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精)》是由史学大家吕思勉写给普通读者的中国史入门读物。本书以开明书店版《吕著中国通史》为底本，全新校注，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四编。并收录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可以令读者身临其境，真实感受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兴衰与演变。
《中国通史(精)》自1944年出版以来，75年间重印190余次，是迄今所知民国最畅销的中国史学著，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与钱穆《国史大纲》并称“史学双璧”，与《全球通史》共同列入“教育部推荐必读书目”。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绪论
第一编 上古史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编 中古史
第一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三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四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五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六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七章 前汉的衰亡
第八章 新室的兴亡
第九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一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二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三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四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五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十六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十七章 唐朝的中衰
第十八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十九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一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二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三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四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三编 近古史
第一章 明朝的盛衰
第二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章 清代的盛衰
第四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二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
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
：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
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
，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
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
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
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
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
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
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
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
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
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
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
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
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
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
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
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
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
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
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
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
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
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
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
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
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
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
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
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
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
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
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
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
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
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所记的，全是些战争
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
。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
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
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
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
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
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
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
做根柢。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
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
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
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
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
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
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
，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
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
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
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
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
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
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
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
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
。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
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
，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他的进
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
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
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
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
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
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
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
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
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
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
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
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
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
。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
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
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
。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
，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
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
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
，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
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
；(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
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环境不同，文
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
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
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
。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与相爱之情。所以
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
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这是
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
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
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此又不
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
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
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
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
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
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
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
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
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
，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
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
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
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
。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
，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
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
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
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
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
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
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
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
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
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
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
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
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
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
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
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
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
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
，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
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
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
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
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
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
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
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
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
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
，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
经制为主。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
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
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
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
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
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源于机体
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
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
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
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
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
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
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
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
，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
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
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
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
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
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
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
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本书是史学泰斗吕思勉写给大家的极简中国史。
它备受易中天、顾颉刚、钱穆、余英时、李敖、严耕望、谭其骧等推崇，在史学界享有盛誉。
它是让你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的经典读本。且精简精编，能读懂上下千年兴衰与演变。
本书还附有珍贵插图，让你近距离感受历史现场。

吕思勉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为
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
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
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历史学家)
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
——谭其骧(历史地理学家)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的主体的，无疑的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记载邃古的时代，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现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现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伦，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黑色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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