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残酷的夏天》是一部顶得住风险、扛得住压力、说得出真相的著作！作者用最真实的文字，记述了其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是对美国一直掩盖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记录。
本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越战回忆录，而且也成为了战争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

序幕
绚烂的星火之战
死尸军官
死亡的灰色国度
落幕
后记

传言与真相
未经历过烽火狼烟的人从何得知战争的真相？古今中
外，总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或口述或手写，向我们讲述
那些金戈铁马的英勇、白骨露野的残酷、天各一方的凄楚
。步入科技新时代，我们还能观看影像资料，从而有种身
临其境之感，于是乎，我们自认为握住了战争的真相。然
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乃至于摸到的，是否就是真的
？我们能判断尸首的归属，那么人心的虚实呢？
太平盛世的人们难免觉得战场之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刽
子手，即便是保家卫国的同胞也绝不例外。我们没少听有
些国家军队的虐囚丑闻，这种想法愈发有了现实证据。而
另一方面，身陷战火硝烟的人看到的却是铁血丹心、生死
一线和战友情谊。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就黑白难辨的战
争愈发扑朔迷离。
菲利普·卡普托先生多少为我们揭开了迷雾。在他这
部被誉为“越战文学经典之作”的回忆录里，没有精密高
超的战略部署，没有跌宕起伏的峰回路转，没有誓死效忠
的爱国高歌，只有光怪陆离的军队高层、无边无际的焦灼
不安、善恶摇摆的叵测人心。
全书原文分为五大块，先是拉开幕布的“序幕”，接
着是三大章正文（每章细分为数小节），最后是画上句号
的“落幕”（包含一篇“后记”）。全文基本依照时间顺
序推进，只是在有些地方恰如其分带领读者回忆过往的纯
真，相形之下，眼下的枪林弹雨愈显惨不忍睹。恰恰是散
落其间的对照，更让人感受到受制于环境的人心变幻。或
许是因为作者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从事过战地记者的关
系，外加原文不少地方间接显示，作者一直是个文学爱好
者，因此，本文不论是篇章组织、说事记人、心理刻画还
是措词造句都相当显见其语言功力，皴染式的宏大背景和
工笔式的细处着墨相得益彰。
这无疑让这次翻译之旅多了几分挑战。原文出现的人
物，很多只是三言两语简单勾勒，可一个个栩栩如生，枪
炮的你来我往，人心的左右摇摆，都让这次翻译颇有难度
。不过，翻译的魅力恰在此处。翻译之乐不在于脱离原文
缚在译者身上的“脚镣”自由乱舞，而是即便受“脚镣”
所限，译者依旧跳得自在，观众看得痴迷。这无疑是我作
为一名译员的毕生所求。然而可惜的是自己仍才疏学浅、
技艺不精，这段“脚镣舞”若有进退磕绊之处，还望观者
见谅。最后，感谢那些在幕前幕后提携鼓励我的人们。
蒋小虎
2013年初秋时节于南京夫子庙

真实经历，引人入胜。令人不寒而栗的雨林，令人惊恐的未知，令人绝望的等待。
越战回顾，人性思考。作者历时9年，用严厉的措辞、坦诚的言语、发自肺腑的呐喊，让人们看到了士兵的恐惧和怀疑，理解了战争的诱惑和残酷。
独特设计，形象亮眼。封面以红白黑三色为基调，灰色人像，红色标识，身陷茫茫雨林、伤亡惨重的美国士兵向着天空挥舞手臂，呼唤救援，又仿佛在向上帝祈求救赎。

