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往，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路国有的宣传材料，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权的动机。本书试图揭示运动的部分真相，并指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与清廷必要的集权行为形成冲突，最终导致局面失控。自此之后，地方势力坐大；而所谓的共和，掩盖不了国家已接近分裂的事实。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尤其应该重视列强如何利用内乱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本书还对晚清社会的腐败现象有所关注。

陆建德，1954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9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年底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任外文所副所长，在外文所工作期间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和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外国文学动态》主编（2002年至2009年）、《外国文学评论》主编（2010年）。2010年8月任文学所所长，兼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

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
从日本看中国——吴汝纶东游小记
蜀道难——保路运动百年回顾
附录一：“人民”与“会匪”
附录二：赵尔丰宣布四川自治文
致乱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
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
分与合：辛亥研究新范式
陈独秀的德国大炮
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读《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
残瓣与百花——杨绛先生菲尔丁论文的两个版本
王梵志、胡适与郑振铎
逃难

收在本集的文章，写作跨度较长，有的是十多年之前
的旧作，如《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
的想象》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乱
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是上个月才写毕的
。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讲到中国商人或
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回扣。近来经常读到一些弘扬传统
文化的美文，个别作者往往设定，中国人使用中文，天然
具备其他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能力和高尚情操。我以为我
们必须进入历史细节才能对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行为特色有
所认识，鲁迅绝不过时，不可不读。本书中三篇文章（外
加两条附录）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值得再说几句。保路运
动是武昌军变的先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关研究却
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来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几个抽象
概念，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并主导铁
路建设、外资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办川路公司的财务，等
等）反而被边缘化了。我试图从新的角度评述这场运动的
性质，抉发保路宣传背后的地方官绅利益和普通民众的损
失。我在1978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之前，做过几年街道企业
的出纳，祖父又是浙江大学会计，对川路公司的账簿产生
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运动离不开三大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
《汇纂》），在此特向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这些史料
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1916-2013年）致敬。在海
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历史系
系主任伍宗华先生在《汇纂》的序言中给保路运动定性。
他写道：“令人感触至深的，是《汇纂》辑录无可辩驳的
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保路运动以及为之而献身的志士
仁人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揭示了这一运动在辛
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开创功能，并以铁血铸成
的文字颂扬了千百万誓死捍卫路权的群众，在推翻满清政
权的伟业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可以说，该书无异是献给
辛亥革命先驱们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厚礼！”这篇序言的语
调和措辞，可以暂时不论，它写于1991年11月，当时编者
已经在数年前将史料全数捐献给来大陆开会的“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委托该所编辑出版。
当时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未能认识《汇纂》的
价值，实在是一大憾事。《汇纂》也收有戴执礼先生本人
撰写的序言，观点与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时的标准表述
，盛宣怀是“卖国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汉路的重庆秀
山人李稷勋则是盛宣怀的“走狗”。果真如此吗？
建造川汉路，确需非凡的勇气。当年投身这一事业的
人士中，我最佩服的是盛宣怀手下的邮传部参议李稷勋。
今年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前的“戊戌变法”又成为媒体
的热门话题。猛进者“破天一声挥大斧”（谭嗣同诗），
而李稷勋这位戊戌年的殿试传胪是踏踏实实为国效力的。
与李稷勋一度共事的还有詹天佑，后者亲自踏勘设计川汉
路宜昌至归州一段，并出任总工程师兼会办。詹天佑是留
美幼童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汉路内部的贪
腐和结局？晚清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在新的学制下一些学
工程的回国留学生获“工科进士”称号，詹天佑是其中之
一。川籍的李稷勋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
世的，那一年爆发“五四运动”。2019年，我们将以何种
方式纪念上述两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学生的爱国之举？《
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一文想回到当年更复杂
的现场，一个处于大国博弈和国内矛盾背景下的现场。我
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隐隐觉得激进学生暴
力行为所反映的习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中国
的发荣。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在上海会
出现不利于北京中国政府的谣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
大声起木铎》一书中一再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关注外部
势力的干预。
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文铮教授为本书须签
，在此谨表谢忱。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新京报》的好书评选活动，
在庆贺仪式上还为《游隼》一书的出版社、译者颁奖。为
了应景，我自称喜爱观鸟，手机里存有七八种鸟类的照片
。想不到这段短短的致辞见报时，七八种变成了“七八十
种”，也许是我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引起误会。同事朋友中
不少人订阅《新京报》，他们会不会真以为我摇身变为颇
有成绩的爱鸟人？其实我只是在去年秋冬之交才对住处附
近的鸟类有所关注，用手机拍下蓝天里飞翔的鸽群和树上
栖息的斑鸠、喜鹊、灰喜鹊、乌鸫、极北柳莺和白头翁，
有一次甚至拍到一只正在啄食过冬柿子的灰喜鹊。近一两
个月，我看着小小的灰喜鹊一点点长大，无所顾忌地游戏
，俨然是小区的主人。它们没有婉转的歌喉，叽叽呱呱地
叫着，偶尔甚至会从窗外的玉兰树枝上好奇地打量着我，
也许是把我当成乏味的房客了。这些被英国诗人济慈称作
“轻盈的长着羽翼的精灵”天天陪伴着我，就把这本小书
献给园子里时而热情、时而静谧的仙子吧。
陆建德
2018年9月1日

