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作者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成就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
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与历史探索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的纪实作品，读来引人入胜。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东欧当代史专家，著有《波兰革命》、《档案：一部个人史》、《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等。

导读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梁文道
本书人物表
关于部分人名的说明
前言 罗密欧？
第一章 序言报告
第二章 驰赴柏林
第三章 跨越围墙
第四章 IM“指导教授”
第五章 IMV“米夏拉
第六章 IM“舒尔特”
第七章 IMB“史密斯”
第八章 IM“R太太”
第九章 波澜壮阔在波兰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单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第十二章 冷战终结
第十三章 档案效应
第十四章 英伦谍影
第十五章 档案封存
修订后记
出版说明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
，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
，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
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
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
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
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
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
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
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
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
。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
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
“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
，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
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
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
，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
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
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
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
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
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
雇员就有97 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 000人。若以
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
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
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
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
”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
。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
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
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
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体系
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
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
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
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
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
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
。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
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
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
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
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
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
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
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
。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
，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而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
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
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
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
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
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
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
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
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
，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
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
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
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搜集资料
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
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
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
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同时加深了解
他所喜爱的德国，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
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
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
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
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
，就是《档案》（The File）这本书的主线。它是本奇怪
的自传，在自己的日记和记忆，以及他人的秘密报告笔录
之间穿梭来回。它又是本微观史述，恰如加顿艾什自言，
为那个前所未见的系统和在它管辖下的社会“开了一道窗
口”，令读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国家”这四个字的实际
分量。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
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
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
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
，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
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
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
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
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
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
，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总是
喜欢比较德国和日本，夸奖前者坦白对待纳粹的罪行，却
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近二十年来在处理东德历史
上的细致（尽管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做得不够彻底）。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
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
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
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
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
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
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
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
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
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
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
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
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
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
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
厦的散沙地基。
对“斯塔西”而言，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
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顿艾什就
找到了一个纯粹出于恐惧才来监视他的线民。这人竟然是
个英国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东德娶了太太，住了下来
。“斯塔西”大概觉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开门见山
地威胁他，谎称“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
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么一来，他就得借着合作来
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则的话，他会被驱逐出境，和他的
太太永远分离。
又有些时候，恐惧出现的形式并非如此具体。比方说
这本书里头一个色彩最丰富的线人“米夏拉”，面对加顿
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她坦承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每
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
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
细节都说了出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一
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
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
。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
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
利用人类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卫的
体制成功的原因。还是这个“米夏拉”，身为画廊经理，
她时时需要出国看展交易，这本是很自然的职业需要；然
而，在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的东德，它就成了特权与诱饵
。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换取这种在很多外
国人看来十分寻常的权利，去美国看展览，到西欧去开会
。和当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锦衣华服，不一定
是什么权势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合作所换来的往往就
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方便”而已。
一旦开始合作，那就是一条灰度无限延展的道路了，
你很难知道界限何在，很难把握话该说到什么程度才不会
太过违背自己的原则与良知。有些线人会试着把“斯塔西
”要求的报告变成自己“从内部发挥影响”的手段，长篇
大论地分析局势，与负责跟自己接头的特工探讨国家政策
的问题。可是到了最后，对方真正关注的其实全是他自以
为不重要的“无害”细节，比方说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点
说过什么话，某某人又在什么时间见过什么人；他们不必
你为国家出谋献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实资讯，一些
能够让他们在既定框架下分类整理、诠释分析的材料。多
数线人都以为自己“觉悟”很高，给出来的东西不会害人
；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将会如何使用和判读你那些
不伤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头人谈话的时候便常
常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
、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
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
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对方也许只不过是轻松地问一句
：“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她则轻松地招出继女有个西
德男友；如此闲散的家常话，可能会带来她想也想不到的
后果。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
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
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
，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
得很不简单了。加顿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画廊欣赏包
豪斯展览，对这个展览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这么好的
展览为什么不出画册。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可是你看“
米夏拉”她们怎么理解：“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
加顿艾什的代号）希望能够从‘IMV’（‘线人米夏拉’的
简称）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
