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全4册）

作者：刘刚 李冬君

定价：262.00元

开本：16开

页数：1144页

装帧：平装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40岁时开始构思“文化中国”的概念，50岁完成初稿，再经10年打磨沉淀，最终扩展成12册体系完整的著作，100多万字，1000余幅图片，中国大陆学者伉俪刘刚、李冬君，重新梳理从《山海经》时代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史，发现了一座“文化的江山”，以毕生积累，以一家之言，献给当代中国人的一套充满独到见解和新意的中国史。

1.“文化中国”史观：

“文化中国”史观是一个创新的提法，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带来新鲜的视角和无限可能。“文化中国”是和“王朝中国”不同甚至对立的方法，历来写史，多以王朝为本位，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被王朝史观牵引进王朝中国的历史。王朝中国不过历史表象，文化中国才是历史本体。摆脱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国，深入文化江山的本体，重读中国历史，发现一座丰富的文化的江山。

2.思想者的见解：

作者刘刚和李冬君夫妇都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专攻思想史，思想史家的背景和训练，让他们的表达不拘泥于成见，不局限于考据，重视贯通式的哲学思辨，善于独立思考带来的新鲜见解，《文化的江山》系列不是为了普及一般知识，而是充满真知灼见。

3.诗性的文笔：

作者写作文笔受王国维影响较大，推崇《人间词话》的诗性表达，因此本系列诗性和审美的写作技巧贯穿始终；不用成语，不用晦涩的理论，专注于历史现场和原始文本解读；古典白话，回归本土性的汉语写作。

4.全球史的视野，多学科的融合：

只就中国历史谈中国，已经不适合今天的时代，作者把“文化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下考察，结合了地理、考古、艺术、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智识，创造了许多通透的观点。

5.一套建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中国读本：

“文化自信”不是空喊口号，根本上是建立在对“文化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上，还没有一部作品像《文化的江山》这样如此系统和鲜活地挖掘出文化中国的巨大价值的，这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在重新定义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时，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研读的文化中国读本。

历史上，其实有两种中国史观。一种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王朝中国；一种是贯通于所有王朝之上的中国，叫文化中国。所有王朝，兴亡交替，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王朝中国是青铜时代的产物，文化中国是玉器时代的产物，文化中国是礼玉文明的一个政治成果。

历来写史，多以王朝为本位，以帝王为中心，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被王朝史观牵引进王朝中国的历史。

王朝不过历史表象，江山实乃历史本体。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

文化中国，不一定非要呈现某种既定的国家形态，在与王朝中国的互动中，它以文化的江山表现出来，即便在当下民族国家的世界之林里，它依然漂洋过海，以全球化的天下观的方式存在。

《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书号：9787521703559；定价：68.00元）

公元前4000—前2500年，彩陶和玉器时代，孕育出文化中国。8000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开启，为整个亚欧大陆带来了一个长达三四千年的温暖时代。8000—6000年前，是中国《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时代，当与考古和艺术资料结合考察时，河姆渡的伊甸园、史前闽越人的生活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而6000—4000年前北方的彩陶文化和南方的玉文化，经由良渚人从东南到西北的扩散，构建了一个良渚化世界，这就是一个以玉作为核心的礼制文明和审美国度——文化中国。这是文化中国的源头。

《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书号：9787521705331；定价：58.00元）

公元前2500—前1000年，文化中国的金玉良缘时代，王朝中国在文化中国的沃土上生成。以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中国受到那条彩陶、玉石之路上西来的青铜文化的冲击，这种全新的以马和战车、武力征服为标志的文化摧毁了暖温带的三大文明古国，而在中国的“十字轴心”处遭遇了文化中国的阻击。以传说中的禹结合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的考察见证这个金（青铜）玉（玉石）良缘的世界，夏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而非一代王朝。这一文明包裹经过数百年的演进，最终在“司母戊鼎”的“尸祭”仪式中完成了王朝中国的确立。

《文化的江山03：中国风雅颂》（书号：9787521707519；定价：68.00元）

公元前1000—前500年，文化中国的《诗经》时代，自由的时代咏唱出自由的诗歌。“中国”这个词出现在此时，关于“中国”之内涵的最早界定也出现在此时，但不是通过论理的形式，而是用铭文中永不磨灭的誓言，还有诗歌中活泼欢畅的曲调，来界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这样思考的。周召优雅，郑风直白，宋地民风狂野，齐鲁朴实沉着，楚地天性浪漫，而并未收入《诗经》中的吴地诗歌也经由楚人的“翻译”，灵气乍现。

《文化的江山04：中国轴心期》（书号：9787521707526；定价：68.00元）

公元前500—前200年，文化中国的诸子时代，确立了中国人生活和思考的轴心。春秋的诸侯和家臣都不重要，真正的主角是“素王”孔子，然而孔子的“礼”在战国刚刚到来时就饱受挫折，兵家、纵横家以用计取代礼，其后有变法，西河之学与稷下之学交相辉映，开启了热闹的诸子时代。孟子、庄子、老子、墨子互相辩驳，他们创造的思想观念，至今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最后这个时代终结于“儒家圣化”和“儒门王圣运动”，终局也就是荀子的门徒韩非子的帝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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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系列共3辑12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出品：