撰写本书历时良久，犹如美国的越南战争一般。我于
1967年早春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Camp Lejeune）的
单身军官宿舍开始执笔，1976年在蒙大拿州派恩溪的小寓
所完成。倒不是说这九年里我昼夜写作不休。手稿经常躺
在抽屉里，数月不见天日。在七十年代初的某段时期，我
每年瞧瞧它的时间也不超过一两周。那时候，我是《芝加
哥论坛报》的驻外记者。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分白夜地工作
，交稿的截止时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还要频繁往返于
欧洲和中东，没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著书。从更深
层次来说，战争让我的思绪情感支离破碎，我实难将其条
理清晰地落到纸上。我心里藏着一段往事，急想公之于众
，可又无从说起。我需要避之远之，而这唯有时间才能办
到。
我游历四方，恐怕是现代文学史上足迹最多的作者，
而我情感纷杂则让手稿历次变身，恰如一只蜉蝣。幼虫时
期，它是一部自传小说；蛹中时期，它成了一部结构松散
的短篇故事和插画集；终于插上翅膀破茧而出，成了如今
模样，一部回忆录。我在英格兰生活的那段时间，深受英
国人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影响：罗伯特·格雷
夫斯（Robert Graves）的《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盖·沙博曼（Guy Chapman）的《热血挥
霍（A Passionate Prodigality）》、西格弗里德·萨松
的《步兵军官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
）》。这种形式似乎更为妥贴，而且在我看来，虽然越南
战争远没有“一战”血腥残酷，可却同样毫无意义，最后
都以幻灭收场，对文化和社会均造成破坏性影响。
1975年秋，我在贝鲁特担任《芝加哥论坛报》驻中东
记者，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大量零碎的笔记和勾勒，不过能
公之于众的手稿只有区区五十页。而后我休探亲假回到芝
加哥，把这五十页稿件发给六七位文学经纪人，不过只有
一人回复我。他就是艾伦·普利斯特（Aaron Priest），
如今他仍旧是我的经纪人，他当时承诺一定会帮我把书卖
出去，大概六周到两个月之后他会再联系我。他比我更有
信心。
我回到贝鲁特，那时候这座城市身陷战火。我最大的
难题在于，一方面要报道这座城市的战火硝烟，另一方面
还要完成另一部战场文学的书稿。1975年10月25日这天，
这个困局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天我将永生
难忘。我在越南足足十六个月都毫发无损，可却在黎巴嫩
吃了子弹，左臂、右脚中弹，伤势严重，背上、头上、左
脚、右手也伤痕累累，好在较轻。我没办法继续报道，于
是被送到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附属医院。我接受了四次踝部和脚部的手术，正处在恢复
期，有一天我接到普利斯特发来的电报：他把书卖给了亨
利、莱因哈特及温斯顿出版公司[Holt，Riinehart and
Winston，即现在的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
）），预付款为六千美元。我当时大喜过望。
十一月月末，我出院了，从《芝加哥论坛报》请了无
限期病假。我第一任太太吉尔（Till）和我们两个年幼的
儿子一杰弗里（Geoffrey）和马克（Marc），也从黎巴嫩
回国。我们一家人搬到伊利诺斯州威斯特彻斯特县的父母
家，方便我在那里休养。在那我曾经埋头做初高中家庭作
业的房间里，我竭尽所能完成书稿。我只能坐在轮椅上，
突然发现，一个人挨了子弹之后，就像是要赴刑场被绞死
，可以让自己全神贯注。没有世间纷扰，没有截稿时间，
没有采访任务，没有借口狡辩。
这时的写作并非一张白纸，而是修改前作。序幕和第
一章我改写了足有二十五次才心满意足。我追求简洁质朴
的文风一以免读起来矫揉造作。这种文风其实是最困难的
艺术手法，不过我大修大改绝非仅出于炫技。我知道，如
果想让更多的读者阅读《最残酷的夏天》，它必须与众不
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公众听到太多有关越南战争
的言论，各路记者、评论员和分析员评头论足。最终，那
场战争的口水比子弹多——还有一段接一段的影像资料。
记者的记述，如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
《出类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和弗朗西
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的《湖中火：越
南战争中的越南人和美国人》，大受欢迎，而且实至名归
。然而那些曾战斗其中的人撰写的小说、回忆录、短篇故
事和诗歌要么未曾付梓出版，要么很快陨落不见。越南被
视为记者们理所应当报道的题材，可却被认为是文学创作
的禁区，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讳莫如深。
我想，这是因为新闻报道——公平公正的新闻报道—
—发人深省，文学则动之以情。这个国家情绪溃散，在越
南战争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情感跌宕起伏。他们不愿去
体会战士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倾听从恶魔黑暗之心发出的
咆哮嘶吼。美国国内对越南问题的两派对立人士不约而同
都对老兵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是蔑视不屑。参加越南战
争的多是些贫民、农夫、技工、建筑工的后代。两派之辩
是社会精英阶层发起的。把我们派去越南战场的这些达官
显贵

