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辛，1925年2月出生于天津，原籍武清县。高中学历，编辑出身。1946年5月参加革命，经营书店。1951年任职于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劳动。1978年以后历任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离休。1993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人身世卑微，性情耿介，一向愤世嫉俗，因此命运
坎坷。1946年我21岁参加革命（经营书店），1950年加入
共产党，由于工作调动而弃文从政，此后便遭受“左倾”
势力的歧视与排斥，先是党员预备期拖宕8年之久，后又因
为反右派斗争被撤销党籍。面对“左倾”强势打压，我是
无辜弱者，虽一再申诉也无济于事。此后政治运动接二连
三，我竞在党外漂泊了将近半个世纪。在我离休10年后78
岁时，终于重新回归党内，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我已
86岁又披上“优秀共产党员”绶带。可以说，我经历了传
奇般的革命生涯，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国家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政治态势。
我因此沉思良久：当年众多热切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
分子，历经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劲浪潮，不断受到冲击甚至
沦为“右派”，即或不公平，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历
史的必然命运。“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矢志不渝，继
续努力攀登社会主义高峰，方显出革命者本色，所以无须
念念不忘曾受过政治伤害而耿耿于怀。有感于此，遂提笔
写就题为《苦旅甘泉》的回忆录，记述个人坎坷受难与勤
奋敬业的一生经历，也算是一笔“文化遗产”，留给家人
与挚友存阅，当时无意公之于世。
岁登耄耋，心怠力衰，逐渐淡出文苑。不曾想，在
2017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馆与我取得联系，告知他们正在
进行一项名为“讲述中国”口述史的文化工程，准备对我
进行采访录像。当时想，我不过是一个从事编史修志的编
辑，且已离休二十余载，是非功过任凭世人评说，我也不
介意，又何必多此一举？继而一想，我与全国政协毕竟曾
经也算是“一家人”，却之不恭，既然要录就来录吧！当
全国政协文史馆寄来录像光盘后，感觉谈得有点哕唆，且
有口误，不尽如人意。于是我对录像的口述内容略加梳理
，完成一篇口述史的文字稿，当即寄给全国政协文史馆存
档备考，以弥补不足。
因此，这篇“口述史文稿”就与原来的“苦旅甘泉”
形成回忆录的姊妹篇，两者间隔5年之久。
2018年初，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康同志来访，谈及出版
社有意派岳勇同志为我录口述史，我当即回答不久前已由
全国政协文史馆录制过，并出示口述史文字稿请她过目；
随后又将旧稿“苦旅甘泉”请王康、岳勇二位同志阅评。
不久接受岳勇的一次访谈，商定为我出版回忆录，并将“
口述史文稿”的某些内容纳入其中，融为一体，编成本书
稿，非常感谢岳勇同志的精心操作。
又，2015年9月，天津美术学院与市文史研究馆曾联
合举办铁蹄下的青春——杨大辛与1943年“津京木刻展”
，展出我早年的木刻作品，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我早在1991年曾对当年从事木刻创作的经历发表过一篇回
忆文章，作为附录也一并收入集中。
垂暮之年，愉悦感受“夕阳无限好”；欣逢盛世，但
愿再迎几载艳阳春！

家境贫困
求学经过
步入文学殿堂
从事编辑工作
东渡日本
接受民主思潮“洗礼”
坚守革命岗位
难忘的1949
告别书店生涯
弃文从政
十年“文革”
回归笔耕
离休以后
战胜病魔
夕阳无限好
附录 我与木刻
木刻作品选
编后絮语

