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子，原名王基胜，1987年出生，湖北人，现居北京。作品散见于《鲤》、《青年文学》、《生活月刊》、《诗刊》、纽约时报中文网、ONE·一个等杂志和网络平台。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十七个远方》。

这些短篇是过去三年间写下的。尽管为了激励自己，
我早已将勤奋视为一种天分，但我实在谈不上是一个用功
的写作者。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条可能是，我总是过快
地发现自己小说的问题。即便写得再顺手的小说，一两天
后重看就想重新修改，搁上一两月简直就要推倒重来。我
现在看我五六年前写的东西，每次都羞愧得咬牙切齿，尤
其想到它们已经印成了书，也就是说有很多个寿命可能比
我还要长的分身在持续地散播着我的耻辱，我就恨不得换
一个笔名重新来过。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很不擅长取名。我现在
用的这个笔名是我高中在校报上发文章时临时取的，一直
想换但换成什么都感觉不对。事实上我很多小说里的主人
公，连个名字都没有，只能以“我”或“他”来代替。我
总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是其生命的高度和集中象征
。有时走在街上，看着我前面的那个人，我甚至相信，只
要我喊对了名字，对方就会回过头来冲我笑，我们可以成
为很好的朋友或是恋人。
总之每次动笔写作，我都要经历一番心理的内斗与厮
杀，而且总有一种未完成的感觉。但是没办法，“一首诗
永远不会完成，它只是在发表的时候被丢弃”。我也只能
拿瓦莱里的话来宽慰自己，并且将这种不满足感视为一种
“进步”。我已经发现，像我这种很容易自我否定（很多
时候是彻底否定）的人，有时必须学会一点炫目的中心主
义才行。因此这篇后记将是我的辩护词，尽管在本书的好
几处对话里我已经忍不住这样做了。
我的小说发到网上，收到最多的批评是说我“太悲观
，太消极”，我在其他地方也回应过，这里再重复一遍，
因为可以想见对这本书的批评还是会集中在这一点。其实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批评，至少我从未在读完哪一
部小说之后，发现它带给人的只有乐观、积极和明亮。这
种二元对立的归类法本身就是可疑的，是对人性之丰富的
否定。我不知道其他写作者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我处于
平静的麻木中，创作力总是降至最低，反而是痛苦和不平
带给我持续的动力，因为它们的力是向上的，是对可能性
的认可，是一种敞开的姿态。何况人生在世，悲观在所难
免，甚至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卡夫卡说，“善在某种程度
上是绝望的表现”。只有为自己定下难以实现的目标的人
，才会经历这些看似负面的情绪。当然，必须将它们控制
在一定限度之内，不然很容易逃到死里面去。这一点是最
难做到的，也只能在感觉快要过量之时，便拿出自我肯定
来缓冲与中和。
有朋友则习惯从技术性层面指出我的小说的不足，认
为我写得“不太像小说”，而且小说里的“我”总是喜欢
跳出来，而不是躲在“小说文本后面，任谁也抓不到”。
的确，和某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我的小说缺少足
够的细节铺陈和人物刻画，议论的地方也太多。但我想说
的是，我的写作首先服从于表达的渴望，而非对技艺的追
求。在现实中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便总想着在字词上
寻求补偿，恨不能让每一个句子都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且带着发光的诗意。这是我写作最大的乐趣之所在，我做
不到那种小心翼翼的克制和平衡。而且，我也并不认为那
种通常是四平八稳的、使小说像小说的叙述手法有多高明
，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偷懒的表现，因为有很大一部分
读者从小接受的便是这种文学教育。我渴望新的抵达，哪
怕带着明显的缺点，而不是一再回到某种范式之中。我反
倒认为很多时候，一篇作品或一个人打动我们的，正是那
些超出常规以至于看起来很像缺点的部分。
还有朋友认为汉语之美在于短小精悍，而我的小说里
经常有一些复杂的长句，这其实对语言的地方性构成了破
坏。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将小说的语言视为一个决定
性因素。尽管很多人认为语言只是小说的工具，它所刻画
的人物或讲述的故事才是第一位的，但在我的偏见里，一
部语言糟糕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学或思想价值。
但是，认为“长句是破坏”的这一看法我也并不认同。实
际上现代汉语已经受了西语很大的影响，只是不被一部分
人察觉或认同，而我认为它需要往世界性的方向继续进化
。沉溺于流畅、平滑的语言或方言，很可能是对变化的一
种逃避。借用尼采一句话，我甚至认为，在当下要成为一
个优秀的中国人意味着要尽最大可能地使自己非中国化。
传统文化中真正优秀的东西一定是需要努力才能继承的，
那些毫不费力就留在你身上、使你看起来像一个中国人或
本地人的东西，极有可能是糟粕。具体到我自己的小说，
为了再现人物的心理深度，与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相呼应
，很多时候我刻意使用那些读起来容易造成停顿的从句，
以及和人物身份看上去并不符合的书面语（其实现实生活
中的语言是不可能复刻进小说里的，我们只是接受了某种
现实主义的传统，认定小说中的人物只能以一种腔调说话
）。我相信经过一代代人的创作实践，那些读起来像翻译
腔的东西，将成为汉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想回应一下另一个朋友对我的批评，她说我
“一旦