第一辑：文化中国的起源

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

文化的江山03：中国风雅颂

文化的江山04：中国轴心期

第二辑：走出王朝的中国史

文化的江山05：走向世界历史的国度

文化的江山06：通往文艺复兴的岁月

文化的江山07：追求思想共和的时代

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与中国大航海

第三辑：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文化的江山09：世界近代史的中国影响

文化的江山10：被西洋与东洋夹击的天下

文化的江山11：告别晚清的中国近代史

文化的江山12：文化中国里的新文化运动

《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第一章文明全新世与《山海经》世界

01·梦想的光源——来自仰韶文化的彩陶之光

02·灵的根据地——来自红山文化的石灵之光

03·走向全新人——文明视野下的全新世

04·创造性进化——《山海经》是全新世的文明曙光

05·彩陶新世界——史前那一次文艺复兴

06·史前东西方——从中国到希腊

07·文明大分野——两个伊甸园及其文明分化

08·神性的超越——在神话与历史的连接处

09·人体化的龙——真龙天子的《山海经》原型

10·会死的上帝——绝地天通是为国家起源设立门户

11·昆仑的外延——表达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山系

12·昆仑出海口——《山海经》里那只连山的瓯

13·刳木大航海——史前航海人的一个文明标志

第二章河姆渡猜想

01·寻找伊甸园——有关伊甸园的东方想象

02·黑头人传奇——指向“东方”的伊甸园

03·东方人之初——河姆渡人的幸福指数

04·思想不经济——河姆渡人的灵性思维

05·文明不古国——河姆渡人没赶上文明古国的头班车

06·禁果的意蕴——文明在试错中进化的代价

07·该隐后遗症——国家便是伊甸园里的那个禁果

第三章良渚化世界

01·两种太阳神——神的统一性和唯一性

02·土贡的国家——从良渚文化看国家起源

03·符号的契约——汉字共同体的由来

04·玉制的国家——玉器时代的良渚化国家起源

05·文明的刺客——史前也有革命的海派文化

06·国民身份证——玉的三权合一及其财富属性

07·史前玉石路——良渚化道路的来路与去路

08·良渚化世界——良渚人是文化中国的播种机

09·审美的国度——以玉的审美属性表达国家理想

10·文明摇篮地——国家起源的地理条件

11·农牧大合唱——农牧分界线上的皇城台

第四章最早的中国——文化中国

01·最早的中国——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谈起

02·考古的目标——要把文化中国找出来

03·何必寻五帝——孔子从来不说炎黄事

04·玉的国民性——史前那一条玉文化的路线

05·文化大联合——文邑就是文化中国的原型

06·治水的源头——治水社会的那位原君

07·文明的初心——东方专制主义来源于青铜文化

08·社会的由来——社稷比社会重要的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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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

第一章青铜时代与王朝中国的确立

01·鼎立的国体——鼎在国家观念中的胜利

02·二里头问鼎——问一问鼎的来历与身份

03·中国大锅饭——饕餮纹是民以食为天的代表

04·革命的本义——鼎革之路通往天体运行

05·文明缓冲带——天山峡谷的文明雅量

06·青铜的国度——革命是青铜时代到来的标志

07·夏是西化派——文化大联合终止于青铜时代

08·越禹和戎禹——茫茫禹迹留下中国之谶

09·禹兴于西羌——接取青铜时代的文明包裹

10·帝禹大会计——夏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代王朝

11·会稽在哪里——认识良渚化世界的一条线索

12·夷夏变华夏——尧舜禹的不肖之子们

13·东夷与西夷——走向王朝中国的阶段

14·尸祭司母戊——借尸还魂的世袭制的神权来源

第二章文化中国的延续与天下观

01·家国中与西——国家伦理观与天下伦理观

02·天下皇与帝——通往公天下还是家天下

03·尊夏与从周——把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结合起来

04·禹兼和汤兼——有一种国家让世界充满爱

05·中国的选择——王朝中国是文明古国的改良版

06·回到尧舜禹——两个中国与三家思想的碰撞

07·重启天下观——走向人类性与个体性结合的天下

08·从民到匹夫——人民性与个体性的天下

09·天下三段论——走向人类共和的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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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03：中国风雅颂》

第一章“中国”名与实

01·青春“中国”

02·“中国”的来历—古史探源

03·“中国”的来历—国号反思

04·文化的边疆—孔子视野

05·文化的边疆—太史公方舆

第二章诗经时代的天命与革命

01·江南那只虎

02·革命者来了

03·金陵王气随想

04·人在江南敢称王

05·天命在哪里—殷周往事

06·革命：从理想国到家天下

07·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战车

08·诗的中国及其风雅—“南化”

09·诗的中国及其风雅—“忧雅”

10·春秋从美开始

11·天命无常之礼与诗

12·锦绣江山与美的儿女

13·吴以运河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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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04：中国轴心期》