的之类的话。”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
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
“坏人”的样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
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
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
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加顿艾什在东德四处走
动，找人聊天，有时会通过已识的朋友来结识人，有时以
英国媒体记者的名义提出正式采访，又有些时候则回到留
学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来，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多样
身份（谁没有好几个身份？谁不会用不同的身份来对应不
同的处境与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
顿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头，他们
还会把加顿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国杂志主编称为他的“长官
”。看到这个“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含意”的词，加顿
艾什不禁感慨：“他们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
。然而，他们竟将这种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风平浪静
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
；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
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加顿艾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相当坦诚。正因如此，读
完之后，我居然感到当年“斯塔西”对他的怀疑原来还是
有些道理的。因为他就像当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记者，同情
他们在东欧认识的异见分子，在能力范围内会尽量协助他
们。他又是那种典型的公学出身的牛津人，向往过有着辉
煌传统而又优雅神秘的英式间谍生涯，一度报名加入“MI6
”（“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单位），甚至因此在英
国安全部门留下了“自己人”的档案。这人分明就想东欧
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且就连英国相关部门都误会他是能
和他们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监控他又有什么错呢
？
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
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
。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
风暴》（直译为《他人的生活》）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
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
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
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
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
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
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
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
……）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
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
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
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
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
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
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
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
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
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
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
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
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
，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
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
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
德错乱。

《档案--一部个人史(精)》是像谍报惊悚小说一样的历史纪实。加顿艾什一路追踪当年监视他并向秘密警察告密的人，拷问过往，追寻原因。档案背后的告密者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年又是被怎样的动机驱使。以自己的档案为切入，《档案》完美融合了谍报小说的惊悚与历史纪实的哲理思索，打开了一个窥探警察国家运作的窗口。

本书距离第一次出版已有十二年，这期间“斯塔
西”(Stasi，即国安部)被全球公认为“秘密警察恐怖”的
代名词。一位德国批评家戏称，希特勒是最能代表德国形
象的输出品，现在看来，“斯塔西”也不遑多让。如今，
人们提到纳粹(Nazi)就不得不提到“斯塔西”。两词在英
语中韵脚音近，仿佛孪生兄弟一般。
德国因为“斯塔西”被贴上了另一个邪恶标签。但这
恰恰是民主的德国敞开心胸，披露其20世纪第二次独裁统
治，并将一切摊在阳光下供世人检视的结果。这不啻为一
种讽刺。或许，德国这一举动，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独裁罪
行最果断彻底的揭露。然而，这一过程中，“斯塔西”在
人们内心中的形象，也渐渐从历史事实转化为某种近乎神
秘的事物。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看过《窃听风暴》，这部电影在人
们对“斯塔西”的印象转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
也多次在其他地方提到这部电影(这里不再赘述)‘。的确
，这是一部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且富有教益的影视作品，
却赋予了东德好莱坞式的色彩。正如本书所述，现实远比
电影无趣。我们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的
“平庸之恶”(the banalitv of evil)已经耳熟能详，但
我们仍要明白：一般而言，邪恶降临时并不会脚蹬皮靴，
手持皮鞭。
无论如何，结果变成了这样：针对世人将东德与“斯
塔西”画等号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去纠正，东德不等于“
斯塔西”。人们对“斯塔西”的普遍误解，迫使我常常提
出反对的意见。比如，1979年很多西方观察家忽视“斯塔
西”，而我却一再坚持：东德仍然没有摆脱秘密警察的控
制，我们不该忽略“斯塔西”!而到2009年，我却说：没错
，东德过去的确有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并非东德独有。
本书内容穿插于德国与英国之间。德国部分，我几乎
没有添加新内容。一方面我渴望加入新内容，希望与海因
茨一约阿希姆·文特谈谈。他是与我的档案形成最直接相
关的“斯塔西”官员，也是唯一不和我见面的“斯塔西”
官员。今年年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再次通过
老友维尔纳·克雷奇尔(也就是“山毛榉”)联系他——用
“斯塔西”的话说，这叫Kontaktversuch(尝试接触)。文
特在电邮中礼貌且坚定地回绝了请求。他说自己是德国北
方人．脾气倔强，此外，时过境迁，自己已经记不清很多
事情。或许，到2029年，他会拗不过我这个北欧人，与我
对坐长谈。到那时，我们两个糟老头会啜着苦咖啡，发现
自己忘掉了所有事情，又或者，我和他都只能像小说家那
样，靠虚构的回忆填补历史空白。