上篇
业余
清洗
同盟
追随
死者
下山
诀别
下篇
认错
变老
朽坏
关内
远亲
逆子
心经
后记

业余
我是一个编辑，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而这样的生活，如果可以称其为生活，我已经过了五年。有朋友问我，你每天读那么多小说会不会有审美疲劳，我笑了，哪有这回事，从来都只有审丑疲劳。一开始我还能在夜里读点世界名著，冲洗一下被侮辱的眼睛和被损害的心灵，但很快我就再也没法这么干了。我的眼珠顺着书上的句子左右移动，文字超载的大脑却拒绝它们的进入。我只能转而去看娱乐节目，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关掉视频后我开始咒骂自己，在悔恨中入睡。每天早晨醒来都像是从同一个早晨醒来。特朗斯特罗姆说，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对我而言这更像是跳楼，从抽象的噩梦跌人具体的噩梦。我躺在床上左顾右盼，拖延起床的时间，企图找到一丝新意、一点乐趣。然而一切照旧，今天就和昨天一样丑陋不堪。我的愤怒总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顶点，辞职，辞职，辞职，这个念头像齿轮在我脑子里咬合转动。但是随着刷牙、洗脸、洗头、胡乱往胃里塞点面包、挤公交、推开公司大门等一系列动作的完成，内心的争斗被一点点稀释，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忍受一天。审稿的间隙，我偷偷上网浏览各种负面新闻，咒骂利维坦，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斗士，只有躲在别人的苦难里，我才能暂时忘却自己所受的折磨。
毫无疑问，编辑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尊严可言了，尤其是文学网站的编辑。在作者们的眼里，你和餐馆的服务员没什么两样，不过是答疑解惑，端茶送水。他们甚至直接称你为“小编”。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对一个招人烦的作者说，“小编”是编辑的自谦之词，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就好像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叫“贱内”，管他的儿子叫“犬子”。没想到，这厮居然把聊天记录发给了老板，后者训斥了我一顿，劝我不要摆架子得罪作者。我手下有二十来个这样的重点作者，一个比一个写得烂，却都认为自己写的是杰作．他的读者不够多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营销工作。他们把自己的创作冲动当作创作才华，而他们每天都那么冲动，有的甚至一个月就能写出一个长篇。我劝一个作者写慢点，他甩给我一篇文章链接，标题是《莫言43天完成49万字》。我真想把手伸进对话框，再从他的电脑屏幕里伸出来，抽他一巴掌。
想归想，做归做，到头来我还是得乖乖哄着他们，对他们说你写得好啊，而且还能写得更好。有时我想，我每天这么“捧杀”他们也挺好的，让他们心气越来越高，他们就会写得越来越差，我在加速他们作品的衰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读者并不少，有人已经著作等身，还卖出了影视版权。他们从不随手扔垃圾，而是把它们全都写进小说，可架不住读者们就是喜欢。可能因为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消化不了太精细的粮食。他们的作品正在被人传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而我只是一个逆流而上的怪胎，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编辑，因为我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作者。我甚至开始理解历史上的独裁者为什么那么讨厌文人骚客，如果我有权力，说不定也会挖一个埋人的大坑。我的心胸越来越狭窄，心理越来越阴暗，太可怕了，我想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要不我也开始写作？失眠的夜里我总是这么想。他们写成这样都好意思拿出来见人，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爬下床，打开电脑，点上烟，开始写。可是不行，刚开个头就写不下去，也许是因为我读了太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笔就想着时代、命运和上帝，总是想要刻画大写的人和大写的心。可我自己活得像一只臭虫，怎么可能写得出英雄？总之经典毁了我，我当初就不该读那么多书。我枯坐在电脑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反复读着自己刚刚写下的段落，越看越沮丧，最后只能一口气删掉。我退回编辑的原形，重新躺到床上，眼前浮现出作者们的身影，他们冲着我哈哈大笑：小编还是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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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倒转的时间风车的决斗；一次对十年北漂生涯的告别；一个当代文学青年的心灵样本；青年作家远子全新短篇小说集。
弋舟、李静睿、路内真诚推荐！
远子的小说以绵密的语言风格、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呈现当下中国大城市年轻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与独特的内心世界。文字坦诚而精警，深具内省与批判精神，又不乏喜剧感和令人发笑的能力。在揭露时代的荒诞之余，亦善于捕捉一闪而过的诗意。

不想工作，又害怕失业；想要恋爱，却又恐惧婚姻；有呐喊，更有彷徨；一心要逃离，却不知逃向何处；从北京、上海到广州、深圳，在所有地方都只能与自己的影子相遇。
青年作家远子最新力作，以十四篇彼此独立而又互有呼应的短篇小说，刻画在大都市挣扎求生的年轻人，描述一种渴望自由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生活状态，记录一场疯狂、残酷而又不失诗意的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