第一章诸子时代：春秋

01·一次民主政治尝试

02·历史之王—素王

03·圣化—从民心到人性

04·圣化—从有德到有道

05·圣化—从礼义到仁义

06·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第二章诸子时代：战国

01·从行礼到用计

02·从兵法到变法

03·诸侯与诸子：西河之学

04·诸侯与诸子：稷下先生

05·孟子“行仁政”记

06·孟子“辟杨墨”与墨子非儒

07·墨子尚贤民主论与权义国家论

08·墨子神学政治论与神性历史观

09·从墨子无父谈起

10·重启尧舜禹时代

11·墨学辩与侠及其知识论

12·惠施将杨墨“合同异”了

13·纵横家与思想者的故事

14·庄子是一条想飞的至乐之鱼

15·大匠庄子及其两位质人

16·谁是郭店竹简的主人

17·由《大一生水》猜想屈原之死

18·“为我”之诗及其魂兮

第三章诸子时代大结局

01·天地一指—老子与孔子

02·帝王学在秦岭—淮河那一线

03·儒家圣化模式和儒门王圣运动

刘刚

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中国史诗》。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思想者的产业》（合著）《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的经济史考察》（合著），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国家人文历史》《新京报》等媒体专栏作家。

我们忽略了我们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批判王权，但也看到社会在百折不挠地一直在创造美好的东西，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这个书里面引了顾炎武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讲天下兴亡，就是政权的兴亡，文化江山的概念反而没有。我们很少说我们的文化堕落了，匹夫有责，应该来重建。所以，文化的江山，也是给大家增加了一种责任感。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作为一个国民，读这本书，还是有感激之心。

——熊培云，南开大学副教授、媒体专栏作家

《文化的江山》是一部关于文化中国的史诗。作者的个性、才思和当下少有的健全自信的史观在书中有酣畅的表达，不少史论可圈可点，关于历史和人格、人生气象的吟诵，融激情、清明的理性于一体，举重若轻。这是在我国家文明再造之严重时刻最好的历史启示录，既是向文明中国致敬，又是教化当代中国，对当代社会生活和知识生产机制的教训。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永久珍藏的书。

——余世存，《非常道》作者

重读中国历史，就是以文化个体性对中国历史进行价值重估和本体重建。

——刘泽华，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激跃不羁之情，大开大阖之笔，老吏断狱之眼，自由率性之文，结构了一部智慧和诗化的中国史论。

——邵鸿，南昌大学历史学教授

以唱叹之笔写史，义理、考据、词章三者高度融合，读者能从作者的行文中感受到神游八表、思接千载的激情，又能领悟到作者穷搜深讨、精益求精的考据功夫，而义理则在考据与辞章中自然流出。作者文史功底扎实，仅考证“中国”的来历，就援引了于省吾、段玉裁、胡厚宣、柳治徵等诸多学者的观点。但作者的思维又是富于张力的，突破了一般史家拘谨内敛的心态，力求以自由的心态写自由的时代，许多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文化的江山》分展示了中国文化浪漫、诗性、审美的一面，结构富于特色，行文大开大合，特别是文字灵动飞扬，感人肺腑，因此是一部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传播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力作。以诗话体写史，在学界并不多见，作者勇于突破，而且成就斐然，诚为出版界的幸事。

——胡长明，《书屋》杂志执行主编

作者书写了一个不同于王权王朝话语下的“我的祖国”。这一写，中国的江山闪烁着文化的美丽和思想的光辉。作者以审美之境界、形而上之法眼，阅读中华大好江山，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天地之利，山河之势，四时之变，以及中国美的水土、美的风物、美的女人、美的文人、美的少年、美的英雄、美的战士、美的情义、美的行动、美的思想、美的人格……美的历程，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胡松涛，《书屋》杂志书评

历史，只有还原成精光鎏亮的见识，方能令读者获益。见识，只有奠基在扎实的功夫和独到的眼光之上，始克生成。作者做到了，本书大开大阖，诗思里怀有文化襟抱，笔锋之高蹈精进，令人喟然感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泽雄，《青梅煮酒》《性格词典》作者、《书屋》专栏作家

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支柱与灵魂，不能有丝毫失忆。祈望国人重读中国历史。

——来新夏，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对于八股论文，作者实在不屑，对于中国历史，作者又深有感悟。感谢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的才华与思想，没有变成深海明珠，终于找到了恰当的方式爆发。《文化的江山》，一部充满激情与个性的散文体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诗一样的句法与金子一样的卓见，如钱塘大潮，如泰山崩塌，令人震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研究！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半世纪来个人著史之壮举。史学功力深厚而不显山露水，史识冷峻超迈而多有精彩议论，行文似轻松随意而言必有据。亦诗亦论亦散文，有思有情有文采。不拉主义张大旗而自成一家，不引重言做帮衬而自有境界。

——单正平，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文学评论家

作者的思维是富于张力的，突破了一般史家拘谨内敛的心态，力求以自由的心态写自由的时代，许多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文化的江山》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浪漫、诗性、审美的一面，结构富于特色，行文大开大合，特别是文字灵动飞扬，感人肺腑，因此是一部对国人，特别是对青少年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力作。

——胡长明，《书屋》杂志执行主编

面向文化江山，王朝徒成阴影；求索个体意志，民族无复幻影。这是一部风格突出的历史长卷，诗史互证，思辩勃发。

——周泽雄，独立学者，自由作家，主要著作《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

这部“文化的江山”系列，不是帝王的江山，而是我们每个普通中国人心中的江山，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江山，信仰的江山，文化的江山，牵动每个人乡愁的江山。

