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一群少年快乐、自然、诗意、燥闷的成长往事。路小路、杨一、于小齐、曾园，虽然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在1990年的夏天，在戴城这个闭塞的小城，他们都有着逃离此地的欲望，都开始了对未来和爱情的追寻，他们遭遇到的挫折如此相似，他们的迷茫和失败也近乎相同。他们相遇，继而相离，期间夹杂温柔的暴力，克制却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还有最诚挚的兄弟之情。

路内，1973年生，现居上海。优秀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曾获《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家，近年只于《收获》《人民文学》连发六部长篇小说的七〇后作家。著有“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及《云中人》《花街往事》。

引子
技校
一九九一年的少女帮
戴城往事
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河边
夏日即景
在她身边
谎言与安慰
智障者不能自拔
戴城青少年凶器考
社会渣滓
工厂之旅
曾园
怀孕之旅
上海
我们都是残废
死
温暖的逃亡
最后的历险记
杨一的逃亡
尾声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有那么几本，多年来一直被我珍
爱，其中之一是《西游记》。《西游记》不啻为一个寻找
题材的好故事。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
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
此寻找的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
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
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我十八岁那年
读罢这本书，就觉得，像这样成为圣徒，真不知应该高兴
呢还是忧伤。
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寻找
，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
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
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
我是怎么来到莫镇的呢？
已经是千禧年的年尾，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确切说是
趴着，身体以上是一条被子，被子上压着我的棉风衣，身
体以下是床单和一条薄褥子。南方的冬天来得迟，十二月
末的天气并不冷，阔叶树上枯黄色的叶子飘落，漫舞着掠
过窗户。我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
莫镇。
先是三天前在上海见了一个女孩儿，她是我交往了半
年的网友，还在读大学，一起在聊天室里打情骂俏。我们
从来没见过面。有一天，她向我借钱，说自己得了一种病
，需要动手术，具体什么病也没告诉我。我揣了一千块钱
去上海，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所大学门口见到了她，说实
话，她长得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比她自己所形容的就更
差了，而且很健康，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有点犹豫
，是不是要把钱借给她。
女孩儿带我去大学里喝咖啡，并说：“原来你是个
oldman啊。”我有点生气，我才二十六岁，在她眼里已经
是个老头儿了。我说：“你就不用嫌弃我了吧？”这顿咖
啡喝得有点没意思。后来我还是把钱给了她，她给我写了
张借条。聊了一会儿，她说去上个厕所，出了咖啡馆，往
前面的教学楼走去，她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留了个鼓鼓囊
囊的双肩背包在椅子上，打开一看，里面塞了一团报纸。
钱是被她带走了。日他大姐的。
我跑到教导处去，拿出借条问老师们：“文秘专业有
这个人吗？”借条上落款的姓名是“卞宁”。老师查了一
下说学校压根儿没这个人，我把她的相貌又形容了一下，
老师觉得我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好，但是文秘专业怎么可
能有如此难看的女孩儿呢？我很郁闷。后来有个老师说，
卞宁，不就是“骗人”的意思吗？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谢
谢他的智商，然后就走了。
我独自在校园里晃悠，这个学校我曾经来过，那是我
十八岁的时候。那次是晚上，校园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
清，事隔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在明亮的白天浏览其全貌
，只可惜我不复有当年的好奇心了。我想起那个女孩儿，
不是卞宁，而是我十八岁时候遇到的，她的神情，她说话
的声音。我有点头晕，好像把脑袋蒙进了水中，五感顿失
，心跳加速，呼喊的声音变成一串气泡往天空中飘去。
我决定去莫镇。当我踏上一辆破烂的中巴车时，这个
念头是如此强烈，事实上，汽车开出上海我就有点后悔。
这辆破车，座位上的人造革皮垫全都破了，肉色的海绵奋
力向外钻出来，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胖子。车子跑起来连
吼带喘，全身的零件好像都要抖下来。后面的妇女开始晕
车，呕吐。司机操着方言骂骂咧咧，售票员是一个长着胡
子的中年妇女，沿途不断有人招手拦车，在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被强行赶下来停车吃饭，二十块钱一盘蛋
炒饭，蛋少得可怜，而且很难吃。有个中年女乘客气愤地
说：“这是用卵蛋炒出来的饭！”——这些都尚可忍受，
最离谱的是吃完饭之后，司机说：“不开了。你们坐那辆
车吧。”我放眼望去，路边停着一辆比原先的中巴车更破
的车子，连车窗都没了，估计是从报废站里拉出来的。一
个醉醺醺的司机跑到我们身边说：“上车上车，我还要赶
时间呢。”当这个醉鬼司机把车速拉到九十迈的时候，我
开始觉得恶心，想吐。车到莫镇，脚一着地，我就觉得天
旋地转，抱着电线杆吐出了两口蛋炒饭。一抬头，发现司
机也在吐，他是喝酒喝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趟意外的旅程，有什么不爽的也很
正常。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莫镇，有人曾经向我描述过它，说
