尔南达很快就发觉自己陷入了匪徒黑帮、鸦片烟馆和政治阴谋的罪恶陷阱……

玛蒂尔德·阿森西
1962年出生于西班牙阿里坎特，西班牙记者、超级畅销作家，主要擅长创作历史冒险及悬疑小说。
她在全球拥有两千多万小说粉丝，其作品在全球已畅销数千万册，被译成16种语言，《阅读》杂志称她为“冒险小说女王”。她的作品都是苦心孤诣的成果，历史记述皆有据可依，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她曾荣获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其中：
2007年《最后的加图》英语译本获得了国际拉美著作佳悬疑小说奖，以及佳冒险小说荣誉奖；
2008年《苍穹之下》获得国际拉美著作奖二等奖；
2011年因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萨拉戈萨历史小说荣誉奖。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冒险小说女王”经典力作；
欧美狂销100万册·中文版首次翻译出版；
国际拉美著作奖获奖作品；
西班牙女画家穿越整个中国，冒死探寻秦始皇陵的惊天宝藏；
财富、权力、人心，什么才是问鼎天下的上帝之手？

第一章
乘坐安德乐朋号航行，我经历了无尽的头晕与痛苦。在某日中午，船竟意想不到地平静下来，我不情愿地用力睁开双眼，似乎那样就可以知道客轮在六个星期里第一次停止航行的原因。六个星期啊！四十个糟糕透了的日子，我只记得在甲板上待过一两天，而那还得非常勇敢才行。我没看见塞得港、吉布提、新加坡……甚至我们穿过苏伊士运河，停靠斯里兰卡和香港时，我都没能从船舱的窗口探出头去。从7月22日星期天早上离开马赛起，消沉和恶心就让我一直躺在那二等舱的小床上，喝姜茶和吸食令我发蒙的鸦片酊都无法减轻我的痛苦。
我与海无缘。我出生在马德里，一个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内陆城市，距离最近的海滩很远，所以我觉得登上一条船，漂浮、摇晃着穿过半个世界，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更喜欢乘火车出行，但雷米总说那更危险。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起，横穿西伯利亚确实意味着真正的疯狂，因此我只好购买海运公司豪华蒸汽客轮的船票，希望海洋之神大发慈悲，不要萌生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的古怪想法，否则，我们的肉身将被鱼啃光，烂泥也将永远覆盖我们的骨头。有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来，当然，我也没有带着海员的天赋来到这个世界。
当船的平静和令人不知所措的安宁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我端详起悬挂在舱顶天花板上的风扇那熟悉的旋转扇翼。在航行的某个时刻，我曾发誓，如果我的脚能再次踏上陆地，就会按照在鸦片酊模糊的作用下看到的样子画出那台风扇，也许可以将画卖给酷爱我的同乡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立体派作品的商人康威莱尔。可是，扇翼朦胧的幻觉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船停了？为什么没有听见到达港口特有的嘈杂声和旅客们拥向甲板急促的脚步声？我马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毕竟我们位于不幸的中国海，在那里，在1923年，危险的东方海盗依然拦截客船，抢劫和杀人。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我的手开始出汗，恰好那一刻，我的客舱轻轻响起倒霉的敲门声：
“小姨，可以进来吗？”那位新晋外甥女用低沉的声音问道，她是我免费摸彩摸到的。
“进来吧。”我忍住轻微的恶心应道。费尔南达来看我只是为了把晕船茶拿给我，当她每次出现在我的客舱时，我的胃都会感到不舒服。
姑娘有点肥胖的身子艰难地跨过门楣。她一手拿着瓷杯，一手拿着总不离身的黑扇子。她从不放下那把扇子，从不松开在后脑勺盘成髻的头发。她那风华正茂的十七岁与从不脱下的丧服形成强烈对比，十分引人注目，那件丧服甚至对于一位马德里的小姐来说也显得很过时，完全不适合我们在那个纬度所遭受的炎热。我想给她一些衣服，一些更轻便、更漂亮的衬衫，还有一条更短，按照巴黎时尚，短到膝盖的裙子，然而，粗鲁且不会感恩的她断然拒绝了我的好意，画着十字，目光移向她的双手，俨然一副明确表示不再讨论此事的神情。
“船为什么停了？”我想知道，同时，闻着厨师为几位旅客例行煎制的汤药的香气，缓慢地直起身。
“我们离开大海了。”她坐在我的床沿，将茶杯送到我的嘴边，“我们在一个叫作吴淞的地方，距离上海十四海里。安德乐朋号行驶缓慢，是因为我们正在逆流而上，也许会触及河底，几个小时后就能到岸。”
“终于要到了！”我发现临近上海比姜茶对我更有疗效。可是，我无法感到舒服，直到离开那个令人讨厌的弥漫着硝石味的客舱。
无论我怎么躲避，费尔南达不但不把杯子从我的嘴唇移开，相反，还做了个想笑的鬼脸。那个可怜虫长得酷似她的母亲，也就是我难以忍受的姐姐卡门。五年前，她在1918年的那场可怕的流感中离世了。除了性格，她拥有和她母亲一样又大又圆的眼睛，一样突出的下巴，以及一个令人生厌的小肉球为终点的鼻子。那个肉球使两人都拥有滑稽的外表，她们的脸总是显露甚至让最勇敢的人都感到害怕的酸酸的表情。肥胖，则来自她的父亲，我的姐夫佩德罗，一个大腹便便、下巴肉多得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大胡子遮丑的男人，一个也不和善的男人。由那对讨厌的夫妻生出那样一个严肃、穿丧服、像蓖麻油一样甜的小姑娘就不足为奇了。
“小姨，该收拾您的东西了。您希望我帮您准备行李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嘀咕道，带着痛苦的表情让自己倒在床上。我在夸大痛苦，实际上相当真实，但却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不过，既然她自告奋勇，为什么不让她做呢？
她在我的箱子里翻动着，收拾我在那痛苦的旅行中使用过的少许物品，我开始聆听走道上快乐的喧哗声和说话声，二等舱的其他旅客无疑和我一样急着上岸，返回陆地，跟余下的人在一起。这个想法使我那么兴奋，乐意做出努力，在呻吟和抱怨中直起身，双脚着地，坐在床上。我十分虚弱，这不容置疑，但比疲劳还糟糕的是恢复悲伤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被鸦片酊带来的昏睡驱走，不幸又被昏睡后的清醒送了回来。 我不知道办理雷米的事会让我们在上海待多久。尽管那个时候想起回程会令我毛骨悚然，可我却希望在这座城市逗留的时间尽可能短些。事实上，为了加速办理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