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思想奠定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本书主要选取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视角，从原始宗教与神人的关系开始讲起，追本溯源，梳理中国哲学发展的路径，厘清中国哲学主干上的硕果，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内核。具体通过十八讲，简要勾勒了中国哲学精神在先秦时期两次重大转变，给读者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进化的过程，清楚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个人修养等方面的直接、间接作用，以为现实服务。

王杰，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发起人、倡导者，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会主任、中国实学会溧水书院院长、中华母亲节促进会副会长。中宣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宣讲人之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主要思想解读嘉宾。
   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史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人民论坛》等专业核心期刊报纸发表学术论文及图书评论200余篇，已出版著作有《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论稿》《荀子注释》等，主编《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四册）、《领导干部国学公开课》（上下册）、《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公开课》、《领导干部国学课二十五讲》、《实学文化丛书》（五册）、《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箴言》。
   多次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或访谈，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国有大型企业党校、高等院校多次讲授《国学智慧与为政之道》《古代官德与干部修养》《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儒释道与中国文化》等，深受听众欢迎。
   获中共中央党校2008—2009年度学位研究生“优秀教师”、2013—2014年优秀教学奖。
   人生格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东西
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意识集体迸发与进取
的时代，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各主要文明都出现了伟
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
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
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
维大分工。回顾那一时期，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时
代,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
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这一时期
出现的人类文明精神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
   恰恰是轴心时代这短暂的辉煌，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
响后世数千年，到如今各个地区依然沿着圣贤哲人指导的
路劲规范前行，虽然中间出现过突围或游离的现象，但都
是短暂的和小范围的，最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依然紧
紧围绕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就像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
一样，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坚定的凝固力，使得中华民族
历经磨难，终能团结在一起，更加坚定自己本民族的文化
信仰。本书即站在文化发源的先秦时代，以中国哲学的发
源与演变为范式，以期引领读者幽深的思想探源。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突破，体现在人文精神
的重新建构。正是这次巨变产生的新的思想和理念，奠定
了中国哲学与文化最基本的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第
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道德价
值最为紊乱的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而这个乱世恰
恰是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最为繁荣的黄金时期。道家的
老子、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阴阳家，等等，九流十
家的思想纷纷上场，相互碰撞、融合。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提出“仁”与“礼”价值信仰。道家“清净
无为”，法家“专任刑法”，墨家“兼爱非攻”、阴阳家
“五德终始”……诸子思想在碰撞和交汇中，不独是以深
邃的思想、深切的悲悯关照着社会、守望着文明、彰显着
理性，更是“以身说法”，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所恪守
的信仰，从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具有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
这些思想家的思想驱动着历史不断朝向文明前进，成就了
贯穿在中国哲学精神深处不可遏抑的历史正义！丰富了中
国哲学体系，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架构，提升了中国哲
学的恢弘气象。
   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的因素，产生伊始
就吸引了更多人向孔门聚拢，其七十二弟子，更是人才辈
出，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上做出重大贡献。孟子、荀子
分别从仁义道德和礼法制度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了儒家思
想。其后，“独尊儒术”之汉，“一准乎礼”之唐，使得
儒家思想大放异彩，从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主干。宋明汲取
老释理学与心学两座“心性之学”奇峰，通天拔地。中国
哲学由此在形而上的思辨上大大前进一步。鉴于心性之学
空疏蹈虚之流弊，明清实学力挽狂澜，救偏补弊，注重观
照社会实际问题，影响到中国哲学至今。
   从中国思想发展路径来看，“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
实现离不开“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淀。“前轴心时代”
即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早期的原始宗教意识中，已经
蕴含了一个民族所有历史文化、文明发展的因子，“蕴含
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
系的起源”。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
该具备的文化雏形因素都已具备，并且随着原始宗教绝对
神性信仰的倒塌，其他文化在原始宗教的荫敝下应运而生
，
   发生在商周之际的哲学突破，体现在宗教意识的变革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
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时期，神的绝对权威地位下降
，而人的地位上升。主要是由社会政治事件——周代商的
朝代更迭引起人们对天命发生怀疑。武王伐纣之际，周人
经济和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殷商，西周统治者在政权建立
之初，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政权合法性问题：
作为“大邦殷”政权统治下的“小邦周”何以能够以摧枯
拉朽之势推翻殷商，获得统治权力？当时民众信仰的“天
命神权”落向何地？这个今天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
时却是一个“思想解放”问题。在周商交替的过程中，周
人在提出“德”这个概念的同时，丰富了德的内涵：主张
“以德配天”；政治上主张“敬天保民”；肯定了人的价
值。从此，中国人以及中国哲学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德的
问题上来。这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商周之际就开启了“祛
魅运动”，从而型塑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人的大道
上前行。
   中国古代哲学的脱胎和演进，在先秦时期即完成了哲
学方面的两次重大转变，从而奠定中国社会2000多年发展
的思想路径。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
却是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不离其宗。中国哲学的特质早
在先秦时期已经定格，中国哲学的文化基因也于斯时成型
。
   本书主要选取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视角，揭示中
国哲学精神的核心与脉络。从原始宗教与神人的关系开始
讲起，追本溯源，梳理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厘清中国哲
学主干上的硕果。通过这十八讲，简要勾勒了中国哲学精
神在先秦时期两次重大转变的基本脉络与核心思想。给读
者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中国思维精神进化的过程，清楚认识
到中华的文化在国家治理、个人修养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
作用，以为现实服务。
   立足当下，中国哲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要坚持专门研究与普及推广相结合的路径，二者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一方面，专门研究是普及推广的前提基础，
通过专门研究，对哲学及哲学精神做出新的解释和选择，
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挖掘和阐发；另一方面，做好普
及推广工作，让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家所了解和接受，让优
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对民族复兴
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哲学教研工作的党校人，希望
广大领导干部能够从中国哲学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智慧，打牢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为官为政的根基。所以
，近年来将精力转向到中国哲学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
及推广上来，发起了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取得了良
好效果，产生了广泛影响。本人作为中国实学研究会现任
会长，一直致力于建构新实学体系、打造新实学流派。此
工作需要从学术体系、应用探索、团队建设等方面持续发
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助力新
实学的创建，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实学力量。