它很安静，位于交通线的岔道上，哪儿都不通，沿着道路
再往前就是太湖，两侧是墓园，葬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自
戴城，来自上海。他们的数量逐年增加，总有一天会超过
莫镇的生者。莫镇，就像迷宫中错误的角落。
其实根本不安静。在路上我就发现了，有很多大巴往
这里开，贴着“扫墓专车”的纸条。同车的妇女告诉我，
冬至了，扫墓的、落葬的，都来这里，莫镇的风水很好。
到了车站一看，乌糟糟的人群，晦气冲天，有些操着上海
方言，有些操着我家乡戴城的方言，有些说普通话。有人
说说笑笑，有人抱着遗像哭得惊天动地，有人高喊抓小偷
。我离开了这个乱哄哄的地方，按照我记忆中的地址找人
问路，在错综复杂的小巷中找到了这家旅馆，住下，狠狠
地睡了一觉。
现在我趴在床上，向外张望。窗外就是街道，对面是
一家理发店，我注视了它很久。这种老式的理发店如今很
稀罕了，只有一张破旧而厚重的理发椅，锈迹斑驳，墙上
的镜子发黄，桌子上有一个电热水壶在冒着热气。除此以
外，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有一个胖老头坐在里面，穿
着脏兮兮的白大褂，他应该就是理发师。
我穿上衣服，把自己稍稍打扮了一下，走出旅馆，先
到巷口的杂货店去买了一包烟，抽了一口，发现店主给我
的是假烟。我扑到柜台上，揪住他的领子，露出十八岁时
候的凶恶面貌，他就给我真烟了。我走回理发店门口，在
那里呆立了一会儿，地上散落着花白的头发，显然，只有
退休老头才愿意到这里来。理发师朝我看看，没把我当成
是顾客。我就走进去，坐到理发椅上说：“剃头。”只听
呼啦一声，一块扎人脖子的围兜从天而降，落在我身匕。
他说我不是莫镇口音，从哪里来，我说戴城。理发师
叹了口气，说：“现在到莫镇来的人，都是做丧事的。”
我说：“我来扫墓。”理发师问：“家里谁在这里啊？”
我说：“我的老师，过世好多年了。”理发师说：“昨天
去过了？昨天冬至。”我说还没有，我都不记得节气，反
正哪天去都一样，尽心了就可以。理发师说：“说得也是
。”
剃过头，我坐在理发店门口，眯着眼睛抽烟，想起好
多往事。这时，有个小女孩从外面跑进来，理发师说：“
到后面玩去。”小女孩答应了一声。我扔下烟头，把她抱
起来，她不过五六岁的样子，我说：“叫我叔叔。”小女
孩不是那种伶俐的孩子，被我抱着，有点呆头呆脑。理发
师说：“她是我孙女。”
我说：“现在你带着她？”
理发师说：“前年她爸爸妈妈出事了，都不在了。夫
妻两个去太湖游泳……只有我带她喽。”
小女孩伸手在我眉毛上摸了一下，说：“你这里有条
疤。”是的，我眉角有条疤，眉毛是断的。去年别人给我
介绍女朋友，女的一看我的眉毛就不乐意了，说我断眉短
命，将来连累她做寡妇。做寡妇也就算了，关键是我穷光
蛋一个，如果注定要做寡妇，那还不如去嫁个有钱老头呢
。我听了这话，反正也无言以对。
小女孩问我：“你的疤怎么来的？”
我说：“被鸡啄的。”
小女孩说：“几岁被鸡啄的？”
我想了想，说：“十九岁。”
后来我把她放下来，她跑到里面去了。我继续坐着，
和理发师聊天，请他抽烟。冬季的阳光，很明媚地照进理
发店。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又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影
集，摊开了对我说：“叔叔，我看见过你的。”
理发师说：“你又在做梦了。”
小女孩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这是你。”
我看了看，那张照片上，我被两个女孩儿夹在中间，
做出很开心的笑容，身后是上海的黄浦江，有一条白色的
轮船正露出半个船身，依稀有江鸥掠过的身影。照片上的
我也是像现在一样，剃着很短的头发，光头露出一点发茬
。
小女孩指着左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妈妈。”又指着
右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干妈，她早上去扫墓了。”

“追随三部曲”是路内以主人公“路小路”的成长为线索创作的系列小说，小说聚焦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工厂生活，三部小说相互联结，又各自独立。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路内用戏谑的笔法抵抗狂飙突进，以玩笑装点失落，这是一部关于90年代的笑忘书，在这块名为“戴城”的精神飞地上，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及未熄的灯塔。本书是其中之《追随她的旅程》分册。

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非常金贵，剩下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百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九十八，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百分之二！”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三叔对我意见很大，说我懒惰、粗野、狡诈，道德品质很可疑。他训斥我的时候，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好像举着个奖杯，说：“你要像我一样，身残志不残。”我心想，去你妈的，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那一年，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很没劲。
十八岁那年，我技校读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不好意思，我一个表都不会修，这不能怪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鸡巴，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我们看不懂，也懒得看。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夏天的时候，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书，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有时候太投入了，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此人非常讨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
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地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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