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沉沙》系柳鸣九主编“本色文丛”第五辑中的一本。本书系一本散文集，书中作者除了回忆自己的亲人和恩师，还写了自己所交往的我国当代西学名士名家的治学、生活趣事，还记述了其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的心得体会，还收录了一部分文学批评的文章。书中语言流畅平实，文字张弛有度，不故作高深，也不刻意华丽，别具韵味。

罗芃，1945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法国文化史》和《欧洲文学史》（主编之一），主要译作有《美学纲要》《世界艺术史》《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欲望几何学》以及巴尔扎克、司汤达、狄德罗等作家作品。先后获彩虹翻译二等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前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奖；《欧洲文学史》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回忆编
路漫漫其修远兮——怀念父亲
罗大冈先生二三事
“书痴”赵瑞蕻教授
微斯人，吾谁与归？——怀念张冠尧先生
随笔编
弘扬学术锲而不舍——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五十周年
喜耶？悲耶？——写于《巴尔扎克全集》出版
水落而石出
幸福与荒谬
认识巴特——《罗兰·巴特传》序
文化中的神话
历史与考古——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永不在场的记忆
摆脱尴尬——评布迪厄、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中国文人笔下的一个“小西洋人”
三毛的神话
理性批判的魅力
泽事编
“信”与文体——兼评《郭宏安译文集》
达雅难，信亦难
扯不清的话题
小议“信”
也谈“化境说”——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论文编
“潜对话”与寻找自我——阿波利奈：20世纪法国现代主义之源
浅论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
纪德论

给这本小书取名《流水沉沙》，流水者，岁月也；沉
沙者，自谓也。人之于岁月，譬如江河中沙砾之于流水。
时间如大江奔腾，所谓“岁月其徂”，所谓“不舍昼夜”
，千古如斯，而人生却不过百年，岂不有如水中细小的沙
砾，随水喧嚣奔腾不过一时，潜沉江底彻底归于沉寂才是
终极命运？东坡先生拿人生比作“飞鸿踏雪泥”，的的确
确是神来之笔，踏雪无痕是寻常事，而即使雪泥上留了指
爪，那也不过是偶然，何须喋喋不休地鼓噪？
从另一层含义讲，沉沙也象征着收在这本小书里的文
章。10多年时间里陆续写就，时过境迁，它们一如沉沙，
早已被岁月的流水淘汰，连我自己都把它们忘却了。如今
把它们“挖掘”出来，收拢在一处，其价值或许也仅仅在
于表示它们曾经是“弱水三千”中的一小瓢，重新刷一下
存在感吧。倘若有读者从这些微小沙砾中看到了些许时间
的反光，那对于作者而言将是莫大的荣幸。
作者此生，基本上在三尺讲台上度过，用俗话说，就
是一个“教书匠”。虽然有志于学，但志大才疏，又生性
散淡，至今学术上竞毫无建树可言。聊以自慰的是，数十
年教书生涯，未敢丝毫懈怠，担任的每一门课程，讲台上
的每一小时，无不兢兢业业，黾勉尽力，务求不误人子弟
，对得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良心。至于教学之余
，弄点翻译，写点小文章，编点书，说到底，都不过是“
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勾当，兴之所至而已。所谓“兴来每
独往，胜事空白知”，既不奢望悦人耳目，也不期许启人
心智，更不敢妄谈什么社会担当。对我自己而言，回过头
去看这旧时的文字，只是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生命记录，记
录过去某个时间点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触所感，让自己
看到生命在那些时间点上曾经发出过微弱的光，心里于是
获得些许欣慰。或许正因为如此，我隐约感觉到，它们赋
予了过去某个时间点上曾经存在的“我”以当下在场的可
能。古人曹丕说：“文章……不朽之盛事。”原意自然是
说伟大的作品千古流芳，可是如果我们把他的意思推开来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书写都有可能将过往化
