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墨水的下游》是余光中的纯评论集，收录文章十一篇，有正论也有杂说，有书评也有专题研究，不一而足。余光中的评论有学者的渊博，更具作家的经验与真知，故能达到“以文为论”。余光中的作品，常于灵光一闪中见生动的比喻，富于形象思维。正如其所说，他的评论是探险的船长在写航海日志，而非海洋学家的航海报告。

余光中（1928-2017），诗人，散文家，文学家。祖籍福建永春，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文学影响力既深且远，遍及华人世界。
著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太阳点名》等；散文集《逍遥游》《左手的缪斯》《听听那冷雨》《青铜一梦》等；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举杯向天笑》等；翻译《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老人和大海》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秋之颂》等，合计七十种以上。

蓝墨水的下游——为“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而作
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为苏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而作
作者，学者，译者——“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说
缪思未亡——“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主题演说
论的的不休——中文大学“翻译学术会议”主题演说
此生定向江湖老？——序邵玉铭文集《漂泊——中国人的新名字》
断然截稿——序梅新遗著《履历表》
蟹酒居主饕餮客——序庄因文集《飘泊的云》
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为“第二届香港文学节”而作
龚自珍与雪莱
后记

余光中先生曾以一曲《乡愁》为大陆读者熟知，其文学成就不止于诗，于散文、评论、翻译、编辑方面也是华语文坛坐标。也无怪人以“璀璨的五彩笔”来形容余光中的成就：紫色笔来写诗、金色笔写散文，黑色笔写评论，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蓝色笔来翻译。今天的这套书，正是他的诗、散文、评论与翻译的集合，“五彩笔”如何妙笔生花，读者正可在本套丛书中得见。
本册为《蓝墨水的下游》。
一部文学的注脚，一处文艺的坐标；
余光中作品中文简体单行本首次出版。
以文为论，如探险的船长在写航海日志，而非海洋学家的航海报告。

《蓝墨水的下游》是我的第五本纯评论集，里面的十
一篇文章，除了《龚自珍与雪莱》，都是近五年来所写。
《龚》文早在十四年前就写于香港，当时我还在中文大学
教书，宋淇把它纳入他所编的论文集《四海集》，与夏志
清、宋淇、黄国彬的长文合出一书，由皇冠出版社印行。
这些年来，我自己出了十几本书，却始终没有把这庞大如
四川的长文收归版图。现在纳入本书，总算金瓯不缺了。
其余的十篇“近作”，长短不一，性质各殊，但说来
也奇怪，竟然都是应邀而作，并且是用载稿日期逼出来的
。前面的五论都在所谓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除了《蓝墨水
的下游》又像杂文又像散文之外，其他四篇更是所谓主题
演说，真是好不隆重。其中《缪思未亡》一篇，因为听众
来自各国，所以原来是用英文写成，而与中文版本略有出
入。
这些所谓论文，在现场听我演而讲之，跟私下展书默
而读之，感觉当然不同。现场演讲较为生动，有一点“世
界首演”的味道。私下默读则已事过境迁，像听录音一般
。说来也巧，《作者，学者，译者》与《缪思未亡》两篇
演说，都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夏天：前一篇在七月八日，正
巧是雪莱忌辰；后一篇在八月二十八日，偏逢歌德生日。
雪莱译过不少名著，歌德提倡世界文学，对我当天的演说
正巧切题，我的讲稿也正好借此破题，而文章也就势如破
竹了。
接下来是三篇序言，为邵玉铭与庄因的文集、梅新的
诗集而写。序言这种文体，是我中年以后经常应邀而写的
一种特殊评论，可谓“人在文坛，身不由己”，也算是一
种“遵命文学”，不过也可以乘机了解其他的作家在想些
什么，更可以借此厘清我对该一文体的观念。为梅新写的
那篇序言，早在他逝世以前就答应他了，却拖到作者身后
才含泪写成，悔恨、哀伤之情，直如季札献剑，无处可觅
徐君。
以“紫荆”命题的文章，当然是为香港而写。紫荆，
正是香港的市花，在硬币上已经取代了女王。
《龚自珍与雪莱》写得最早，却不按编年排在最后，
因为此文是我最着力的一篇专论。当年我若未去香港，此
文恐怕就不会从鸦片战争入题。去了香港而未从外文系转
入中文系，也恐怕不会贸然去探讨龚自珍。香港正是鸦片
战争的代价，没有一八四二，也就没有一九九七。人在香
港，才会痛切思索中英关系，也才会触动灵机，把同年同
月诞生的中英两大诗人相提并论，而觑出许多巧妙来。
至于这篇长文算不算什么比较文学，我倒不怎么在乎
。只要能把问题说清楚，管它是什么学派什么主义呢！能
用龚自珍做试金石，把雪莱擦破了好几块皮，因而觑破英
国诗某些虚实，就算值得了。
我虽然也写一点评论，却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当行本
色的评论家。我写评论，主要是由经验归纳，那经验不仅
取自个人的创作，也取自整部的文学史。我写评论，在文
体上有点以文为论。在精神上，却像是探险的船长在写航
海日志，不是海洋学家在发表研究报告。要了解飞的真相
，我宁可去问鸟，而非问观鸟专家。
余光中
一九九八年中秋前夕于西子湾

