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指挥两艘炮艇，首航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乃至从宜宾到成都的水路航行经历。书中既有作者作为法国军人报效国家，与英国一争高下的雄心，作为殖民者开疆辟壤的各种焦虑，也有他作为航海家在装备和技术上的严谨和机动，以及作为冒险家那种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意志。更为珍贵的是，书中还记录了当时中国造船业的状况，内河的航运细节，三峡沿岸的地形地貌，险滩急流，以及中国人面对这些外来者的态度。本书对我们今天考证这段历史，尤其是重庆的航运史，极有参考价值。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译者序
序
第一章 直抵宜昌
法国炮舰开进长江的必要性——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努力——法
方计划——海军上将鲍狄埃和博先生——马尔尚上校介入——
我的合作者们——“奥尔里”号和“金沙”号——并非恭维
的绰号——蒲兰田——长江上游领航术和蔡尚质神父的地
图——购买小艇“大江”号——从上海出发——“笛卡尔”号
和法国炮舰“云雀”号——初遇困境——船舵受损——我们没
煤了——到达宜昌——“金沙”号的鲍威尔船长
第二章 穿越宜昌的激流险滩
最后的准备工作——“大江”号到达——改装小艇——宜昌的
欧洲人——大个子——海关的英国人和海难里的鸡——招聘中
国船员——冯密——左——错误的启航，我们忽略了江神——
龙，以及祭坛上的供品——航程之初——炉里的火腿和灶里的
油——獭洞——崆岭——“瑞生”号水难——布雷塔格船长之
死——新滩——噩梦——“金沙”号事故——什么是险滩——
不同种类的险滩——穿过泄滩——小事件和大事故——好办
法——迪·布舍龙英译法的故事——爆炸还是沉没?——我们
的成功和英国摄影师们的失落
第三章 在四川——重庆之行
八斗滩——穿越牛口滩——英国炮舰“云雀”号出事——青竹
标——令人不快的意外——我们进入四川了——宝子滩——轮
船掉头——刚好得救——医生沐浴——夔州府——礼物和拜
访——中式名帖——我的中文名字——夔府，娱乐城——当地
煤——接踵而至的事故——蒿杆滩——庙基子——云阳县——
兴隆滩，新生的险滩——几乎精疲力竭——盘沱及其庙宇——
险境尽头之门——治病的佛——狐滩——雾阻行船——忠
州——一个老修士的有趣反应——涪州——烟囱里的火苗——
到达重庆——英国人和清帝国海关想跟我们玩花招——龙门
浩——狮子山——王家沱
第四章 在重庆的日子里
重庆的欧洲人——拜访领事——臭气熏天的地方——人粪
尿——不俗的诏书——欧洲人居住区——拜访“丘鹬”号——
忧心的莫诺——“少开玩笑”——江北厅——最棘手的难
题——迪·布舍龙要下宜昌去——中国式拜访以及他们的礼
仪——领事、他妻子，以及一个满清官员的故事——我们要在
王家沱抛锚——马基的到来——一位令人尊敬又勇气十足的领
事——两个中国人——安置方案——建筑方案——“大江”号
上来了——迪·布舍龙的报告——沿途插曲——厨师教员莫
诺——中国人怎样哄骗龙王——中庸的宗教
第五章 在重庆的法国据点
1902年初——“大江”号的修理和改进——蒲兰田到宜昌接
他妻子——蒲兰田夫人——英国女人和法国女人——为什么说
英国人是殖民者——漂亮的礼物——我们的工程——任东
山——尝试嘉陵江逆水行舟，未果——我分派了一个水文测绘
任务——过年——中国人的敌对态度——牛脑驿场的口角——
马基处境危险——王家沱殖民地——夫归石——容易张冠李戴
的语言——海关关员的“可怕”故事——龙灯节——“大江”
号的叙府之行
第六章 从重庆到叙府
海军上将拜尔的电报——他派来了普莱西指挥官——“奥尔
里”号顺水而下到盘沱——石尾滩——兴隆滩低水位的
时候——舰长到了——回到重庆——美国人在中国——麦卡特
尼医生——艾丁格医生——内格尔第在叙府——不太礼貌的海
关关员——清帝国的海关——行政下属机构——罗伯特·赫德
先生——海军上将孤拔的陈年轶事——重庆海关税务司想跟我
们作对——开始涨水了——我们出发去叙府——与阿斯先生的
会面——盐业垄断——“屠夫”——水流和疾流——我们在叙
府的农场——勘察金沙江——蒸汽船的终点——我的箱子被偷
了——云南考察队方案
第七章 从叙府到嘉定
我们在叙府停泊——古墓——在中国，死人与活人争食——天
主教传教会——教法语——通往印度支那之门——叙府和成都
开埠通商——让人担忧的消息——国际礼节的缺陷——我派
“大江”号前往嘉定——泰里斯的航行报告——启程——虎头
蛇尾——“奥尔里”号搁浅——湍急的河流——糟糕的航
行——犍为县——叉鱼子——嘉定的洪水——在西坝镇停
泊——猛烈的暴雨——到达嘉定——一次成功的疯狂行动
第八章 从嘉定到成都
四川暴乱的开始——义和团土匪和秘密社团——一项不慎重
的政策——中国的特许权——总督的绝望——我乘“大江号”
前往成都——王道台的任务——成都来信——两封来自领事的
电报——王道台试图阻止我，但没有成功——嘉定上游的府
河——中国护卫队——额恩和李大人——坎坷的旅程——成都
传教会助理主教蓬维亚纳神父的最新来函——同胞告急——不
惜一切代价到达——经过牛坝子——去成都前的准备——神甫
的另一封信——希腊字母有什么用