为“在场”，获得丁点儿“当下”的价值？倘若真是这样
，将这些“沉沙”从水底捞出，“自将磨洗”，或许也不
是毫无意义的。
柳鸣九先生主编这套丛书，专收散文随笔。说来惭愧
，触景生情，缘情写景的散文，素非我长，随笔随想之类
，间或写一点，却总是不自觉被自己的专业习惯所掣肘，
开口便透出论文腔，严肃有余灵气不足，每读到才识之士
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宏文，便自惭形秽。然而这套书既
然叫“本色文丛”，而各人才智有高低，认知有深浅，情
商有粗细，这也是各人的本色，那么我的这些所谓随笔，
虽是南郭之竽，却终归也算聊备一格，本色之坦然披露，
这样自辩，是不是还说得过去？
好在“散文”“杂文”“随笔”这些流行的“文体”
名称，似乎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语义边界相当模糊，因而
外延宽泛，其规制便随之没有公认的绳墨。法国16世纪人
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的Essais，早年郑振铎先生主编《世界
文库》，刊出梁宗岱先生精彩的译文，译名《蒙田散文》
；20世纪80年代柳鸣九先生主编《法国文学史》，蒙田是
重头章节，不取梁先生旧译，改为《蒙田随笔》，后几成
定译。前些年马振骋先生获奖的译作《蒙田随笔》便沿用
之，这个译名遂广为流传。蒙田的文章，长短差别巨大，
议论漫无边际，以其内容与形式而论，称“散文”无不可
，便是叫作“杂文”亦无大错。到了现当代，英法语言里
的essay（essai）这个词更经常用来表示“论文”——当
然不是学位论文这类长篇专题研究，而是中短篇幅的、格
式上更为自由的研究文章，故而有人（如张亮先生）主张
将这个词译作“论说文”。然而在汉语语境里，“论说文
”是与“记叙文”相对的文体形式，公众从念中小学起便
在头脑里形成固定概念；赋予它新含义，公众的接受会有
问题。近来读到北师大赵勇教授的文章，他主张译作“论
笔”（或从“论文”与“试笔”合成而来？），其意可嘉
，只是这个词怎么看都有点生造的意味。话又说回来，当
下正是造词的大时代，倘若大家都用，真的流行起来也未
可知。我这里不想讨论这个文体的准确译名，讲这些只是
想说明，其实中文的随笔、小品、散文也好，英文的essay
也好，法文的essai也好，在不同的语境中，具体的内涵会
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在我看来恰恰是一个空子，无
妨取巧钻一钻。讲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有某法国文
学专家用法语向法国朋友自我介绍，告诉对方自己“发表
过几十篇论文”，对方听闻此言，大惊失色。原来“论文
”二字，这位专家不慎误用了法国人通常用来指博士论文
的th6se，难怪对方听罢呆若木鸡，做了几十篇博士论文？
搁谁都难以置信！这个小故事说明每一种文类都有其特殊
的承载，指称的误用有可能闹出笑话。然而，我这里可以
庆幸的是，essai这种“论文”不像these这种“论文”，
前者是一个几乎无所不盛的“篮子”。当初蒙田挑选这个
词为总题，“一不小心”创立了一种新文类，他的本意在
“作者前言”中说得明白，就是想对自己的知识与理智力
做一番essais（测试或试验），顺着先哲这条思路，依照
他对essai这个词的“初心”，我在何谓“散文”或“随笔
”的问题上给予自己比较高的自由度，我觉得应该不算太
出格，起码不至于太露怯吧。
这个文集收入的文章，有的接近书评，有的接近读后
感，有的接近回忆录，有的接近随想录，很难纳入某一固
定的文体或文类，是随意的、随性的。为稍加区分，我将
它们分为四编，第一编是回忆录，除一篇外（回忆父亲的
一篇），其余三篇可能最接近于“散文”。第二编收入的
文章最接近于“随笔”。第三编的几篇均讨论翻译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毕竟是作者的“本行”。第四编
收了三篇评论（论文），虽然如上文所说，评论也是一种
“随笔”（essai），但是毕竟太多学术味，不宜多收，以
免败坏读者的胃口。
这些文章大多是发表过的，少数虽没有刊出过，但也
多是旧文，这次付梓，一如旧样，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
既是沉沙，就应该原样呈现，连同一切鄙陋。
罗芄记
2018年5月于京北寓所

本书记述翻译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狄德罗散文的心得体会，介绍了众多的文学大师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作家，谈到了自己所交往的我国当代的西学名士名家，还提及20世纪法国文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等，别具价值。语言平淡，但也别具韵味。