这套书不是对帝王的意义，而是普通人的意义。

我只希望学生读中国史，不论走到哪里，拥有中国心，做中国人。

——王洋，上海曹洋二中 校长

作者跟着中国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走，跟着江山美人走，行进于美烟丽云、智山仁水、礼门义路之间，为美丽文化而代言，浓笔书写了一个个思想者的名字，一座座文化的山，一片片诗的土地，一条条歌的河流，写出了一个文化的中国、思想的中国，一个具有书卷气的中国，一个具有丝玉气质、青铜体魄、虎虎生气的文化的中国。

——胡松涛，军旅作家

很羡慕这样琴瑟相合的作者伉俪，能够合作出如此佳作，读史角度颇为娴雅，是另一种重要的史学注脚。

——豆瓣读者

看到谈墨家思想，谈韩非和嬴政的思想、关系，真是通透精约。

——豆瓣读者

作者本来想到域外求存在，“乘槎浮于海”，但当他们从历史中选择了文化的江山后便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感谢这对学术夫妇给善良的人们带来一种享受，一种期待。所以，这书很治愈啊。

——豆瓣读者

历史也可以如此诗意。

——豆瓣读者

引言发现文化的江山

历史上，其实有两种中国史观。

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作王朝中国。

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作文化中国。

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江山自然生成，人居其中，文而化之，而成国家。

英雄行走大地，人与山川相映发，而使文明开化。

英雄从远古走来，从神话走向历史，留下一个传说时代，被结集在《山海经》里，无论成书于何时，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

《山海经》之所在，是个自由的世界，而非大一统的世界，是英雄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其主体为人，是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文明图式的万物之灵，而非神。

《山海经》的世界，不仅在传说中存在，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

在考古学的框架里，它被归纳为几个相互作用的文化区系，每一区系，都拥有一大批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满天星斗，覆盖天南地北，不仅存在于大河上下，按流域分布，还从山到海，从昆仑到蓬莱。文明的存在，对应了那个《山海经》世界。

初民都相信，文明的种子来自天上，所以，先要在高山上生长。昆仑是最高的山，不光是天下水源地，更是文明起源地。然后，文明还要顺着河流下山去，流域所至，择其要处，或为村落，或为城市，或为国家，唯有国家，才能使文明长大。

文明在全新世大暖期里生长，度过了人类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在江南河姆渡文化里，我们看到了有别于《圣经·创世记》伊甸园的中国式天道伊甸园，我们相信，《庄子》里说的那些比炎黄还要古老的人物，就应该在这里出现，不能像史官文化那样将它们当作荒诞的寓言。还有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从那天真烂漫的彩陶上，我们看到了文化中国的起源。而良渚文化则在“从东南往西北”的历史运势线上，开辟了一条玉石之路，贯穿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用玉文化融合了两大文化区系，就在以玉为标志的制度文明—礼制的产床上，一个“审美的国度”——文化中国诞生。

人类在全新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国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铜时代时，中国文明则顺着新石器文明的惯性，进入一个审美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起源于青铜时代，而中国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则起源于玉器时代，这是我们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以此而有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观念。青铜文化的国家与玉文化的国家有不同的文明属性：青铜国家的本质，有着明显的暴力认同的特征；而玉制的国家，就如同玉本身，不具有青铜那样的暴力属性，呈现出文化认同的特性。

《山海经》的世界，就包含了青铜时代和玉器时代。考古学认为，《山海经》反映的世界，处于金石并用时期，还把玉器当作新石器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玉器与石器的差异不在于材质，而在于功能。玉虽被称作“美石”，但其材质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美”字，它强调了玉器的审美功能，以区别于石器的实用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审美的方式来称呼那个时代，不是称作“金石并用”，而是称为“金声玉振”。

相比之下，在《山海经》里，是“金声”初起，而“玉振”已大作，明显有一个玉文化的体系存在，叶舒宪在《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中谈到，在夏商周还没有开始，汉字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中国境内已经有八个文化是崇拜玉礼器的，中国在四千年前已经被玉文化先统一了。我们举双手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就是那时中国还没有，整个东亚这块已经被玉文化统一了。为什么要说“中国还没有”呢？那时，没有王朝中国，还有文化中国呀，那被玉文化统一了的不就是文化中国？好在还有我们认领。

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山海经》无非“怪力乱神”而已；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山海经》的世界则是一座史前文化的江山，是文化中国赖以成长的摇篮。我们重读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中国的历史，要从《山海经》开始，《山海经》可以说是一部玉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中国图志，虽为历代王朝所屏蔽，却被文化中国不断重启。

王朝中国是青铜时代的产物，代表着“金”，文化中国是玉器时代的产物，其本为“玉”，可以说，文化中国是礼玉文明的一个政治成果。以良渚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国家样式为例，我们似可确认，那是一个信仰与审美的国度，也有权威，但基于文化认同。