不过，文特通过电邮向我透露了一个意外信息。他回
忆说，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看到我对东德的描
述后大为光火(那时我第一本关于东德的书正在西德《明镜
》杂志连载)，并表示“无法容忍我继续留在民主德国”。
于是，由文特少尉签署，并于1982年1月6日下达的一纸命
令，使我无法再进入民主德国，同时这位安全部长下令，
禁止我通过连接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我原以为这只
是民主德国的官方禁令，如今才知道这是梅尔克的私自决
定。对此，我深感欣慰。我希望我在《明镜》连载的内容
好好恶心一下这位安全部长，让他无法安逸地享受早餐。
不过，现在梅尔克已经过世，一切都沦为了陈年旧事。
至于英国部分，我原本不打算增添新内容。无奈的是
，我还是做了增添。因为“斯塔西”已经成为今日英国的
流行词，因为这个曾经是全球最自由国家之一的英国，如
今它的公民自由隐私正遭到侵犯。2009年年初，一场主题
为“现代社会自由”的集会上，公民权利和自由活动团体
领导人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指出，英
国人骄傲自满、放松警惕，“欧陆人则因为对纳粹和斯塔
西的记忆而居安思危”。此外，一位前安全部门首脑在《
金融时报》撰写文章，警告英国正处在滑向警察国家的边
缘。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斯塔西国家”，无需解释，每个
人都知其所指。
不过，我们每个人(假如不是太蠢，没有患上妄想症)
对标题的真实含义都心知肚明：英国并非真正的警察国家
。1997年，本书首次面世，工党也开始上台执政，从那以
后，有两股势力的发展为民众自由敲响警钟。一股源于技
术，一股来自政治。技术对自由的侵犯源自电脑数据库、
监控摄像机、个人邮件、网络搜索记录、移动电话记录追
踪、电子医疗卡和信用卡记录、政府基因库、生物指标、
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的个人信息、精确卫星图
片、微型和超敏感定向传声器，等等。假如国家和公司将
这些技术设备加以利用，进行所谓的数据或真相挖掘，那
么对私人生活的监控侵犯也就易如反掌，这也是埃里希·
梅尔克做梦都无法企及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斯塔西”
掌握了这些技术，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由此可见，技术
约束自由的可能性，已呈指数级增长。
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伦敦、马德里后，
英国政府以提升国家安全级别和保护公众生命为由，强化
了技术应用，限制个体自由，包括未经审

背叛与妥协的刻骨描述，叫人毛骨悚然；现代与
当下的无价记录，书写勇气与美丽；人性无解之谜，
魂萦梦系，永远挥之不去。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20世纪最
伟大的谍报小说家）
（本书）回顾加顿艾什本人与恐怖的东德秘密警
察机构“斯塔西”交手的亲身经历。从来没有一个族
群受到如此严密的监控，尽管胡佛麾下的美国联邦调
查局几度近之。《档案》生动地还原许多恶质的人形
怪兽，他们的目光总是紧紧地盯着每一只小麻雀折翅
坠地的时候。
——亚瑟．米勒（AuthurMiller，20世纪最知名
的美国剧作家之一）1992年，柏林墙倒塌后，蒂莫西
·加顿艾什走进保管前东德斯塔西（国安部）档案的
高克机构，询问有没有他的档案，答案是：不但有，
而且厚达两英寸，共计325页，代号为“罗密欧”。于
是，加顿艾什追踪蹑迹，穿梭于文件和回忆，以及英
国安全部门的办公室和前斯塔西干员的起居室之间，
写成了这样一部名叫《档案》的故事，告诉你那些发
黄的文件夹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并依此重建了自己
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这道路既关乎个人，也关乎政治
，更关乎历史。这是一部跟乔治·奥威尔或约翰·勒
卡雷的小说一样扣人心弦、令人不安且具有道德挑战
的私人叙述。只不过这里讲述的全部都是真的。

第一章 序言报告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文特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着明亮的粉红色罩衫和尼龙长裤的中年妇女，穿着塑胶拖鞋在许多巨大的索引卡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我之所以说索引卡机器，是因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马达推动的，悬吊在一根大轴上，就好像游乐场内的大车轮一样，只要按K钮，大车轮就会一直转到K盒在最上端为止。这个F16——大车轮系统的代号——索引系统内都是真实姓名，只不过安排的顺序按照的是国安部自己的声韵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uller，Mu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从偷听电话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该如何拼了)。如果发生这类问题，穿粉红罩衫的女性工作人员就会建议你去找F22索引系统——依照个案号码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个案记录，然后再到该大楼七层加固的仓库中，寻找想要的个别档案。啪嗒、啪嗒，粉红罩衫女士们的拖鞋踩过来、踩过去，资料库就这么搅出一块块下了毒的玛德莱娜蛋糕。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间“传统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种奖杯、奖状、列宁的胸像、“契卡”优良工作记录。“契卡”为苏联对秘密警察的称呼：“只有那些头脑冷静、心底温暖、手脚干净的人，才能成为契卡人”(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F.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辞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禁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我过去的味道还像果酱一样被保存得好好的?
接下来，是他们称之为铜锅炉的一间又深又大、四处用金属包起来的房间。国家安全部原本计划在里面安装一部全新而庞大的电脑系统，把每个人的信息都放进去。用金属将房间包起来的目的，在于隔绝外界的电子干扰。现在铜锅炉里面堆放着的是几百件大袋的纸张，也就是从1989年秋的大规模抗议开始，一直到1990年初民众冲进国家安全部之间，部内大量销毁的文件残骸。假设国安部一定先从最重要、最敏感的资料开始销毁，高克机构现在正努力地一片一片将它们拼回原状。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称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门内，很多大楼的走廊虽然现已装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胶地板，东德味道却仍然弥漫在组织内：阴郁的啤酒肚门房，访客必须别在身上的识别证，各种不合理的规定，三联式的申请表，随处收费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东德的官僚主义。当然，还有那傲慢的福利国家所留下的各种习性。高克机构的职员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不是去吃中饭，就是去休假，否则就是“去看医生”了。我好像回到过去，几乎可以听到德国上班族之间的标准问候语“祝你用餐愉快!”(Mahlzeit!)，此起彼伏，穿越时空而来，或似乎听到了一名秘书对另外一名说“我可以用你的碎纸机吗?”的声音，从走廊另一端传了过来。刹那间，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形象：这个在原来的国家安全部之上建起的新机构，每天没完没了地尝试将撕碎的纸张拼凑起来。
现在，每张我们所看到的文件，都经过机构的档案室人员整理，将新的编号整齐地盖印在国安部小心翼翼手写的页码之上。这虽然可笑，但反映出的正是德国人一丝不苟的一面。一个极端接收下另外一个极端。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特殊法，小心规定了这些档案的用途。舒尔茨女士比我先阅读了我的档案，正是规定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彻底执行的法律，工作人员应该先将有国安部受害者或无辜第三者出现的特殊页挑出来影印，将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确保即使透过强光，也无法读出那些名字。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抽出任何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资料。但是，秘密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搜集、挖掘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哪些算是与被害者有直接关系，哪些不算呢?而高克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凭什么来判别呢? 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