用《最残酷的夏天》治愈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
——菲利普·卡普托

（一）
让这男孩试试刺刀之刃，
铁器冰冷，嗜血无眼。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武器与男孩（Arms and the Boy）》
24岁那年，我不是恋栈红尘，而是视死如归。踏出校园，我与这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便是战争。我直接从学校来到了海军陆战队；放下了莎土比亚著作，拿起了《小组战术手册（Manual of Small-Unit Tactics）》；走出校园，进入战斗演习场，最后到了越南。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学会了谋杀技能，在岘港（Danang）的稻田和密林里付诸实践，接着又在北卡罗来纳州盖格军事培训基地（Camp Geiger）将这些技能传授他人。
1967年，我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此时的我对寻常生活、恋爱婚姻、按揭贷款或是谋番事业几乎毫无概念。有文凭，没技术。坐不了办公室，站不了讲台，建不了桥梁，不会焊接钢铁，不会电脑编程，不会砌砖盖房，不会兜售商品，也不会操作车床。
不过，我对杀人之术颇有一手。我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置他人于死地，从小刀到3.5英寸口径的火箭筒，各朝各代的武器我都运用娴熟。我连汽车引擎最简单的修理都不会，可是我闭着眼睛都能拆卸并安装M-14型步枪。我能够指挥炮兵，设下伏兵，制造陷阱，领导夜间突袭。
对着双向无线对讲机言语几句，我就能施魔法般地指挥多起破坏性攻击。我的声音召集了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天空盘旋，对村落和居民投放致命炸弹。高性能炸弹把房屋炸得四分五裂，燃烧弹让肺部无法呼吸，活生生的人化归烟火。所有一切都不过是对着无线发射器言语几声——宛如魔术。
从战场回到家，我奇怪地感觉，自己比当时年届51岁的父亲更显苍老。漫长人生似乎都凝结在那一年半的战火之中。越南战争，让一个人见证了人类行为的高低深浅，扭曲诡异的暴力和恐怖与其说令人反胃作呕，倒不如说令人大开眼界。曾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几头猪正在啃食被燃烧弹烧焦的尸体，那一幕永生难忘——猪吃烤人肉。
一个年轻美国人应有的乐观和抱负我统统没有，只想把过去16个月错过的睡眠补回来，如届耄耋之人，我心想，未来恐怕再无波澜，不论好坏。我殷切希望，人生再无波澜。在无数次埋伏中，我侥幸存活，我着实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面对更多的肉体或精神冲击。退伍兵战后综合征（combat veteranitis）的所有症状我一样没落下：精力无法集中，如孩童般怕黑，容易疲劳，长期做恶梦，无法容受刺耳噪音——尤其是关门声和汽车回火声，情绪波动大，无缘无故突感沮丧和暴怒。从未彻底康复。
我于196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部分是因为自己被肯尼迪时代的爱国主义浪潮所感染，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生中长期以来安逸的市郊生活让我厌恶。
我从小生活在伊利诺斯州的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该县是芝加哥周边大草原上崛起的各县镇之一，这主要是得益于“二战”之后的几年迎来了战后繁荣期，退伍士兵纷纷申请抵押贷款，移民热潮涌现，住房短缺，于是乎数百万人离开城市。郊区生活该有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新建的时髦学校，能闻到新粉刷的墙面和地板蜡的气息；超市里摆满了神奇牌面包（Wonder Bread）和鸟眼牌（Bird's Eye）冷冻豌豆；一排排中央供热、错落有致的公寓坐落在干净的街道两旁，大街上平静无事。
起初，这一切都那么宜人，然而当我的少年时代接近尾声之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地方了，这里的生活索然无味，夏天大家吃着烤肉，旁边电动割草机发出催人入睡的嗡嗡声。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岁里，威斯特彻斯特县靠近建设区的边缘。在那头是伊利诺斯州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牧场，周末时我还曾在那里打猎。记忆中的这片地域正处深秋时节：玉米残株在雪地里成了棕褐色，了无生气的残壳在风中发出嘶哑的摩挲声；废弃的农舍等待着推土机将其夷为平地，变成一块新的土地以供重建；地平线那头，十一月的荒凉天空，依稀可见几棵树皮斑驳的美国梧桐。我依然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自己在那块土地里彷徨徘徊，几只受惊的兔子从野生黑莓丛中跑出来，背后几米是住宅，面前是广袤无垠、空无一人的大草原，一个蠢蠢欲动的男孩因为郊区的寡味无趣和乡下的寂静荒凉倍感煎熬。
少年时代唯一真正令我欢喜的是库克杜佩奇县（Cook and DuPage County）的森林保护区，这是一片未被开采的林地，一条名叫“盐溪（Salt Creek）”的混浊河流从中流过。当时这条河还未被严重污染，水流缓慢，里面生活着鲇鱼、鲶鱼、鲤鱼，甚至罕见的鲈鱼。这片森林里还有一些猎物，有时是一两头鹿，然而绝大多数只是荒野过往的印记，脚穿软皮鞋的人走过森林小道，捕猎者乘着独木舟行驶在河面上，想设陷阱搞些动物毛皮。曾几何时，我还在泥泞的河岸上发现燧石箭头。看着它们，我就会对那野蛮英勇的时代做起美梦，希望自己能活在那个年代，而不是后来成了以销售员和购物中心为天下的美国。
这就是我的向往，能够在平平淡淡的世界里找到一个过上英雄生活的机会。除了安全、舒适与和平之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