历史叙述多裂隙，所幸的是我们或许能够在隙缝中窥见一些建构“史实”的动机。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
近年来，齐如山（1875-1962年）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杰出贡献已渐为大陆读者所知。他的回忆录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台湾问世的。1989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了该书的大陆版，印数少，删节多（主要集中于第十三章《谈家常、离开北平》）。200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花生文库的《齐如山回忆录》远胜于宝文堂的版本，所删部分补回不少。但是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交代，“正文基本未作删改”，书中还是残留了一些缺乏自信的省略号，它们都该由这“基本”两字来解释了。
不像中国旧时文人，齐如山的著作都不是引证经史讲大道理的。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社会中实在情形”尤多究心，这种求知的方式可以说是“不由恒蹊”了。齐如山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本文只是撮要介绍回忆录中个别有关回扣和社会腐败的事例，同时结合广为流传的瓦德西和赛金花的故事，来看百年间世道人心的变与不变。
一
先从齐如山在京师同文的经历说起。同文馆是为培养翻译而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最初只招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几年后增设科学馆，招收满汉学员，年龄大大放宽。齐如山十九岁时由翁同稣“交办”入馆，在馆学习约五年，时间当在甲午与庚子（1894-1900年）之间。义和团进京后，除了杀洋人，还要杀与洋字沾边的二毛子、三毛子，同文馆师生只能星散。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而也可以说是北大前身了。
齐如山进馆前，就对这家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非常熟悉。齐家是河北高阳人，他哥哥竺山已经由高阳同乡李鸿藻保荐到同文馆就读，馆里各种情形都是家中谈资。洋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只负责教务，并不能引起艳羡。四位中国提调官管理馆内各种不动产，这才是令人眼红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结婚，很多人还是有科名、着官服的文官，他们精明世故，立即注意到提调官是肥缺：同文馆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回扣。或者说，他们对非分的好处，有一种非凡的嗅觉。不过，厨房里负责采办的厨子于八得钱最多，这哪里骗得了他们的鼻子。
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是一顿一两银子，定得极高。学生吃饭一桌六人，每桌饭菜合六两银子。学生自己算了笔账：照市价，六两银子的酒席可以上大盘大盘的燕窝鱼翅，而同文馆的餐桌上只是有些鱼肉罢了，一桌开销恐怕不到二两银子；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等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二百两银子，合四个大元宝。这笔款子中一小部分大概是孝敬提调官的，其余都被于八鲸吞。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厨子，已经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钱肯定是从学生伙食津贴里克扣下来的。这个于八，平时在同文馆还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面对那些恶狠狠地要他侍候的“先生”（厨子对学生的称呼）不敢穿官服，戴官帽。齐如山写道：“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读到这里，读者也不免感叹。首先，在一个盛行回扣的国度，忠诚的观念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社会上下失序，势所必然。索取回扣者名义上所服务的机构，不论姓公姓私，实际上已沦为他肆无忌惮地盘剥的对象。其次，当权者卖官鬻爵带来一种滑稽而又荒唐的社会等级开放性，厨子摇身一变，成为候补道台。整个国家由此必患严重骨质疏松症，稍受外力冲击，骨头就开裂脆断，如此孱弱，骨架再大又有何用。其实，中国捐纳的弊政一直可以追溯到秦代，汉代的典籍中就多买官的记载，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制度，只好以官位求金钱，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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