这样“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就从根本上区分开了。因为，王朝中国是由文化中国“西化”而成的文明古国的改良版，所以，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终于在“金玉良缘”的王朝中国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大古国相继消亡以后，继之而起的王朝中国，在与文化中国的互动中，又将文明古国的国脉延长了约三千年。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应该有五千年。可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证明了孔子引用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但殷墟不是起点，而是高峰。那么，起点在哪里？孔子还说过“祖述尧舜”和“殷因于夏礼”，说明殷的前面还有个夏，说殷人继承了夏的礼仪制度，那就是已经把夏当作一个世袭制的王朝国家。夏的前面，还有尧和舜，他们的国家有可能是个尚贤与禅让的方国联盟。孔子追溯历史的起点到此为止，他不像古希腊人那样用神话作为历史开头，而是正相反—“不语怪力乱神”。到了太史公写《史记》时，其眼光超越孔子，将历史的起点追溯到炎黄，以黄帝为首，为炎黄子孙的历史开了个头，形成了帝王世系的历史和王朝史观的叙述方式。

夏在哪里？良渚文化用礼器—玉琮、玉璧、玉钺等所代表的一整套用玉制度为夏提供了中国最早的礼制文明的样式和古代国家起源的原型，而龙山文化则代表了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和文化转型，使文化中国向着青铜时代迈进。传说中，禹铸九鼎定九州，就标志着文化转型的完成，将良渚文化的陶鼎转变为二里头文化——夏墟的铜鼎，从此开始了问“鼎”中原。《易传》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鼎取新”。

二里头三期出土了青铜鼎，它是青铜时代到来的文化革命的象征，而最早将“鼎革”用于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的，便是《易传》“汤武革命”里的那个“汤”。

就在夏墟不远处，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又出土了一座偃师商城，属于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是“汤”以革命取代夏墟的硕果。有人说，它就是商都西亳，也可以这么说，它的地位，就像周人的东都，东都是克商以后建的。如果《尚书》所言不虚，那么《汤诰》有可能就是汤在偃师商城发布的革命宣言和战争动员令。与偃师商城同时，还有一座更大的郑州商城，相比之下，偃师商城更加军事化，实用性较强，神圣性和庄严感不足，缺少国之重器，尤其是缺了古代国家政权象征的鼎，如何“率民以事神”成为政治中心？

而郑州商城，不仅规模更大、规格更高，而且出土的国之重器多而配套，能充分满足首都对于神圣性和庄严感的要求，这是首都之所以成为首都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假设一下，汤革命成功以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国家庆典，祭祀他的祖先和“帝”，当时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地可供选择，他会选择哪里？是在作为前线的偃师商城、原来的夏墟附近，还是在殷人发祥地、作为礼制文明中心的郑州商城——亳墟？回答无疑是后者。

为什么说郑州商城是礼制文明的中心呢？以文物论，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二百余件，尤其是那两只巨型方鼎，大的高达一米，它们成双成对，不言自威，有冲天霸气，不是一般贵族能用的，非王莫属！这样两只鼎，出现在约三千五百年前，别说在中国，就是放到全世界，也是罕见。这是两只见证过汤的开国典礼并且承担过“率民以事神”历史使命的鼎，或许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听到早已凝固的庆典的欢呼声和“神化革命”的历史回音。这声音，从后来安阳殷墟的“后母戊”大鼎里消失了，尽管“后母戊”鼎看起来更有分量、更为辉煌，更加显示了帝国的气魄和力量，但革命精神却已荡然无存，我们从中再也听不到革命庆典的欢呼声，它早已丢失了杜岭方鼎的灵魂，因为那时一个王朝中国已经形成。

殷墟，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王朝国家，那是一个与世界文明古国接轨的国家，它的出现，标志着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完成。这一历史进程，就如同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当其在英国出现以后，就开足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化马力，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接力而起，继以工业革命的全球化体系，而当下中国工业革命，又从美国那里传承全球化的工业革命的火炬，预告着工业革命的世界体系就要在中国完成。它使我们又联想起殷墟时期在中国发生的青铜时代的那一次金石革命，那也是先在西亚兴起，在中亚，从黑海到里海之间的南俄罗斯草原，经由雅利安人接力，以国家与革命的方式传递，世界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随之解体，文化中国亦随之“西化”，从玉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这么一转，不仅催生了王朝中国，而且使得随着青铜时代到来的世界体系最后也在中国完成。

从殷墟开始，中国历史便走上了王朝中国之路，且与文化中国互动，治乱循环，双轨同运。儒以道统与政统划分：道统出自文化中国，以孔孟之道为代表，政统出自王朝中国，以周秦之制为代表。又有“阳儒阴法”一说，以为道统反映儒家思想，而政统则基于法家思想，这也就是所谓“霸王道杂之”。还有两家—墨子与杨朱，一个主张兼爱，一个主张为我，不与王朝中国合作，孟子骂他们“无君无父”，但他们却影响了文化中国。

儒家道统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条线索，还有墨子一线，以侠义精神和会党政治贯穿，成为民本与民间运动的源泉；有杨朱一线，他那“为我”一声吼，便是中国最早的“个人权利”的宣言；有庄禅一线，以回归自然的审美和思辨开拓着中国艺术的空间，这一线，从山海图到桃花源，从东篱到东坡，从山阴道上人与山川相映发到山水诗到山水画……

王朝虽然赫赫，不过历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实乃历史本体。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过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家国兴衰，还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还在。