第九章 四川的混乱和屠杀
坐船

正如法国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在利氏学社
所出的《中国，在爱与十艮之间》中所言，西方汉学研究
的资料来源，醒目地标示着两股流向，一是自利玛窦以后
的早期传教士对于东方中国的热爱、敬仰、歌颂和粉饰，
二是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纷至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外交
官、商人、旅行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各种
观察和记录，其中不乏厌憎、蔑视和贬斥之辞。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个人物的身份甚为特殊——他就
是武尔士，法国海军上尉。他所到达的地方对当时的西方
人来说是较为陌生的，这一地区就是长江上游1901年的中
国重庆，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
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emile Auguste
L40nHourst，1864／05／20—1940／01／24)是个真实的
历史人物，在现有的中文资料中，他均被称作虎尔斯特，
然而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武尔
士，并引以为自豪。我们可以在原书封面上的醒目位置看
到超大字体的这三个中文字。
他是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的：“武，尔，士。按照中文
发音，这几个字差不多跟我的名字Hourst发音相吻合。这
是由在法国家喻户晓的陈季同将军给我起的名……‘武尔
士’实际上的意思是‘武官和学者’，对于冒险家来说这
倒是个漂亮的题铭。”所以在本书的翻译中，译者采用了
他的汉语名字。
武尔士的主要身份并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军人，
一生获奖颇多，其领域涉及军队的、殖民事业的、科学的
、地理的、文学的，等等。他的主要职业建树是领导了两
次考察：其一是在尼日尔河，其二是在长江及其支流岷江
。这些经历让他留下了三本书：《武尔士考察队：在尼日
尔河上》(1897)、《武尔士考察队：在尼日尔河和图阿格
雷人的土地上》(1897)，以及《武尔士的第二支考察队：
在蓝色江流的激流险滩上——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舰首航
长江上游》(1904)。这让他荣获了法兰西学术院蒙蒂翁奖
(le prix Montyon)。此次翻译的是第三本，并冠以《长
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的译名。
1904年，该书原著在法国问世，武尔士作为这个时代
的亲历者和这个地域的观察者进入公众视野。书籍的出版
，引起轰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西方人的冒险热情、
法国人对于东方的好奇心，当然还有法兰西祖国带给他们
的荣耀感。但是，仔细阅读后，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这
是一部文学作品，更不如说它是一段史料，除了作者自己
搞错的地方，以及一些局限于其时代和身份的主观评论之
外，其事实陈述部分，与现有的汉语资料基本吻合，有一
些资料，甚至对这段时期的川渝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
证和资料补充。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方面，国家与
国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胜者为王的丛林规则依然甚
嚣尘上，殖民帝国的海外扩张仍在继续，第三共和国时期
的法兰西仍视其海外殖民地的影响为强大国力的标志。但
是，欧美各国间，已开始达成并遵守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外
交契约。另一方面，海外贸易正在兴起，并在工业革命和
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无情碾压保守落后、止步不前的古老
文明。
武尔士就是在这个时候，1901年，来到中国，驾驶他
的法国炮舰“奥尔里”号和小艇“大江”号，在长江上游
进行考察，其考察线路涉及长江上游宜昌一重庆段，金沙
江宜宾一云南段，以及岷江宜宾一成都段，最后还在成都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义和团运动。
作为作者和书中主要人物的武尔士，是一个非常立体
和多面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彰显他的汉语名字所蕴
涵的意义：智勇双全。
