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Xiaofei Tian)，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和文化、书籍史以及比较文学。主要著作包括《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Visionary Journeys：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2011)、《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502—557]，Harvard，2007)、《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5)、《“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三联书店，2004)、《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等等。

这本书里收的，是十几年前写的文章，或长、或短，
有的有很多注解，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发表的论文；有
的只有几百字，信手挥洒，为报纸专栏填空补缺。新版和
旧版相比，还有一篇删除的文字，不好存目开天窗，也无
意女娲补天，只有在后记里向它点头致意。
今天的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我们成长时完全始
料未及的。八十年代在大学里，我们讨论哲学、政治、诗
歌、音乐。我们物质上还那么贫乏，但精神上是那么富有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理想国”的张旖旎编辑说得很对：《留白》里的文
章都是阅读的产物。这包括古代和现代的文本，也包括被
作为文本谛视的电影。但是，很多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内文
，都是出于对当下活生生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关怀与思考。
大约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在《读者》上转载和因特
网上流传，绘声绘色地编出一系列关于我的“生平事迹”
，全部来自想象和虚构，甚至捏造出我的结婚纪念日。原
来“传奇”就是这样生产制造出来的!我希望读者认识我，
是从我自己的文字里，不是从那些编造出来的故事里，也
不是从近年有些报刊上从来不曾采访过我或我的先生而拼
凑编写出来的所谓“采访记”里。《留白》里的这些文字
，是一个真正的我，直接面对读者，讲我心里的话。
有些文章里谈到的问题，比如现代新旧诗，我在近十
来年中有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这些曾经一度的想法
，哪怕后来有所改变或深化，也还是我个人思想发展轨迹
的一个记录，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章本身都已经足够表白自己了，在后记里，我不想
总结什么，只想借此机缘，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作为一
个女性的学者、社会文化的观察者和思考者，遭遇到的所
有与性别、与年龄有关的傲慢与偏见。它们好比嗜血的豺
犬一般跟随着我，我相信也跟随着很多有思想、有志向的
女性。这种现象是英文谚语所谓“房间里的大
象”(Elephant in theroom)，很少人公开地谈论它、视
之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文化和社会
的问题。
这些傲慢与偏见，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来自中国也
来自美国，但以来自中国的居多而且表现得较为明显，因
为，很简单，中国有远比美国更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
个古老的传统里，有“才女”，但极少有女学者、女思想
家，没有女性的“士”，更遑论“大夫”；因此，很多人
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一个女性，而且还没有到什么不惑
、知天命、耳顺之年，写几首诗词点缀风雅也就罢了，但
是在学识和思想方面，怎么可能“有以教我”?而性别歧视
的本质及其表现，也尚未完全进人清晰的集体意识。
我成为哈佛教授不久，在哈佛亚洲中心的一个场合上
，一位当时在哈佛倪曼基金会做研究员的中国新闻记者先
生，在得知我的身份后，瞪起了一双眼睛看着我，问道：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男人，而且还是老男人，都没有当
上哈佛教授，而你却当了哈佛教授呢?”言外之意很明显：
男性优于女性，老男人更优于年轻男人，哈佛教授非老男
人不办。这位记者先生似乎只知道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男
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似乎没有想到：哈佛聘教授
，基于学识、思想、聪明、勤奋、成就，这些条件和性别
、年龄无关。
性化评论也泼溅到文学评论里。很多人一旦得知作者
是女性，就立刻在作品里看出“‘女性的’敏感、细腻、
阴柔”来，于是乎诸如此类的性别类型化滥调一吐不可收
。我想到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在哈佛大学共同主持的“中国
流行音乐与社会四十年”活动上词人尹约的发言。她转述
听众对她的反应：“尹约原来是个女的啊!写得很好，像个
男的!”“很温柔细腻呵，有女性特点。”她向在场的观众
发问：“很多男词人也写很柔的歌词，怎么就没人说他们
‘像个女的’呢?”这样以性别作为标杆的评论语言，鼓励
男女两性重复父权社会制造出来的性别类型，不但把“女
人”单一化和简单化，也抹杀和压抑了“男人”的多样性
。
“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与造成的。记住这一
点，可以少一些性别歧视与压迫，可以少一些陈腐的文学
艺术评论，可以帮助我们造就一些新的评论视角和语言。
性别化的评论语言在历史中生成，也有自己的演变历
史。有唐一代，张说执笔撰写的上官婉儿文集序，称其“
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
宛如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搜英猎俊，野无遗
才”，“顾问”、“辅佐”，“应接如响”。张说的序，
是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文件：它是对一位女性作家的评价
，更是对一个佐政之臣的评价，从这一点说来，和其他中
古朝臣之别集序言毫无二致。序中的这些表述，没有任何
性化或性别化，即以现代读者大概最觉得可疑的明淑二字
，在史传里也是完全中立的措词。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自明清以降，“才女”之称大行，并被赋予特别的性别色
彩。但一切有开始的东西就必然有结束。再会有新的开始
。
思想没有性别。学问