“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两朝已去，可关山依旧，明月依然。这关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命运诗意地栖居于江山，我们知天命以诗。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用了诗性的眼来创作，诗中有“我”，“我”在选择，选择了“还”，他放下王朝，抱住江南—那诗性的江山。陈寅恪“以诗证史”，一部《柳如是别传》，还是在江南—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那“南方”，就是文天祥魂归之、魄寓之、命托之的江南，宋朝不在了，可江南还在，他的乡愁还在。中原与江南，一个是王朝中国的地理根据，一个是文化中国的人文始基，北宋亡时，中原成为南宋的乡愁，南宋亡时，江南成为他的乡愁，那是他为之披肝沥胆、为之刻骨铭心的来自文化中国的乡愁。

梦想的光源——来自仰韶文化的彩陶之光

有一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盆，人面和鱼优美地合在一起。

人面在做梦，鱼游入人梦里。那近似几何图形般的平面构图，仅以圆和三角形，还有一些直线，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仰韶文化里才有的西安半坡人做梦的表情，令我们产生《一千零一夜》式的联想：从前有个王子，长得很英俊，却喜欢幻想，人们称他为“梦想家”……可彩陶盆里的这位“梦想家”，他是一位王子吗？他似乎面朝大海。

这件陶器，名为“盆”，实为一瓮棺的棺盖。瓮棺内，有一儿童，或为王子。也许，半坡人尚未有我们今天的生死分别心，他们将死者葬于瓮棺内，以盆为盖，埋入土中。

死者入瓮，做梦，陶盆里那人面鱼，展示了幸福的半坡人如何做梦。

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个对称的人面来，人面，是圆圆的。头顶上，三角形发髻高耸，如船上的帆。额之彩，漆黑如夜，右为半弧，留一弯白，如新月当空。眼细而平，鼻挺且直，两耳旁，有两条小鱼游来，仿佛在说：我带着梦想，来奔赴你的召唤了。嘴边，分置两鱼，似与王子密语：在那儿，幸运，你所梦想的幸运，将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两个人面之间，还有两条鱼相对而游，鱼身挂满了斜方格鱼鳞，鱼头呈三角形，而鱼眼则是圆的。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现代人的梦也许就是这样：我望见孩子尸体躺卧的房间发出一些光芒，也许是一支蜡烛掉在了孩子的身上，也许是蜡烛烧着了我的孩子。看来现代人对梦想缺少自信，如此忐忑，是因为他们过分看重尸体，把梦想放在尸体上，而非对灵魂抱有希望。所以，那梦想，就像在蜡烛上跳动的火苗，一边跳动，一边发出微弱的光，来将孩儿那昏暗的尸体照亮，可又怕那不确定的火苗，一不小心，就跌落在他们孩子的尸体上。

照亮梦想，要有光。不光现代人这样看，仰韶文化中主持葬礼的那些半坡人，也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却用了不同的眼光，对于光明，各有其不同的看法。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人在瓮中，可谓漆黑一团，现代人所谓的“光明”，必要以外在的光源，来照亮自己早已睁开的双眼。而史前人，或称原始人，则自有灵感，自有其照亮万物的内在性的光源，那是灵魂放出的梦想的光，而彩陶，便是那梦想的闪烁之光，将泥土的文明样式照亮。

瓮棺，用彩陶制成，那彩陶本身就含有光。那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不是来自天空普照四方的光。不是那种光学意义上的物质之光，也不是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神学意义上的信仰之光，而是另外一种光，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以土为体、以水火为用的万物一体和万物有灵的光。就陶的物理属性而言，它包含了火的泥土，是人的梦想通过火光显灵于泥土，是人以冶炼的方式而非以加工的方式第一次尝试成为造物主。

石器时代，不管是旧石器，还是新石器，都是人对自然物的石头进行外部加工，差异在于加工的程度，是打制，还是磨制。打制要粗糙一些，而磨制显然更为精致，但从一个大的体系上来看，都属于对自然界的既定之物的外部加工，而陶器，则是人类对自然物的泥土，用水和火两种元素，主要是火，从内部进行改造，把土改造为陶，完全属于人造。试想那时的制陶者，真是用火如神，不光用火照明，还懂得用火改变物质的属性。

于是，陶器时代来临，制陶者就是造物者。可造物，首先要有一座窑，形如苍穹，造物者能像神一样自由用火、自如控温的窑，有如神主宰苍穹一般，他主宰着自己的窑。《山海经》里有一篇开窑的神话，据说，天神打架，打得地陷天塌，人类遭殃了，人类始祖女娲跑来拯救，她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炼石补天。炼石就得开窑，她用窑火炼出五色石，那应该就是一块块彩陶砖，天空跟她的窑一样，也是用石头砌的，窑破了，用石头补，天破了，当然也可以用石头补，这大概就是神话思维里经常使用的类比原理吧。

女娲在中国神话里做到的，夏娃在西方做不到，因为西方文明从来就没有赋予夏娃造物与拯救的身份，而女娲则是中国陶器时代的女神，尤其是彩陶时代的女神。

除了补天，女娲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造人。据说是“抟土造人”，我们知道，但凡以泥土造物，皆为陶器，均以窑成，故女娲造人，亦以制陶为原型，先要在窑火中炼成陶人，再向陶人吹入生命的气息，使得陶人成为人。