首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和航海家。长江上
游的险滩既是他持久的对手，又是他要征服的目标。他对
于江流江水、地理地貌的描写非常细致，并且常常带着一
种严谨的探究精神。正如原书的序言中于勒·勒麦特所言
，“有些人不折不扣地为我们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地球的全
貌，武尔士就是其中之一”。每一次航行都是精神、体力
和智力的严峻考验，都需要有历经千辛万苦而百折不挠的
勇气和意志。“他的泄滩之行即是一出感人的、又令人焦
灼的戏剧，就如亲历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般。”他在
船只装备和航行技术上的严谨和执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航行每每险情迭出，需要有超人的毅力、冷静、经验和
智慧，经过多次的努力和尝试，往往到了绝望的关头，才
阴差阳错，重获生机。
对于长江及其支流，古人虽然留下了“风生洲渚锦帆
开”“心忆平波绿一篙”等大量美好诗文，以及为数不多
的航行图，但是从水文的角度讲，缺乏具体的距离、比例
、方位等资料。1899年，本书中所提及的法国传教士蔡尚
质所绘地图，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发行，名为《扬
子江上游地图集》；1901年，在本书作者指挥下，开始了
长江上游的水文测绘工作，武尔士运用三角测绘法留下的
水文图，是将现代技术运用于该水域地图绘制的早期尝试
，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这无疑是一份更为详尽、严谨、有
数据和比例支撑的珍贵资料；这一工作后由法国海军继续
，历经十余年，编撰出《长江上游航道图》，出版后成为
川江航运的通用版本；1920年，本书中重要人物蒲兰田绘
制的《川江航运指南》，由上海总税务司出版后，立即成
为川江航行必备①。凡此种种，在川江航运制图方式的现
代转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从本书的写作手法来
看，很明显，诸多内容都来自其航行日志和任务报告，时
间、地点、险滩、河道、涨水、退水、事故等都记录得真
实可信。在本书中出现的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地名里，大部
分与险滩和航行经过的地点有关。百年沧桑，岁月流逝，
某些地名已经无从考证，武尔士的记录无疑可以给我们提
供不少有用的参考。
很有意思的是，武尔士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是他在重庆留下了一座遐迩闻名的建筑：法国水师兵营
。虽然建筑即将完工之前他就回法国了，所以在他的自述
中并没有出现这座建筑的名字，但是作者在很多地方都不
厌其烦地讲述了修建的过程。最后，关于建筑物的方位、
地址、质地、大小，甚至几栋、几层、几米的堡坎等等信
息，在我们对照了当时的照片、附在书中的考察队员的现
场素描，以及书中的文字描写后，发现所有描述与现存的
法国水师兵营完全吻合。
其次，作为军人，他对法兰西祖国无比忠诚。在书中
，武尔士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努力排除千难万险，为国争光
的形象。这反映在除了对英国同行表示出礼节性的尊敬外
，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跟英国人一争高下。他不厌其烦地
叙述和表露对于英国人的嫉妒和嘲讽：自己是如何在装备
和资料信息都完全落后于英国人的情况下，要让法国的船
成为最先到达长江上游各重镇的外国炮舰；对于英国人抢
先从清朝政府高官那里获得采矿权，他在愤懑之余不忘挖
苦对方可能会劳而无功；英国领事馆和清帝国海关里的英
国税务司随时都在玩弄阴谋诡计；法国军人被川渝中国民
众痛十艮，是因为替愚蠢又自大的英国人背了黑锅，等等
。这一切的焦虑背后是一个殖民军人的战略眼光：要让中
国西南地区成为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强大后盾，让清朝政府
不敢小觑“大法国”的利益。
再次，他对于中国的观察和看法是非常复杂的。
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一方面是强盗逻辑：法国炮舰开
进中国内河，他觉得理所当然，是“让法国的旗帜飘扬在
更远的、他人未曾到过的地方”；各国列强争夺中国内地
的采矿权，他认为“这里有一片土壤，在将来会带来巨大
的财富，对开发它的欧洲各国是如此，对能参与开发的中
国来说，也是如此。再正确不过了”。而且，在成都的义
和团风波中，法国领事与成都总督之间的对峙、清朝廷与
官员内部的各种矛盾、民众的愤懑和恐惧，都写实地再现
了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场景。另一方面，当他站在中
国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想法又大不相同：“如果我是中