代前言　幽暗的树林
辑一
从红楼到绮楼
留白：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外
“田”与“园”之间的张力：关于《牡丹亭·劝农》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重新发明
大跃侧诗话
半把剪刀的锐锋：重论郁达夫
辑二
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
鹿与鼎：金庸，香港通俗文化，与中国的（后）现代性
走向我们已在的地方：《少林足球》、《大话西游》及其他
对镜：赋得艾柯近作《鲍多雷诺》
关于《弗里达》
十日谈
代后记　秋声赋与爱莲说
再版后记　权力的经济

宋代诗人陈与义(1090—1138)写过这样一首诗：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
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貌似简单的一首绝句，带来很多问题。诗人道中所见，想必远远不止杨柳、蜻蜒、凉风、尘沙，为什么单单挑选出这几个意象?杨柳与蜻蜒，又和诗人对凉风的祈愿有什么相干?这种愿望本身——不携带尘沙的凉风——暗示了什么?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古诗，也牵涉到一种在近现代格外流行的文化思想模式。
我们首先注意到，杨柳和蜻蜓，本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诗中却构成了反差。杨柳招人；蜻蜓本来飞近，却突然相猜而避开了。这也许是因为杨柳本是无情之物，既然无情，也就全无机心；蜻蜒之所以猜疑，令人想到《列子》里面关于海鸥的寓言。海鸥原本和人亲密无问，一旦人产生了机心，海鸥也就再不肯落下了。在这首诗中，正是诗人自己的机心，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杨柳的牵缠，从杨柳来说是无心的，从诗人方面来看，却好像是在有意招惹，而且因为“不待媒”之故，是一种不合适甚至不合法的举动，出界的挑逗。诗人这样的多心——把人类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自然界——造成了蜻蜒的远离。
然而，在杨柳／蜻蜓和凉风／尘沙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联。是什么使得诗人发出这样情感强烈的祈求——“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诗人没有告诉我们。这首诗的评论者，也从来对此避而不谈。也许，是因为评论者都以为这首诗是“写实”的，换句话说，凉风和尘沙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无须作出更多的解释。但是，诗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因为，如前所言，现实世界的中牟道中，应该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观看的景象，为什么偏要谈到杨柳、蜻蜓、凉风与尘沙呢?从蜻蜓到凉风的转折，又该如何解说呢?
在这首诗里，凉风与尘沙构成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这种对立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等级性的差异。尘沙扑面，是凉风造成的，因此，尘沙是第二性的，是果；凉风是第一性的，是因。在概念的层次，因比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同时，在价值的层次，凉风舒适而尘沙肮脏，因此，凉风的价值也大于尘沙。这样的价值判断，基于所谓的常识。但是，问题又来了：谁的常识?我们意识到，这一“常识”其实代表了人／诗人的价值观念，不是杨柳的或者蜻蜒的，更不是凉风的或者尘沙的。诗人在作出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发生在认识论层次上(凉风不同于尘沙)，更发生在价值判断层次上(凉风好而尘沙不好)。这把我们带回到老子、庄子与列子的哲学领域：世界的堕落，正是由具有等级差异的分别造成的。我们回头看到，凉风吹起杨柳，柳枝拂面，令诗人感到懊恼，发出“招人不待媒”的埋怨；而就在诗人用一己的和人类的道德观念来看待自然界的时候，蜻蜒已经感知到了诗人的机心而倏然远离。但诗人依然不悟，渴望凉风可以“不共尘沙一并来”，没有想到却是这样的渴望，使世界变得不再完美。
中国阅读传统喜欢把一篇作品置于叙事语境。陈与义是在服孝期满前往都城任职的路上：“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评论家们又很少提到《中牟道中》两首绝句里面的第一首：“雨意欲成还未成，归云却作伴人行。依然坏郭中牟县，千尺浮屠管送迎。”佛寺与坏郭，向行人展示无常和虚空。
P9-11

《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精)》是哈佛文学教授的阅读指南——从《红楼梦》《金瓶梅》《牡丹亭》，到金庸、艾柯、郁达夫，跟随田晓菲教授踏上一场阅读之旅。从对文学作品的本身的喜爱出发，进一步挖掘作品中所蕴藏的种种深意：《金瓶梅》的最大特色是“慈悲”，《鹿鼎记》展示了现代中国向国家主义的转变，艾柯的小说是真正的“游戏之作”……

