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祖籍浙江。曾是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中国大陆著作代理人。199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海大学大学院博士前期课程。2000年，出任亚洲通讯社社长。此后创办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和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从1997年开始，连续19年采访了“中国两会”和中共党代会，曾采访过中日两国多位领导人。是日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深圳卫视等的时政评论员，一位中日问题专家。从2012年起，连续3年获新浪网、凤凰网十大博客博主荣誉。著有日文著作《株式会社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的中国》等，译有《一胜九败》《不死鸟》等。自2012年在凤凰网开博至今，点击率已突破一亿！

01  日本为何电商不火，实体店依然存活
   我采访过日本著名的电器量贩店必酷的社长，他告诉我一个经营实体店的成功秘诀：第一，灯要亮、过道要宽，购物环境必须舒适；第二，所有商品都可以拿可以摸，购物体验要好，第三，厕所要多、要干净，让不想进店的人，也想进厕所。
   第一次参加中国(福建)国际智慧商业大会，我有点紧张，因为刚才听了中国商业界3位领袖的发言，我被智慧商业、数字零售的概念搞得有点晕头转向，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非洲，而不是商业发达的日本。抱歉，请允许我首先说出这个感受。
   从2018年开始，中国不少零售企业，包括各种商学院的MBA班到日本考察，考察什么呢?考察“新零售”。大家希望我上课，讲解日本“新零售”的发展经验。于是我跑去东京大学的经济学部，请教一位研究日本商业的教授：“什么是‘新零售’?”他听了也是一头雾水。后来我上百度查，发现“新零售”是这样解读的：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那位教授说：“日本商业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步。”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上，感觉日本零售业的科技创新至少比中国落后了5年，因为日本至今还是以传统的实体店为主。
   我今天的讲演，与本次大会所推崇的主题有较大的距离，或者说是背道而驰，我要讲的是：日本的实体店为何还能撑下去?
   日本是一个商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18年全球250家大零售商”排行榜中，亚洲零售企业上榜的有64家，中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上榜的共有15家，而日本上榜的有32家，占到亚洲地区上榜总数的50％。
   日本传统的商业企业——百货公司，大多拥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大家去过银座的话，一定到过三越百货公司，它位于银座五丁目的十字路口，创建于1673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十二年，距今已经有346年的历史。高岛屋百货公司创建于1829年，也有190年的历史。而日本的超市与购物中心、24小时便利店等业态，都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比我们中国早了30年。
   所以，13本的商业，既有百年老店，也有新近发展起来的新店，业态是相当齐全，经营也是相当老道。
   有一句话，我说了，大家不要生气：“日本是中国零售业的老师。”1994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百货公司上海第一八佰伴在上海浦东开业，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与日本八佰伴集团合资。八佰伴集团总裁和田一夫将日本百货公司的经营模式带人了中国，一楼全卖化妆品，而且百货公司里还开餐饮店。这种格局在当时的中国百货行业是没有的，无论是王府井百货公司还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当时的一楼全部是卖衬衫、羊毛衫的，百货公司里根本就不可能有餐饮店。和田一夫改变了中国百货店的格局，让百货店不仅成为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成为一个“吃东西”的地方。
   ……
   P3-5

本书收录了徐静波近年来在中国各地方政府机关、企业经济团体、高校等演讲稿。侧重于介绍日本在城市规划、企业经营、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创新和努力，举措和成果。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追求“谁 上谁下”的从属格局。

在2019年即将过去的前夕，世界著名的中国与亚洲问
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访问日本，我去拜访了他。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已经89岁。
老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和中
国历史，写过《邓小平时代》。他研究日本，写过《日本
第一》。傅高义先生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
会讲很棒的中文与日文，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号”的汉学
家和中日问题专家。
   最近，他又写了一本新书，叫《中国和日本：1500年
的交流史》。一位自认是中日两国共同朋友的美国人，痛
心于两国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希望能化解彼此的误会与
敌意，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为此
，他花了七年时间，参考了无数资料，完成了这本600多页
的巨著。
   我对傅高义先生的访谈，是从他的这本新书开始的。
   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首先是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的关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关系。
   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一波，是六七世纪日本向中国派遣
遣隋使和遣唐使。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发
达的国家，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日本为了向中国学
习，派遣了许多使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不少留学生长时
间逗留中国，学会了中文、学会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也学会了城市规划。所以，日本开始有了文字，开始建
设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奈良。所以，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母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一直在日本之上，日本对中国文
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对中国采取了朝贡的政策。
   但是到了晚清时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明治维新之
后强大起来的日本海军几乎全灭了中国北洋水师，随后签
订的《马关条约》，使得堂堂大清帝国被迫向日本赔款割
地，中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
为上，日本为下”的格局出现了颠倒——日本占据在中国
上峰。这是中日关系变化的第二波。
   但是，傅高义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中
国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但是居然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官
费和自费的留学生到日本留学。也就是说，晚清时期，中
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热。从孙中山开始，李大钊、周
恩来、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蒋介石、秋瑾、鲁迅、郁
达夫、徐志摩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几乎都留
学日本，总数达到数万人。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以及纺织
等产业，基本上就是拷贝(copy)了日本的。第一本中文版
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曾经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陈望道先
生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过来的。近代大量日本
造的汉语词汇被传到中国，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宝库。
   这是中国第一个向日本学习时期。
   中国第二个向日本学习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
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该如何重
建经济与社会秩序?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
   傅高义先生说，在中国与日本2200年的交往历史中，
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
拜会日本天皇的人。邓小平说，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
历史，但是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
使两国走向世代友好的未来。邓小平的话，让日本人大受
感动，他们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
们发誓决不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因此日本上下也非常想
表达他们的歉意，伸出友谊之手。
   邓小平在福田赳夫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了一句话
，这次访问日本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
仙草”。邓小平所说的“仙草”，就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
秘密。
   邓小平访日时，日本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他搭乘
了从东京驶往京都的新干线列车，感受了现代化列车的快
速。他在松下电器参观时，看到了彩色电视机，还看到了
传真机和微波设备。在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第一次看到
了机器人。邓小平听到工厂介绍说，一个工人一年平均可
以生产94辆汽车时，说了一句话：“这要比我们长春汽车
厂多出93辆，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回国之后，邓小平就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宣布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日本也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
援助(ODA)资金，中国开始了新一波学习日本热。
   傅高义先生认为，中日关系发生第二三波变化，是在
2008年前后。这个时刻，一方面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
国家综合实力与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
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相继举行，使得中国人的爱国
主义热情异常高涨，中华民族又一次屹立东方的意识十分
强烈。而在这一时刻，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强的焦虑感，因
为日本的GDP即将被中国超越，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宝座即将被中国夺取。特别是2010年，
中国GDP总额首超日本，让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
在中国人重新获得“中国在上，日本在下”的快感的时候
，日本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政治行动，就是把钓鱼岛“国有
化”，于是两国进入了长达8年的对抗对峙局面，甚至面临
擦枪走火的局面。
   好在经过这几年的对峙，双方

中日两国几千年的交流历史，证实了这么一个真理：和则双赢，斗则两败。
   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追求“谁上谁下”的从属格局。
   我们需要以一种真正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心理，实现与日本的新融合新合作，助推中国走向成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