国人，眼看着别人一点一点吞噬自己国家，这种做法我也
不能忍赏。”
书中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也有所刻画，并举证说
明：无论是其亲眼所见的清帝国海关完全被英国人所把持
，还是道听途说的泸州的盐茶道垄断盐业、抬高税收、买
卖官爵，作者言语之中的痛恨和鄙视不难体会。
对于中华文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每
隔一段距离，就可以看到藏在壁龛里的或是雕刻在整块岩
石上的佛像……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保护神。这是世界
最古老的文明，但我们刚刚粗暴地撕开了紧裹着它的面纱
；两千年来，中国都沉醉于涅槃般的静止中，但我们用机
器和工业，蛮横地赶走了这种宁静，我们这些人对于他们
来说，肯定是敌人。”
但是，他对于沿途的所见所闻，也有很多令人过目不
忘的描写，其间有三峡沿途的绮丽风光；有江岸上绿竹掩
映、布满雕像的庙宇；有夔州府码头喧哗热闹的人群；还
有成都平原水车精致的结构和有效用途。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场景，也不乏生动有趣的讲述
：礼节上的拜访、坐轿、进门、奉茶、告辞i行船前的拜祭
江神；过年过节的热闹和繁琐；语言上的误解和笑料，等
等。虽带微讽，还算客观：比如祭拜江神，“在人家的地
盘上，合情合理的做法是入乡随俗”，再比如吃中餐，“
与人们言传的大不相同，中国菜通常说来也是可以被欧洲
宫廷所接受的……著名的皮蛋……确实会散发出轻微的氨
水味……但这个味道毕竟不比我们津津有味享用的奶酪更
浓烈。”
而且，作者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使得某些消逝在百
年变迁中的画面，重新跃然纸上。针对书中所载川江木船
“koa—tse”，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译者最终在清
朝学者俞陛云所著《蜀车酋诗记》 中，看到“胯子”一词
，他是在1902年入川出任科举主考时，沿岷江而下，乘坐
这种客运木船的。时间、地点、木船的形状和用途完全契
合，两位百年前的作者就这样于纸墨之间，偶然留下了相
互的印证。
总的来说，作者对于传统中国以及民间智慧怀有尊敬
之情，对于近代中国的裹足不前就只有叹息了。比如，说
到川江木船的艄，“这些上天的子民们有如此聪明奇巧的
构思，没理由不拿来用。而且这也不是欧洲人从他们那儿
借用的第一件东西”；说到成都平原的水车，“这个装置
简单、省钱，还特别奇巧机动”；说到古代中国的行政区
划，“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极有智慧，反映出古代中国人
在行政管理上的聪明才智，但是在他们的不肖子孙那里只
剩皮毛了”。
本书的后半部分，对于1902年四川成都地区的动荡局
势记述较多，并且，限于其法国军人的身份，也有失偏颇
。但是，正是这样一些记录，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满清
政府的无能，以及民众所遭受的饥荒、重税，走投无路。
这样一个皇权之下闭关自守的近代中国，注定了其悲剧的
命运。
书中另外一点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几位真实人
物的描述。
任何一个时代，哪怕它是最黑暗的，都不缺乏这样的
人：他们意志坚定，不知疲倦，不计辛劳，专注于某一件
事情，主观也好，客观也好，惠及众人，带来进步，赢得
人们的尊敬。在本书中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物。
其一，设立川江红船站的罗总兵，“这一救生机构的
组织由来已久，创立人是一位姓罗的总兵，他统领清帝国
的长江水师，红船常年展开救生，每年所救性命不计其数
。这是我在中国内地所见过的少有的、合情合理、组织有
序的事情之一。此话并非恭维。”
其二，作者聘用的中国人左，“他以前是个清朝军官
，在重庆指挥过一队中国战舰……有一天，左不知道为什
么跟四川总督吵起来了。他解甲归田……实际上这是个可
敬而诚实的人……左不管是在江岸人家还是在靠水为生的
广大民众中，所到之处都深受爱戴。”
其三，立德乐，首次将轮船开进长江上游，到达重庆
的人，同时也是让无数靠水运为生的下层民众惊恐不已，
害怕失去生计的人。今天看来，他是长江上游现代航运的
探路者。
其四，蒲兰田，一个完完全全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唯
一痴迷的就是航行，他不知疲倦地探索长江上游的航运，
应对航行中的一切难题，于川江首设岸标、浮标，培训中
国引航员。在武尔士离开之后，仍不改初衷。其辞世后，
川人缅怀其功，于新滩立碑，载文：“君之旧友及有志振
兴长江上段航业诸人，感君情愫，思君勤劳，醵金刻石，
以志不忘。”
然而，在欧洲也好，在中国也好，没有谁能够真正预
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