“在三十五岁那一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
林里。”但丁的《神曲》，是这样开头的。但丁的向导是
前辈诗人维吉尔；但丁的旅程，是对阅读的象征。维吉尔
引导但丁，只能到炼狱为止，不能进入天堂，因为阅读是
凡人的事。阅读总是在直线前进的时问里进行。时间的概
念，是构成历史的要素；而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天堂是永
恒不变的。
八九岁的时候，读希腊神话，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
看到神的局限，英雄的悲剧；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
展现了他们的力。
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是我的古汉语入门
教材之一。记得最喜欢《左传》和《国语》的选段，不为
别的，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那么悠扬委婉，却又绝不
肯委屈。
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也是那时爱读的，
虽然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
演义而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
，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
大学时读的书很杂，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其中包括
《世界史》、《圣经》。每个文明，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
中心，了解世界和人类多一点，对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好处
。《圣经》则好比一座宝库，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
求。我喜欢的章节有《约伯记》和《雅歌》。约伯是忠厚
好人，却无缘无故遭到厄运，在他对上天的号诉里，我们
听到人对自身命运的质问，对信仰的质问。《雅歌》是我
所读过的最美的情诗之一，写爱人“美好如耶路撒冷，威
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写爱情“如死之强大，嫉妒如阴
间之残忍，众水不能淹灭，大水也不能息”。
少年时看书，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自己；年长后，才逐
渐开始真正听到他人的声音。从另一方面来说，少年时读
的书，也往往很容易被它们影响和淹没；成年以后读书，
则好像平等的朋友，可以互相尊重，也更容易在这样的关
系里得到乐趣。
二十八岁那年，发现了曾经弃之如敝屣的《金瓶梅》
。这真是一部世界罕见的奇书。我特别钟情于绣像本：它
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读者，也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小说中
人。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
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
—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
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
大的同情。
《论语》是一部少有耐看的书。千百年后，孔子和他
的弟子们，仍然如闻其声，如在目前。孔子让弟子“各言
其志”，在众弟子中，孔子独独赞同曾点：“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这在以治国平天下著称的儒家来说，是让人惊
讶的回答，但其实也许正该这样：别的弟子，只会想到自
己可以“做”什么，“成就”什么；只有曾点，能够想象
自己“成为”什么，“是”谁。
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我一直有强烈的兴趣。
这几年读得最勤的，恐怕是逯钦立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诗》，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所谓的“二史九书”，以及《大藏经》和《道藏》里与
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读这些书的最大体会是：文本细读
，应该有泛读作基础；文学史背后，应该有文化史和社会
史作支柱。否则，总难免是片面的。
一系列关于欧洲手抄本文化的著作，对我的学术研究
产生了很大影响。简单说来，手抄本文化与印刷文化最本
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流动性，从抄写者到编辑到读者(这
些身份往往是并存的)，都参与了抄本的制作和——更重要
的——创作。我认识到传统的考证如何可以被提升到理论
的层次，也穿插了亲朋好友的经历和传闻。总之，这部书
，是给爱情的献礼，也是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哈赞让我想
到庾信，想到张岱，也想到《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许
，正因为这部书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即使在表达强烈情
感的时候，它的文字也还是具有一种优美而宁静的力量，
就好像柯尔多巴开在十二月的素馨花，散发着寒冷馥郁的
芬芳。
下面是《鸽子的颈环》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有一天，齐亚德·伊贲·阿比·苏扶严问他的大臣：
“谁的生活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信徒们的领袖。”大臣们回答。
“但是，库拉什给他带来的烦恼和不幸，又该怎么说
呢?”
“那么，就是陛下您自己了。”大臣们说。
“但是，”齐亚德继续发问，“卡拉基人给我找的麻
烦，还有帝国的边疆给我带来的忧虑，又该怎么说呢?”
“尊敬的陛下，那么照您看来，谁才是天下最快乐、
最幸福的人呢?”
他答道：“一个善良的人，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两
个人不愁吃穿，他满足于她，她也满足于他；他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故事最后的话，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击壤歌》。天
下大治，百姓无事，田问老父击壤而歌，观者叹息道：“
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个普通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不觉得这和君王的
统治有什么相干。假如统治是成功的，那么，这也正是应
当出现的情形吧。
秋水
记于波士顿寓所，时年三十五岁

《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精)》收入了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十二篇关于文学阅读、文化批判的文章。
《神曲》中但丁的旅程，是对阅读的象征；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在《留白》里，田晓菲教授亦开启了一场阅读之旅：从《红楼梦》《金瓶梅》《牡丹亭》《十日谈》等古典文学，到金庸的武侠小说、艾柯的历史小说，以及作为文本谛视的《大话西游》《弗里达》等电影作品。《留白》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阅读的产物，传达出作者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关怀与思考。
“在三十五岁那一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林里。”但丁的《神曲》，是这样开头的。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但丁的旅程，是对阅读的象征。维吉尔引导但丁，只能到炼狱为止，不能进入天堂，因为阅读是凡人的事。阅读总是在直线前进的时间里进行。时间的概念，是构成历史的要素；而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天堂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