蓝墨水的下游
——为“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而作
自古以来，海洋并非我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尽管徐福探东海、郑和下西洋，这些传说与历史无人不知，中国文学的墨水里面却少海蓝。相反地，苏武牧于北海，张骞通于西域，却在诗文里留下不少白雪、黄沙。虽然如此，对海洋的向往仍是不绝的。孔子叹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子也夸夸海话，说什么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海运徙于南冥。
传说又一直认为，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其状如壶，又名为三壶山。真是令人神往得很，可惜谁也没有去过。不过四十年来，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倒真有人发现了三神山，名字却改成了台湾、香港、澳门。十年以前，有一些香港作家曾经幻想，或可移民澎湖。不由人不联想到谐音的“蓬壶”，蓬莱的别名。
南方，一向是我国贬官遣囚之地，从屈原、贾谊、柳宗元、韩愈到苏轼，把文人一直贬到岭南、海南。抗战期间，蔡元培、许地山、萧红，死于香港，郁达夫死于苏门答腊，更往南了。长寿的耆宿，如胡适、黎烈文、梁实秋、台静农等，后来相继逝于台湾。今日华文作家生存的空间，向南，早已遍及南洋，甚至远达纽、澳，向东、向西，更及于欧美。海外各地的杰出作家总加起来，其分量未必比大陆轻出许多。而这四十年里，文学在大陆陷入低潮或濒于停顿，也为时不短。蓝墨水的上游虽在汨罗江，但其下游却有多股出海。然则所谓中原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其意义也似乎应重加体认了。
希腊只是欧洲南端的一个小半岛，但其文化却成为欧洲文化的源头与主力。就这半岛而言，又有不少大诗人来自外岛，例如：史诗宗匠荷马生于凯奥斯(Chios)，抒情诗名家沙浮(Sappho)长居列司波斯(Lesbos)，田园诗鼻祖萧克利特斯更远在西西里。
英国孤悬欧洲西北，为一岛国，然而文学之盛不输他国，莎士比亚的影响更笼罩全欧。到了浪漫时期，拜伦对欧陆的影响也无远弗届。爱尔兰又在英国之西，其为英国之边陲，正如英国为欧洲之边陲，然而文学之盛不但可以入主英国，更进而撼及全欧：史威夫特(Johnathan Swift)、萧伯纳、王尔德、叶慈(Yeats)、乔艾斯(James Joyce)、贝凯特(Samuel Beckett)等等都是佳例；萧伯纳与王尔德甚至领袖伦敦剧界，而叶慈更入主英国诗坛。同样地，拉丁美洲承西班牙之余绪，却开拓了南半球的天地，在文学上的光芒，甚至凌驾祖国。
我们只听人说文化，而不说武化，乃因文能化人。所以文化深入而持久，但是武功不能。蒙古入主中原，但是阿鲁赤之子萨都刺却成了汉诗名家；满洲征服华夏，但是正黄旗的纳兰性德却成了汉词后秀，凄婉直追南唐二主。正说明了文化可以超越武功，凌乎政治。到了现代，新文学的名家老舍原是旗人，萧乾原是蒙古族人，但是自然而然都成为中国作家，用所谓汉语写作。若说这是出于强势文化或强势语言的压迫，恐怕是说不通的，因为孙中山、蒋介石，甚至毛泽东、邓小平的乡音，都不是普通话。 语言当初或有约定，但俗成之后就成了自然之势，沟通之门，不必也不易更改了。但是要能俗成，也必有其条件，那就是能与文字妥善结合，便于处理当代思想，新知近事，甚至已经创造了可观的文学作品：这才是真正的“强势”，而不仅靠政治力量。也正因如此，在流行粤语而英国政府不置可否的香港，绝大部分作家使用的不是粤语，而是汉语；在新加坡，闽、粤二裔的华人也是用普通话的华文写作，而非乡音。
文学的流传有赖语言，语言的使用愈普及，发展愈成熟，历史愈悠久，它所流传的文学当然也更受惠。萨都剌、纳兰性德用汉文写作，等于吸收了汉文深长的传统与表达的力量，而得以拥有今日十亿以上的“潜在读者”。这到底是汉文的“侵略”还是“被利用”，实在难说。同样地，英国虽已撤离印度，今日印度的小说大家，包括鲁西迪(Rushdie)，却有不少是用英文写作，进而享誉于英语世界。爱尔兰的作家以英文写作成功，甚且入主英国文坛，乃是乘势借力，应该视为爱尔兰的扩大，而非英国的入侵。英文因发展与流通而旺盛，爱尔兰文却因长久的孤立而日局。萧伯纳与王尔德如果坚持用古老的盖尔文(Gaelic)写剧本，就算写出来了，恐怕观众与读者都会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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