，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规则，改变国家的结构以及它们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现代工业为起点，技术的、科学
的、信息的、人文的，各方面的进步随之一步步到来，现
代文明势不可当。
废墟为证，铭古喻今；江河奔腾，永不止息。
另附几点翻译说明：
原书在每章的开头，都有一小段内容提要，以类似于
关键词的形式出现，翻译中保留了这种表达形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地名的翻译。作为海军军官，
航行日志是每日的必修课，所以作者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记
录了考察任务中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在翻译中，考证地名
的时间远远多于正文翻译的时间。本书共收录地名230个左
右，其中大部分经多方考证，已经核实，但是仍有部分不
得不采取音译，可能与实际地名有一定差异，原因如下：
(1)作者所采用的记音方式，有规律可循，但并非完全规则
，有时候同一个注音指向几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反之，同
一个地名出现了不同的写法，给翻译造成较大的困惑；在
现有可查的资料里，以及更为久远的书籍，如清朝陈登龙
所著《蜀水考》①和俞陛云所著《蜀车酋诗记》中，也有
不少岷江流域的地名均采用记音的方式，出现了同音字、
近音字等。(2)作者所记录的音，很多是当地人的方言，记
录和拼写难免有误差，边音[1]和鼻音[n]，平舌音和翘舌
音，等等，都比较容易混淆；(3)某些地名，特别是滩涂、
江石、村庄等，历史文献鲜有记载，而且现已弃置不用，
难以核实。根据以上情况，译者在所有的专有名词第一次
出现时，都在名词翻译后标注了原文，未能核实的地名标
注的是音译。以上各种原因，再加之译者的知识面有限，
这些未能核实的地名也给本书的翻译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遗
憾，在此谨向读者致歉。
在本书翻译初稿结束后，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李克勇教
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完成了译本的审校工作，并提
出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西
南大学周勇教授，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市图书
馆多位同仁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一并致谢。

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还原了晚清时期川渝地区的人文风貌，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地方人文史，它向广大读者揭开了历史上一些不为人知的细微之处，它也可被作为正史的一份非常有益的注脚。全书不仅有对清末川渝百姓生活场景的详细描写，也有对川渝地区壮丽、秀美风景的认真描写，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使得本书可读性得到很大提升。本书对我们今天考证这段历史，尤其是重庆的航运史，极有参考价值。

法国必须在长江上游布置有效兵力，以使我们的外交人员说话能有底气。只需查看大清帝国这一区域的地图，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因为长江上游激流险滩众多，致使这条亚洲河流之王无法通航，或者至少在宜昌(Itchang)以上难以航行。
这就是我们的印度支那殖民地：由我们的海军创立，并由这几支可敬的、曾被称作海军陆战队的军队发展壮大。一位总督刚刚为它界定了确切的、完整的形状。我认为总督这一称号也是暂时的，因为法国需要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印度支那业已成年，只需不再坐视坏人进入其中心地带，就能使人艳羡，即使是英国人。
我希望能够确定这一公认的原则：任何一个地地道道、真心实意的法国人都不敢遗弃这个法兰西的孩子，它是我们的精神和文明在海外的延续，不能弃之于废墟，任其被敌人占领，被人从我们祖国的心脏夺走。
然而，如果在我们的邻国对手中，确实无人眼红我们劳心费力得来的成果，那就要当心了，要想想这是如何造成的。想想看，要是阿劳卡尼亚(l’Araucanie)，或者安道尔共和国(la republique d’Andorre)一夜间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陆上和海上霸权；再设想一下，要是这样两个国家，抛开其精神、种族、文明的不同，联合起来，对我们及我们的盟国同仇敌忾；要是他们得到那些有办法有背景的代理人相帮，得到我们称其为英国货币的那些东西相助，并借此在清帝国保持强大的势力，而我们对此又毫无防范，那么认为有朝一日我们可能厄运当头，这是否太过悲观?