人类陶器时代，始于约一万年前。中国的陶器起源，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这里出土了一只约一万年前的陶罐，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而西方陶器时代，则定位于西亚两河流域，发掘的最早陶器距今约八千年，也就是说，当仙人洞人用陶罐煮肉吃的时候，西亚两河流域陶器文明的这把火尚未点燃，而中国陶器文化，已从仙人洞文化那只陶罐，进到了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盆，再进入《山海经》女神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耸立于神话之巅。

以此为背景，来看那半坡彩陶瓮棺，这时，我们就会发现，那瓮棺遍体皆为光源，何曾有丝毫的黑暗？宛如梦中的灵魂之眼，汲取天堂的光源，梦想因之呈现。

这光，居幽冥之中，在梦想之上，不似油浮于水、天覆于地，从外面来覆盖，来照亮，而是人自身的内在性生长所发出的光芒。它源于自我，不必向太阳借光，它用自我的光将自身照亮，使万物之灵从工具化的人向着个体灵魂开始了精神性的成长。

从梦想到思想，从灵性到理性，从原始神话艺术到轴心期的古典哲学，人类在经历工具化成长的同时，也开启了精神性成长的历程。工具化的帝国兴衰未已，人类精神性的成长突破帝国的屏蔽发出理性的光芒。这光，源于自我，又在我之上，它创造了我，但归根结底，我是自我的创作，个体灵魂终于成熟了！灵魂不死，它不但要超越肉身，外化出一条通往神的永恒存在之路，还要让个体灵魂获得一种世俗性的社会化的存在形式。

从万物之灵到个体灵魂，这条路很长，人类行走了上万年。从全新世开始，从仙人洞人走到仰韶人，直到现在，其间，最美妙的是，大暖期出现了！其中最温暖的时期，出现在约八千年至四千五百年前，在中国大约持续了三千五百年。假如人类文明真的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那一定就是这个时代。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和阶级的分别，没有家族、民族和国家的分野，自由、平等、博爱，这有史以来一切乌托邦和理想国的愿景，就在那时出现了真正的源头，唯有在那个时候，这些人类的理想，才被人自然而然地享有。

那时的天空何等慷慨，尽情地挥洒阳光雨露，使万物茁壮成长；那时的大地何等富饶，人行于天下，各取所需，应有尽有。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有一条巨大的沙漠带，从东北往西南倾斜，顺着中国北部大漠，经由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越阿拉伯沙漠群，而与撒哈拉大沙漠相连。然而，这一横亘亚、非二洲的沙漠带，极度干旱的内陆瀚海，那时可是绿色的。从撒哈拉到中国西域，是一条贯穿了大半个地球表面的几乎无限伸展着的绿洲，从热带到寒带，温暖加速了文明的动脉。那时的东西方就在这条绿洲带上来往，开辟出一条物质文明的道路——彩陶之路，随之而来的精神文明的样式——神话开始萌芽。在神话中，人类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天上，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就在那时被刚觉醒的个体灵魂的光芒照亮。

鼎立的国体——鼎在国家观念中的胜利

围绕“社稷”开展的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形成了“社会”。

“社会”，是在分配土地和粮食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中形成的。

土神与谷神的结合，具有农耕文明的属性，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当然就是个乡村“社会”，带有“公社”性质，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市民社会的属性有所不同。

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个“吃饭”的问题，而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则是个“契约”的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似乎都大到与古代国家起源相关，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看来与“吃饭”有关，西方的国家起源，则与“契约”有关，解决“吃饭”问题要靠农业，而人与人的“契约”是因为商业。这里就有个古代国家本位的问题，靠农业的，当然是国以农为本，靠商业的，就发展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样的差别，也可以说是追求统一的文化和趋于分化的文化导致的。

一般来说，追求统一的国家，国家规模都比较大，多半能够自给自足地解决“吃饭”问题。而趋于分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贸易中的“契约”原则，遂为立国之本，也是国际法。

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之利器，有它的象征物，便是那只“鼎”。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只陶鼎，它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样本。

诗曰：

岿然一只良渚鼎，几番北上到京城。

曾经中原凭人问，犹记当年有尧舜。

这鼎，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对此，人们会联想到一个成语：问鼎中原。

何以要“问鼎中原”？回答这个“鼎”的问题，就与“中国”的来历有关了。

“中国”，本是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通常，在“中原”立国，即为“中国”——“中原之国”。但“中原”，并非地理位置的中央，而是四通八达，人文活动集中的地方。

同时，“中国”还反映了国家制度观念，表达了追求国家统一性的理想，当王制确立后，王权所在的“中央之国”，便是“中国”。此外，“中国”还有其属于政治文化的道统那一面，也就是王权主义，一旦形成，又会出现一个道统“中国”——“中道之国”。

可“问鼎中原”，除了“中原”，还有“鼎”，何以要问“鼎”而不问别的？

而且还要跑到“中原”来问，何以不问别处？“鼎”与“中原”因何缘起？

我们知道，最早的“鼎”，从“中原”裴李岗文化出土，可接下来，仰韶文化弃“鼎”用“鬲”，划出史前文化中国的分水岭，分了“用鼎文化区”和“用鬲文化区”。

苏秉琦在《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我国历史地理，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

他还特别强调了“东南”这一部分在中国史前文明进程中的先导作用，说：“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的渊源就是这一地区。”

