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中国乡村，麦子熟了，端方高中毕业回到家乡王家庄遇到地主家的女儿三丫，两个年轻人勃发的荷尔蒙就此升腾起来了，欲望在试探中相互逼近，二人终于初尝禁果。然而，热烈的爱情难以逾越悬殊的身份鸿沟，二者的命运就此直转急下……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8年入江苏省作家协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各项文学大奖，曾获茅盾文学奖，两次鲁迅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等国内外文学大奖。有十多个语种的版本在海外发行。《推拿》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银熊奖，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毕飞宇
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
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
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
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
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
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
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
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
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
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
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
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
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
，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
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
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
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的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
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
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
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
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
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
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
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代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
。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
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
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
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四九之后
，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
，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
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
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
两岁半丧的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
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
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终，相反，会
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
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
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
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
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
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
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
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
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
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
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
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
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
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
“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
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
“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
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
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
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
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
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
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
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
的“想象力”。扯什么淡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
。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
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
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
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
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
——我其实并没有能力讨论这样宏大的哲学问题。让
我对“异化”问题产生兴趣的是我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阅读
。一个小册子，白色封面，红色书名。作者是“高层”的
一位“秀才”。他的论述是这样的：中国是农业社会，还
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谈及的“大机器生产”，所以，中国社
会不存在“异化”问题。
读完这个小册子我非常生气，一个年轻的、读中文的
大学生，他没有很好的哲学素养，他尚未深入地社会了解
，他没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这样愚
弄我。——这是什么逻辑？——这哪里还是讨论问题？这
是权力借助于“理论”这粒伟哥在暴奸。
我写老顾，说到底，不是写“右派”，写的是“理论
”或“信仰”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
也许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第四个人物，三丫。我打算
把这一段话献给今天的年轻人。三丫的悲剧来自于血统论
。血统论，多么陌生的一个词啊。我想说的是，血统论是
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是最邪恶的事情之一
。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点题外话。很长时间以来，我
的脑袋上一直有一顶不错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
家”。这个评价是善意的，积极的。但是，在现实层面，
它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一些东西。我不会为此纠结，可我依
然要说，我的文学世界委实要比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
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
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
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当我追忆起《平原》的写作
时，我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
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
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
午，我端着茶杯来到了书房，坐下来，点烟，然后，把电
脑打开了。啪啪啪，不停地点鼠标。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
意识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
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茫。我只是叠
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张椅子。我也“异化”了。我记得那个
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记者采访我，她让我谈谈“
写完后的感受”，我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
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
上。”
老实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
才能。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静的。当我的心
静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静的。那里头有我的
骄傲。
这也许是《平原》的第四个版本了，这个版本的出版
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合作比较晚。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我见识了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职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感谢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厚爱。
对了，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平原》这个书名是《收
获》杂志社的程永新帮我取的。我电脑里的书名叫《长篇
小说》，小说写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说起来像
个笑话。感谢程永新。他为这个书名真是煞费了苦心。这
个书名好。
2012年3月1日于南京龙江

《平原》是毕飞宇长篇小说代表作，曾经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已经疲软，旧的东西在复苏，新的东西在滋长，这是他留给70年代的两部作品之一。毕飞宇借用身体符号构建的磅礴隐喻，直面那些更古不变的，被压抑、遮掩、崩坏的欲望，不仅写出了权力倾轧下人性的暴烈，也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柔，平原上缓缓流动的，是不变的生命长河。

只要打开这本小说，就会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伟
大的小说，充满智慧、细致入微、具有独特的叙事艺
术，宏大、雄心勃勃，对风格有一种真正的的追求。
——法国《世界报》评语
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心怀
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的权力
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之下真实的神经
，筋脉和骨骼。
——李敬泽（作家，评论家）
从《平原》中的人物端方身上，我或多或少看到
了自己的影子：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去的苦闷和无所
事事，空乏的心灵和饥渴的爱情。不同的是我通过高
考离开了农村，而端方最终在农村沉沦。
——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
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张开嘴，眯起眼睛，喜在心头。再怎么说，麦子黄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经过漫长的、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守候之后，庄稼人闻到了新麦的香味，心里头自然会长出麦芒来。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包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说起苦，人们时常会想起一句老话：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这句话不是庄稼人说的，想一想就不像。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城里人，少说也是镇子里的人。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这其实不要紧，庄稼人有的是耐心。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这一来就要了命了。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你抬起头来，沿着麦田的平面向远方眺望的时候，无边的金色跳荡在你的面前，灼热的阳光燃烧在你的面前，它们在召唤，它们还是无底的深渊。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只能眯着眼睛，张大了嘴巴，用胳膊支撑着膝盖，吃力地直起腰来，喘上几口气，再弯下腰去。你不能歇。你一天都不能歇，一个早晨的懒觉都不能睡。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是三点，你就得咬咬牙，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回到麦田，把昨天的刑具再拣起来，套回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庄稼人贱，不知道体恤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不是的。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圣人孟老夫子都知道这个。他在几千年前就坐着一辆破牛车，四处宣讲“不误农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农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它们有时候离得远，有时候靠得近。到了近的时候，你就不能耽搁。你耽搁不起，太阳可不等你。麦收的季节你要是耽搁下来了，你就耽误了插秧。耽搁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过不下去的。所以，庄稼人偷懒了可不叫偷懒，而叫“不识时务”，很重的一句话了，说白了就是不会过日子。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谁他妈的想勤快？谁他妈的愿意勤快？都是叫老天爷逼的。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为了抢得“天时”，收好了麦子，庄稼人一口气都不能歇，马上就要插秧。插秧就更苦了。你的腰必须弯得更深。你的身子骨必须遭更大的罪。差不多就是上老虎凳了。所以说，一旦田里的麦子黄了，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心里头其实复杂得很。喜归喜，到底也还有怕。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你只能梗着脖子，迎头而上。当然，谁也没有把它挂在嘴唇上。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说了也是白说。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
不怕的人有没有？有。那就是一些后生。所谓愣头青，所谓初生的牛犊。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端方是利用忙假的假期回到王家庄的，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眼见得就要毕业了。端方在中堡镇念了两年的高中，并没有在书本上花太多的力气，而是把更多的时光耗在了石锁和石担子上。端方话不多，看上去不太活络，却在中堡镇结交了一些镇上的朋友，都是舞拳弄棒的里手。端方跟在他们的后头，其实是冲着那些石锁和石担子去的。虽说身子单薄，没什么肉，但端方天生就有一副开阔的骨头架子，关键是嘴泼，牙口壮，一顿饭能咽下七八个大馒头。高中两年，端方换了一个人，个子蹿上来不说，块头也大了一号，敦敦实实的，是个魁梧稳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