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生，1997年6月逝世。河北高阳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解放前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其间，1952～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代表作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
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
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意义深长
。
——费孝通
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身一心为重建中
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公众化、为中国考古学
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俞伟超

“满天星斗”的中国史前文明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
文化与文明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老兵给青年人的话
考古学是搞什么的？
从“瓦罐排队”谈起
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
给青年人的话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考古与中华文明杂记
斗鸡台考古见闻录
姜城堡等三地调查报告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考古寻根记
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三者成为同义词从何说起？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这问题总算已经找到解答的钥匙。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当距今六七千年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
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我们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
华（花）与龙的结合（距今五六千年间）
华山脚下的玫瑰与燕山以北的龙的中间对接点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山西省北部）一带。
两者真正结合到一起的证据发现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辽宁省西部地区）一带，时间不晚于距今五千年间。那里近年发现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含有玉雕猪龙、玉雕玫瑰、玫瑰图案彩陶筒座与彩陶盆的巧妙结合。玉雕猪龙放在男墓主人身上，彩陶玫瑰图案盆和筒座配置在积石冢四周。
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从而进发出文明“火花”。
历史的转折
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
例如中国古文化中有一组奇妙的器皿：小口尖底瓶和三空足的鬲类。前者流行的时间约当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前；后者流行的时间约当距今五千至两千四五百年间。商代甲骨文中也有一组和它们相应的象形字。在大青山下的河套地带和桑干河上游地带的考古发现，证明两者有过交错关系，可以论证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甲骨文有关的三个象形字代表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三个时期（七千至五千年间，四千至五千年间和四千至两千年间）的特征器皿。第二，三个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代人们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
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
中华一统概念从理想到现实
距今四至两千年间，经历夏商周三个王朝，又称“三代”，到秦统一。《史记》说：“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这个转变过程怎样理解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把理想变为现实，是从三代至秦各国“逐鹿中原”的结果。从陶寺文化以来的“晋地”（指晋南）恰恰在“逐鹿中原”这个大政治漩涡的边缘，社会生活比较稳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春秋时期有句谚语“楚材晋用”。近年考古发现，从距今四千年前到西周中叶，晋地的陶鬲一直是沿袭陶寺文化那种“斝鬲”的由筒腹结合三袋足的传统。这足以说明，对秦人的统一事业，晋人曾起过“铺垫”作用。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原载《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P3-7

阅读苏秉琦先生的文章，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先生始终重视学科发展的社会背景及与现实的关系。这同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本书通过《大家小书》这个平台把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大众共享，会使读者对考古学有更多了解，对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考古学在现实与未来的作用，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
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
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
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
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
、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
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
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
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
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
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
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
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
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
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
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
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
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
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
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
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
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
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
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
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
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本书汇编了考古学家苏秉琦撰写的普及文章，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特点、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重要考古发现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的展望，能够让读者对中国考古学有基本的了解。本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详细介绍了中国考古工作中与早期中国和中华文明起源有关的发现，比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陶寺遗址的发现等，通过这些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探讨早期中国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起源等重大问题，因此本书的书名为“考古寻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