按照严文明的说法，“东南”部“用鼎文化区”，是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的两河流域之间的半月形地带，也就是从江湖——“长江—太湖”——到海岱的江浙和山东地区。

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按流域分布，从南往北，江南是良渚文化，江淮之间是薛家岗文化，黄淮之间的是龙山文化，它们所在的范围都是用鼎文化区，都以“鼎”立。

仰韶文化对“鼎”与“鬲”的选择，也许初不经意，但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文化分别。本来，鼎与鬲，皆为炊器，且为炊器中之大器，“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就要通过这样的大器来呈现。其差别，在于下面的三足部分，鼎足实心，鬲足中空，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其功能，在于盛煮食物。

先民聚族而居，惯以大器聚餐，分食者众，若无分配机制，势必乱套，所谓“人口”问题，即滥觞于此，而管理“人口”，其根本就在于分配食物，以此而有礼制文明。

因此，鼎与鬲的分别，主要就在分配食物的方式上，亦即对“人口”的管理上，对它们的选择，有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形制上的差异，或许被用来当作文化区系的标志，当“绝地天通”来临时，二者的差异性，又被赋予了古代国家起源的意义。

以“鼎”为例，若以天、地喻之，那么盛煮食物之容器为天，鼎足为地，这两部分是隔绝的，能反映出“绝地天通”的国家意志。而“鬲”则不然，地足中空，与天腹相通，一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架势，显然不能作为“绝地天通”的王权国家的喻体。

还有“问鼎”二字，究竟问“鼎”的什么？我们回到这两个字的出处，来看《左传·宣公三年》怎么说：“成王定鼎……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见，原来问的是“轻重”，论“轻重”，当然是“鬲轻鼎重”，因为，鬲足空虚，鼎足结实，由此一虚一实，而知孰轻孰重。且鼎、鬲二物，作为国之重器，径往形体增大和重量增加方面发展，鬲之空足，也就越来越给人以立足未稳的感觉，不适应向“重大方向”发展的需要了。故王权国家弃鬲用鼎，以鼎立国，摆出了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架势。

“问鼎”何以还要问到“中原”来呢？这一方面反映了太史公所谓“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另一方面也是“鼎”回老家寻根，带来了有关正统的国家观念。当年，裴李岗鼎文化流失于西北，流落到东南，与东南鼎文化相遇后，又被良渚文化连同国家观念一起送回来了，回来时，相遇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原始鼎，是在陶釜下面，立三个支座，虽然最早见于中原裴李岗文化，但江南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也都有了。它们之间，未必有继承关系，这样简单的构造，纯属实用功能的自然延伸，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物理功能简单，文化功能难免复杂，关键在于人所赋予的观念。没有比人的观念更复杂的了，再简单的构造，一旦与人的观念相遇，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越简单的构造，被赋予的观念反而越复杂。比如，一个简简单单的太极图，就被赋予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念，同样，一只普普通通反映先民生活方式和族居习惯的鼎，也变成了贯通天、地、人的王权主义的国家观念的鼎。

“鼎”之本义，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这样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显然，这是针对盛行于商、周的青铜鼎而言的，此前，陶鼎无耳，由此可见，被赋予了国家观念的鼎，基本上都是青铜鼎。那个“鼎”字，究竟被赋予了哪些与国家有关的观念呢？首先，鼎被赋予了王权观念，问鼎、定鼎、鼎命、鼎业，都与帝王之位和帝王大业有关；其次，鼎被赋予了政权机构的行政职能观念，如以鼎台、鼎臣、鼎辅、鼎司来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最后，还有天命观念，如以鼎祚、鼎运、鼎革喻国祚、国运以及革命等。

而“鬲”字，不仅未能分享国家观念，反而被国家观念边缘化和异化。与国家有关的带“鬲”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鬲国”，据说，是夏朝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方国，明显带有贬义。与“鬲国”有关的氏族，被称作“鬲氏”，后来，还有作为行政建制的“鬲县”，这些都提不到国家观念的台面。更有被称作“人鬲”者，如果不是作为人格低下的奴隶，那最起码也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一群”，这些都表明了鬲文化在国家观念里的失败。更有甚者，乃至于将“鬲”异化为“隔”，当作分隔、闭塞解。鬲本中空，足与腹相通，何“隔”之有？但是，在国家观念的支配下，“鬲”被做了新解释，那真是“叫你隔，不隔也隔”。

鬲让位于鼎，并非鬲文化区的整体失败，毋宁说是一种妥协。因为东南鼎文化区只是为鼎提供了形式因，还有质料因，也就是青铜，则由西北鬲文化区提供。西北鬲文化区在玉石时代落后于东南鼎文化区，但却占了青铜时代到来的先机，早在马家窑文化里就已出现了青铜刀。不管这文化是原生的，还是驮来的，总之，只要比东南鼎文化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就够了。当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区带着国家观念和国鼎样式进入西北鬲文化区的中原时，玉器可为国玺，陶鼎岂能立国？必以青铜立之！正如良渚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玉的政治文化以及有关国家观念的文明样式，而中原仰韶文化提供了实质性的国土一样，正是“从东南往西北”的鼎鬲两大文化区的统一，使一个更为辽阔的中原地理王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