一本书认清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人深层的思想根源！
   本书内容来源主要是作者已发表的论文、专著等，分门别类的集合，具有相对的学术性、权威性。
   本书让我们从中华文化源头上，认识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根源；从中国哲学根本上认识治国之道、为民之方，以及修身养性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依据。

第一讲 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政治与神权决定论
   任何一种思想形态的发展都能从其前代的思想资源和思想观念中寻找到其存在的思想萌芽、理论依据及价值源头，此一思想演进轨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像“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一样，早期儒家政治思想及其以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切政治观念、价值理念及一系列思想观念、范畴、命题都可以从中国的上古三代文化中寻找到其思想萌芽和价值源头。三代文化是儒家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之源和思想之源，深厚丰腴的三代文化造就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寻其本、溯其源以探其流、究其实，实为研究儒家政治思想之当然前提及必然途径。本讲拟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政治与神权决定论思想，从思想史的视角做一系统梳理与价值评估。
   殷商原始宗教政治意识：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
   原始宗教观念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思想表现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活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诚如中国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言：“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中国古代宗教意识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各种各样的原始崇拜形式都已出现。而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原始宗教政治意识表现得最完整、最集中的时代则是在殷商时期。殷商时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正处于所谓世界历史的“前轴心”时期。可以说，在“前轴心”历史时期，世界各大文明圈（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周边的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后，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个思想理性的时代，对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思考。正是由于在经历了所谓的“思想的反思”——或称之为“哲学的突破”之后，各国最初的文明发展模式便产生了巨大的分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殷商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殷商社会以农耕文明为特色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殷商社会，宗教世界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在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殷商已进入文明社会早期，“有册有典”，但仍为浓烈的宗教意识所笼罩，整个社会处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在殷商人眼里，几乎每一种与人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自然现象都有它们的神及神灵。“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殷商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还没有完全把自我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还没有主体观念，他们的思想行为完全取决于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上帝，因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如目前学术界所认同的那样，殷商时代是典型的鬼神文化、卜祭文化主宰一切的时代，人人相信神灵鬼魂的存在，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巫教文化形态。殷人尊事鬼神，畏天敬祖，形成了一套非常严密系统的宗教祭祀仪式，这套宗教祭祀仪式控制、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礼记·表记》将殷商社会的这种思想特征简要概括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动准确地凸显了殷商人对鬼神的虔敬崇信程度，也表明了殷商时期具有非常强烈牢固的原始宗教观念。殷商社会五百多年之历史演进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始宗教政治观念及政治价值理念，不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后的西周政治思想，而且也成为儒家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来源之一，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原始宗教是对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生活的幻想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以反映人与自然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初期宗教。原始宗教以多神崇拜和巫术控制为主要特征，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性力崇拜等。原始宗教演进的各个不同阶段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互有重叠，后期阶段包含了前期阶段的所有内容、所有形式。如祖先崇拜，它在史前时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凸显原始先民“慎终追远”、缅怀先祖的精神寄托，而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则在保留其原始的基本含义外更多地成为巩固国家社稷的一种重要手段。概言之就是，在中国早期的原始宗教意识中，已经蕴含了一个民族所有历史文化、文明发展的因子，“蕴含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可以说，殷商时期之原始宗教作为中国史前传说时期之原始巫术及文明早期之原始宗教之集大成者，承负了太多的历史积淀和内容，尤其是甲骨文字的发明，使远古以来缓慢发展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内容得以凝固保存，也使后人能够通过甲骨卜辞窥探殷商社会原始宗教之基本特征。通过殷商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