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精选》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数篇,如《娜拉走后怎样》《看镜有感》《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夏三虫》《杂感》《导师》《补白》《这个与那个》《沙》等,通过这些经典杂文的阅读和学习,学生可以充分了解鲁迅在那个时代思想的深刻性和他坚韧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随感录三十八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k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P1-2
开化的要津 进步的阶梯
书是人类的创造,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体现,是
精神自觉的产物。她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
也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朱光潜《谈
读书》)。她可以突破时空局限,与古人把谈,与外国人
对话;她可以联系古今,“保存国粹,保存我们”(鲁迅
《热风·三十五》)。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
·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
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
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
谓“策书”、文书。这就是史书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
,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
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
、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
·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
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筒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至少是商代开
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类开始用笔
说话,用笔表达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
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
”“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
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
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
》《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不可计数的简册
或日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即
“论”“次”“修起”,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
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
,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
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
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了
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
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
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
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
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
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
《礼》四者成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
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
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做出的
最重大贡献,她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
产品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
大道也;少昊、颛项、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
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和实践、落实“经”
的“子”相继相次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
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
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为代表,包括
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
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
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成为国
学的核心构成。
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印度次大陆、东地中海沿岸进入
所谓“轴心”时期,印度《奥义书》、波斯《古圣书》、
希伯来《圣经》的《旧约全书》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较晚的伊斯兰教《古兰经》等也
应时应运而生。
而随着人文的演进,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生活
的多元化,先哲先贤又创作出无数好的具有经典意义的书
,蔡伦造纸以后我国更早早地出现了纸的书。比如可比配
经书而被称作“亚经”的《庄子》《离骚》《文选》《史
记》《汉书》《说文》《通典》《通考》《通鉴》、杜诗
、韩文等;比如《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
《苏东坡全集》《花间集》,姚姬传《古文辞类纂》、王
渔洋《古诗选》、张惠言《词选》,《西厢记》《琵琶记
》《桃花扇》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以
至从汉代《仓颉篇》《急就章》,到南朝周兴嗣《千字文
》、宋王应麟《三字经》,以至明清《治家格言》《幼学
琼林》及《笠翁对句》《弟子规》《声律启蒙》等一些蒙
学经典。再比如海外先哲《罗兰之歌》《亚瑟王传》、但
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弗雷泽《
金枝》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莫里哀的喜剧、歌德的诗文
集、易卜生的剧本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小说等等。还有当代巴金、鲁迅、冰心、叶圣
陶等的书以及一些红色经典。代有精华,满天星斗,琳琅
满目,不胜枚举。可谓“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
之错行”(子夏语)。就像“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
《鲁迅杂文精选》收入了鲁迅写于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全部杂文,充分显示了作者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底蕴。鲁迅先生的杂文具有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以及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抨击了时政、鞭挞了习俗、揭示了生活的哲理。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