我诚然希望，即使腹背受敌，印度支那也能成功自卫。她虽竭尽全力，想击退敌人登陆，想与对手抗衡下去，但是，唉!她的海军从数量上却远远低于对手。那些数以十万计的海盗，也自然是些跟清帝国对着干的人——只想着从我们手里夺取物资——那些人手里的枪支并不比我们少，他们从云南高地一路扑下来，直抵我们的殖民地的后背。
我非常担心防御受挫。
现在来说说做生意。工业吗?我觉得要想做赚钱买卖，最好是守在自己的铺子里，这好过当个穷亲戚，到人家店里做小店员。
所以我认为，对于长江上游的战舰来说，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警戒，作敢死队。压根儿就不要想去进攻谁，而是做好准备，投入到中国的地方骚乱中，它们往往是大规模反叛的开端。这样我们的领事们就可以此为证，告诫地方政府，在那里，在远处，但并没有远到不能到达中国的地方，有一个“Ta fa kou6'’，中国人叫做“大法国”的国家，多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某些为数可观的权力，不可小觑。
英国人和德国人出于自己的打算，也并非没有坚持同样的理由，可能还有些额外的理由，没必要再强调。
1896年，立德乐(Archibald Little)穿过激流险滩，到达重庆(Tchong-king)，他驾驶的是一只小蒸汽船，类似于机动木船，名叫“利川”(Lee—tchouen)号。稍后，他让人造了艘更大的轮船“肇通”(Pioneer)号，这是艘时速14海里的外轮驱动船。英国远洋舰长蒲兰田(Plant)(后文还会提及此人)两次随行，走完全程。
英国小艇“丘鹬”(Woodcock)号和“云雀”(Woodlark)号也开到了重庆。
看来，既然我能够声称自己是乘船走完尼日尔河的第一人，那么我本该在长江上倾注同样的精力，只是当时我并无此雄心。
长江上的航行既是可能的，也是危险的。1900年12月，德国人就驾驶“瑞生”(Sui—hsiang)号做过尝试。船过崆岭(Kong—lin)滩，触礁沉没。指挥此行的布雷塔格(Breitag)舰长溺亡。
在此期间，法国还在争论不休。法国炮舰逆水而上重庆的计划时不时被拿出来讨论，各种记录在部门问传来递去，除了空费笔墨，枉劳书写以外，一无所获。
但是我也搞错了……我们在英国购买了两艘可拆卸式炮舰，类似于“丘鹬”号、“百眼巨人”(Argus)号和“义警”(vigilante)号。我们在香港把它们组装了起来。装好以后才发现，如果海上稍有风浪，不把炮舰变成潜水艇，是没法在长江口上海(Shanghai)港靠岸的。然而炮舰完全没有准备抗海浪装置。
后来炮舰被运到了广州(Canton)的河流上，我得承认，它们后来在中国战争中派上了大用场。但长江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我们跟北京宫廷争执交涉完毕，问题又回到长江上来。而且英国人又购买了“肇通”号，并改装成战舰，取名“金沙”(Kinsha)号，增强了他们在长江上游的水上力量，这个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热点。
所以，我们的总司令，海军上将鲍狄埃(Pottier)也没忘了这事，按照他的指令，海军上将拜尔(l'amiral Bayle)也在上海研究此事，他搜集资讯，还派人出去搜集，并打探当地能否买到战舰来执行这一任务，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的公使也表现出殷切的期望，想看到重庆领事迫切要求的事情得以展开。
两个机构都在为此事运转，并且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是还差点什么，非此不能成功，一条纽带，一个构件，它能凝聚众力，助人完成有用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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