父亲离开我们将近50年了。他走的时候刚过60岁，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60岁正值黄金年华。数十年的耕耘和积累，学问做到了豁然开朗，无遮无碍，厚积薄发，游刃有余的境界。然而很可惜，父亲却偏偏在黄金年华走了，而且走得那么决然，连一个字的嘱托也没留下。毕生追求的事业轰然坍塌，留下巨大的遗憾。他走后不久，既是他的师长，也是他的好友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父亲《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所写的序言中不胜感慨地说：“雨亭（按：父亲的字）年龄比我小，精力比我强，只由于疾病缠身，竞使他余业未就，赍志以殁……既为私谊恸，更觉得这是学术上的损失。”
父亲那一代学人，大多出身中层以上家庭，像父亲这样地道农家出身的不多见。父亲家在河北农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辛劳才聊以糊口。父亲常说爷爷治家极严，家里人个个都得早起下地干活，谁的动作稍有迟缓，就立刻会被爷爷在屁股上踢一脚。父亲从小就干农活，大约到11岁，家人才不无勉强地把他送人学堂。家境贫寒，读书又比别人晚很多，这就从起点上注定了父亲的求学之路必然崎岖，必然要花费数倍于别人的气力。
父亲在学堂是非常用功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上小学的时候，但凡四则运算碰到难题，都向父亲求援，而父亲几乎总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解答出来，可见父亲算术学得很扎实。父亲后来进过中学，念过师范，都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半途而废。父亲回乡后学了一阵木匠，直到晚年他的木工手艺还舍不得丢，家里斧刨锯凿等工具一应俱全，父亲经常自己动手修理桌椅板凳。这点敲敲打打的功夫多少传了下来，使我们也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
上不起学堂，父亲便自学，不久拜在回乡伺候母亲的本县学者武锡珏门下，研习经史诗文。父亲说，他除了随武先生学习，还要帮先生做家务，辛苦是不待说的。父亲发愤苦读，年节都不回家，短短两三年里便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1925年，武先生赴河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父亲随师而行，人中文系学习。由于经济上没有着落，便找了＿一份在中学教书的兼职，虽略有小补，但仍支撑不起学费和生活支出，学习时断时续。
1927年秋，父亲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依着常理，考研究院应在大学毕业后，父亲刚断断续续念了两年大学，何以突然决定考研究院？从父亲零星的话语中，可以揣度出几个原因。首先是仰慕清华大师们的风范，想一沐其学术春风。其次是觉得与其勉强在河北大学延宕，莫如直接跨入当时最高的学术门槛。再次是父亲对自己的国学功底已经相当自信，而且他知道大师们往往不拘一格收纳人才，并不囿于世俗陈规。当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生每月发50元补贴，这对常为经济上周转不开而困窘的父亲是很大的诱惑，所以父亲又投考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结果被两所学府同时录取。后来父亲曾半开玩笑地说他只有两头的文凭，没有中学的，也没有大学的，只有最低的（小学）和最高的（研究院）。他在清华研究院攻“诸子科”，导师梁启超，梁先生去世后，改在陈寅恪先生门下。在燕京研究所读“中国哲学”，导师是冯友兰和黄子通两位先生。
父亲毕业后，由学长刘盼遂推荐，以两个研究院的文凭，以他导师的声望，以已有的研究成果，直接应聘河南大学教授，此时他29岁。后来又先后任教于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父亲在研究院学习时就对中国古典文论产生兴趣，常就教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郭绍虞先生，后来应郭先生之邀，接替他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时他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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