家境贫困
一、我的父亲
1925年2月18日（乙丑年正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天津特一区（今河西区）三义庄宝德里。按家族谱系取名“永福”，20岁时有感于身世凄楚，别署“大辛”。父亲杨玉和，武清县（现天津市武清区）人，来天津做工；母亲鲍氏，是流落天津的广东籍贫民，我从不晓得她的名字。杨家祖籍河北省武清县陈嘴乡杨庄子。相传始祖在清朝初年落户于此，经过世代子孙繁衍，成为这个小村落的大户人家，析居为东、西、南、北四门。我家这一分支，因先人治家无方，逐渐败落贫困，1949年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
父亲在兄弟3人中排行老三，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十六日（1887年3月lO日）。幼年念过私塾，粗通文字。成年后弃农做工，在离本村数十里外的一家染坊劳动，活计繁重且待遇苛刻，不堪其苦。民国初年，父亲背井离乡来到天津谋生，打过短工，当过小贩，跑过火车（即随列车贩卖食品、香烟之类的小商品，旧时俗称“跑火车”），后来在位于日租界的新旅社充当杂役，终于在城市里站住了脚。
天津有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进入天津，1914年在新开辟的东马路建造大楼。规模宏伟的新会所建成后，面向社会招收勤杂人员，不知父亲通过什么关系进入青年会工作。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特别喜好钻研各种技术，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修理电器、水暖与铁木杂活等技能，绰号“杨万能”，成为青年会不可或缺的维修工。父亲为人耿直淳朴，工作吃苦耐劳，人际关系和善，在青年会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十多年。父亲耿直勤劳的性格，对我为人处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我的母亲
父亲在家乡时曾由父母包办结婚，一年后妻子怀孕，不幸因难产而去世，胎儿也未能成活。此后父亲鳏居十多年，直至在青年会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人以后，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经人说合，娶了一位广东籍的女青年鲍某为妻。
鲍某年幼时随父母自遥远的广东北上天津谋生，待父亲找到合适的工作以后，一家三口在天津落户。十几年后父亲不幸病故，抛下母女二人，生活陷入困境，且女儿业已成年待嫁，期盼有个归宿。经人介绍，得知我父亲单身一人，上无父母，下无弟妹，女儿过门后即可当家主事，遂认可这门亲事，唯一的要求是赡养岳母，共同生活。于是父亲与鲍某结婚，组成家庭。
这桩婚姻存在诸多不协调因素。当时父亲已经三十多岁，而母亲才二十岁左右，老夫少妻，感情存在隔阂，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家庭缺少温暖；更麻烦的是南、北方人的性格与生活习俗不同，一时难以磨合。从我两三岁记事起，就经常见到父母为生活琐事大吵大闹，母亲脾气暴躁，一吵架就摔砸东西（瓷器、玻璃器皿之类），吵得四邻不安，多有烦言。母亲心情郁闷，我就成为她发泄情绪的对象，经常挨打，更招致邻居非议，邻里关系很不和谐。后来母亲又牛了一个女孩，乖巧伶俐，招人喜爱，母亲的感情似乎有所寄托，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缓和。
母亲只身流落北方，夫妻感情不睦，邻里关系疏冷，又缺乏至亲好友的情感交流，因此心情抑郁，性情烦躁，从而积怨成疾，腹腔经常疼痛。为给母亲治病，父亲到处求医问药，有的医生说是“肝胃不和”，有的医生说是“气裹血”，吃了多剂汤药也不见效，现在分析可能是癌症。在我8岁那年，母亲的病情加重，痛苦异常。祸不单行，5岁的小妹又突然高烧不退，抽搐呕吐，据说患的是猩红热，没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母亲也撒手人寰，大概也就活了三十多岁。一周内四口之家丧其半，父亲在感情上难以承受如此残酷的家庭变故，捶胸顿足，哀号不已。为给母亲治病与治丧，父亲负债累累。
三、父子相依为命
母亲与小妹的去世，使父亲的情绪受到很大刺激，尤其是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创伤，似乎看透了人生。经过几天的思虑，他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结束家庭生活。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咱不要这个家了，我不能给你再找个后妈，不能让你受委屈，就咱爷俩儿过吧！我尽力供你读书，念完小学，咱上中学。你要为爸爸争气！”父亲的这一番话，字字镌刻在我的心中，铭记至今。
父亲很快就把家具变卖一空，退了租房，携带被褥衣物，带我到工作单位居住。青年会的负责人同情父亲的不幸遭遇，默许了父亲“带孩子上班”的这种举措。初期我居无定所，先后随父亲住过传达室、锅炉房、礼堂后台、堆杂物的库房。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天津沦陷，青年会被迫收缩社会活动，有的干事投入抗战离开青年会，父亲才得以争取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作为宿舍。虽然温饱无忧，但生活上不敢有任何奢求，甚至从来不过春节。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清苦而孤零的生活，父亲唯一的精神慰藉倾注于对我的抚育与期望。
我自小没有感受到多少母爱与家庭的温馨，却体验到人生的苦难与社会的不公平。我是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成年后成为一个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文化人。
P1-5

作者系天津文史界的大家，可以说毕生致力于天津史地的编纂整理工作，一生与文字结缘颇深。本书分为“苦旅甘泉”“讲述中国”“我与木刻”三大板块。既是作者毕生研究成果的汇集，也是天津近代史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一部回忆录，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自传，二是口述历史，三是回忆文章，共有长短文章百余篇，照片、书影与木刻七十余幅。全书真实记述了作者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虽然时代风云变幻，个人职业几度更换，却始终笔耕不息，多年来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个人对国事、民生、社情、文风的认识、思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