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曾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47），用非英雄化的手法反映游击队的生活。五十年代问世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既似现实中的童话，又像童话中的现实，把西方世界中人丧失自我本质的境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三部曲使作家获得世界声誉。随后发表的作品《宇宙奇趣》（1965）、《看不见的城市》（1972）、《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1979），渗透对迷乱的现实的思索，颇具哲理小说的特色。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1956）是他长期搜集、研究意大利各地区童话的结晶，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分成两半的子爵(精)/卡尔维诺经典》无目录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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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版本，全面修订2006年单行本译本，并增补卡尔维诺各作品自序、后记、注释等重要资料！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过去是完整的，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道理，我走在遍地的痛苦和伤痕中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个完整的人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
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
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
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
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
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
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
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
？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
什么意义？
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
。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
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
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
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
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
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
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
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干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
；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
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
有过大的改变。
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
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
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
“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
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
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
。我这是在赌博：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
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
道了。
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
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
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
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
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
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
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
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
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
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
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
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
；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
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
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
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
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
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
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
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
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
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
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
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
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
，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
，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
于抵抗文学。
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
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
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
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
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
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
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
程中，一切事物最终各就各位。
……
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三个故事中我都需要一个自称“我
”的人物，也许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
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我每次选择一个
边缘人物，或者至少是与情节无关的人：在《分成两半的
子爵》中是一个少年的“我”，一个卡尔利诺·迪·弗拉
塔式的人物，因为在那样一些场景中没有比通过儿童的眼
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于《树上的男爵》，我的问题是
纠正我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一次我在作品
中放进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式辅助人物，即
从起头几句开始我就派出了一个性格与柯希莫相反的人物
充当“我”，一个稳重而通情达理的兄弟。而在《不存在
的骑士》中，我采用了一个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的一个“
我”，一位修女，这样做更是为了增加一种冲突的游戏。
一个叙述者

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一个名叫库尔齐奥的马夫跟随着他。大群大群的白鹳在混沌沉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行。
“为什么有这么多白鹳？”梅达尔多问库尔齐奥，“它们飞往何处？”
我的舅舅是初来乍到，那时他刚刚参军入伍，我们邻近的一些公爵都参战了，他不得不来凑热闹。他在基督徒控制的离战场最近的一座城堡里，得到了一匹战马和一名马夫的配备，赶到帝国的军营去报到。
“它们飞往战场，”马夫回答，神情黯然，“它们将一路陪伴我们。”
梅达尔多子爵早就知道白鹳飞过在当地是吉祥之兆，他看到它们理应表示高兴，可是他感觉到的却是相反的东西，心里忐忑不安。
“库尔齐奥，是什么东西把这些长脚鸟吸引到战场上去呢？”他问。
“它们也吃起人肉来了，唉！”马夫回答，“自从干旱使土地枯荒、河流干涸以来，哪里有死尸，鹳鸟、火鹤和仙鹤就代替乌鸦和秃鹫往哪里飞去。”
我舅舅那时刚刚成年。这种年岁的人还不懂得区别善恶是非，一切感情全都处于模糊的冲动状态；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
“乌鸦呢？秃鹫呢？”他问道，“其他的猛禽呢？它们都到哪里去了？”他的脸色发白，而眼睛却熠熠生辉。
马夫是一个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子的士兵，从不抬头看人。“由于猛吃害瘟疫死的人，它们也得瘟疫死了。”他举起矛枪指了一下一些黑糊糊的灌木丛，细看之下就发现这些不是植物的枝叶，而是一堆一堆猛禽的羽毛和干硬的腿爪。
“看，不知道谁先死的，是鸟还是人呢？是谁扑到对方的身上把他撕碎了。”库尔齐奥说。
为了免遭灭绝之灾，住在城里的人携家带口地逃避到野外来，可是瘟疫还是将他们击毙在野地里。荒凉的原野上散布着一堆堆人的躯壳，只见男女尸体都赤身裸体，被瘟疫害得变了形，还长出了羽毛。这种怪事乍看之下无法解释，仿佛从他们瘦骨嶙峋的胳膊和胸脯上生出了翅膀，原来是秃鹫的残骸同他们混合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踏上了打过仗的土地，地面上有着战争的遗迹。他们走得慢了，因为两匹马时时扬起前蹄，不肯前行。
“什么东西惊吓了我们的马？”梅达尔多问马夫。
“先生，”他回答，“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马肠子的气味一样让马难受了。”
确实，他们一路经过的狭长的平原上马尸横陈：有些仰倒，四蹄冲天；有些趴卧，头颈栽地。
“为什么许多战马倒在这里，库尔齐奥？”梅达尔多问。
“当马感觉到肚子被划破时，”库尔齐奥解释说，“就不让内脏流出。有的将肚皮紧贴地面，有的翻身仰躺。但是死神照样很快把它们带走了。”
“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是战马先死啦？”
“土耳其弯刀好像是专为一下子剖开马腹用的。再往前走您将看到人的尸首了。先是战马，接着，就该是骑士了。可是我们到了，营地就在前面。”
在地平线边缘上出现了帐篷的尖顶、帝国军旗和炊烟。
他们向前急驰，看到前一场战斗的死者几乎全都被运走和埋葬了。只看到有些断肢，特别是指头被扔在庄稼茬子上。
“每隔不远就有一根手指头为我们指路，”我舅舅梅达尔多说，“这是为什么？”
“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
“那边来的是什么人？”一个哨兵问。他穿的大衣上长满绿霉和青苔，活像树皮，他就像是立在寒冷北风中的一棵树。
“神圣的帝国皇上万岁！”库尔齐奥大声说道。
“苏丹该死！”哨兵回答，“不过，我请求你们，到了司令部时告诉他们派人来替换我，我已经在这里生根啦！”
马在这时扬蹄飞奔起来，为的是躲避那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战场上的苍蝇，它们在粪便堆上嗡嗡叫。
“许多勇士，”库尔齐奥注视着，“他们昨天的粪便还在地上，人已经升天啦！”他在胸前画十字。
在营盘进口处的一侧排列着一行帐篷，从帐篷里走出一些满头鬈发、身着锦缎长裙的妇人，她们袒胸露怀，浪声浪气地叫着笑着迎接他们。
“这里是宫廷贵妇们的住处，”库尔齐奥说，“任何其他军队里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娘儿们。”
我舅舅早就在马上扭过脸去盯着她们看了。
“当心，先生，”马夫又说，“她们又肮脏又有传染病，连土耳其人都不敢把她们当做战利品抢走。她们身上不仅长了阴虱、臭虫和跳蚤，而且蝎子和壁虎都筑窝了。”
他们从野战炮队前走过，已是傍晚时分，炮兵们在大炮和臼炮的炮筒上烧他们的清水煮萝卜的晚饭。由于白天炮击次数太多，炮筒变得像炭火一样通红发热了。
有人拉来满满几车土，炮兵们用筛子筛那些土。
“火药不够用了，”库尔齐奥解释道，“不过打过仗的地方土里含有很多火药，只要肯干，就能收回一些。”
他们走到骑兵的马厩前。兽医们在苍蝇的包围之下，在那里替骡马医治外伤，忙着用针缝合，用热药膏敷好，用绷带缠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