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有企业相比，早期的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背书以及行业的垄断地位；与外资企业相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没有强大的品牌、研发能力，以及科学的管理和国际化的经验。但是，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民营企业却在强大的求生欲支撑下，充分利用组织灵活的机制，凭借对信息的敏感与快速学习能力逆势增长，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艰辛历程和崛起的密码？
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民营企业创业的壮美画卷：草根企业的生存法则——与强者同行，海归创业企业的法宝——技术和商业模式。企业与银行——遥不可及的互利双赢，漫漫创新路——乘互联网之风，从“富二代”到“创二代”的华丽转身。“家文化”引发的企业危机，中国企业的“家合”战略，等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了民营企业崛起的组织、制度、文化、战略、创新密码。

孙金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担任复旦大学EMBA、MBA、HKIMBA、MPAcc等项目“战略管理”“创业企业战略与机会选择”课程主讲教授，分别担任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大健康创业与人才发展中心主任。拥有十余年企业管理咨询实践经验，担任多家企业的长年管理顾问、外部董事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孙金云博士根据丰富的咨询经验编写企业管理案例20多篇，是“模仿式创新”“合理论”等理论的首倡者。出版《战略转型》、《长三角中小企业成长报告》(合著)、《大学生创业概论与实践》(合著)、《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创新研究》(合著)等著作。

前言
第一章 回溯：中国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足迹
初生姿态（1978年以前）
随“风”而动（1978—1988）
倔强成长（1989—2000）
阔步前行（2001年至今）
第二章 初探：中国当代民营企业成长之路
民营企业生存之困
草创企业的生存法则：与强者同行
转制企业的迷思：公平还是效率
海归创业企业的法宝：技术和商业模式
企业导向的和谐战略：兼顾短期绩效和长期发展
第三章 民营企业与制度环境
招商乱象：未能兑现的承诺
圈里圈外，力争成为“局内人”
民营企业的“原罪”：贪婪的反噬
企业与环境的“共演”：化被动为主动
第四章 竞争优势与成长困境
不可持续的人口红利
“家文化”引发的企业危机
寻找竞争优势，转“危”为“机”
企业发展的竞合战略：走出单一竞争困境
第五章 组织间关系
企业与银行：遥不可及的互利双赢
资金断流，无奈下的另谋出路
雷声大、雨点小的“扶持”
中国本土化的竞合战略：联合共赢
第六章 柔性领导力
“她”力量
关系能力和柔性领导力
第七章 战略转型与民营企业创新
坎坷转型途：内迁
坎坷转型途：南突
漫漫创新路：商业模式鏖战初体验
漫漫创新路：技术应用之困
漫漫创新路：乘互联网之风
企业的复合竞争战略：整合与创新
第八章 民营企业传承
从“富二代”到“创二代”的华丽转身
职业经理人的顺势而上
家族信托制度
家族企业的结构相合战略：共谋传承发展
第九章 民营企业与社会发展
对员工负责：外在助推与内在驱动
激励员工的三大锦囊
民营企业践行“家文化”
中国企业的“家合”战略
结语

过去的40年，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
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相比，早期的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背书以
及行业的垄断地位；与外资企业相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
没有强大的品牌、研发，以及科学的管理和国际化的经验
。但是，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民营企业却在强大的
求生欲支撑下，艰苦奋斗，充分利用组织灵活的机制，凭
借对信息的敏感、快速学习等能力逆势增长，这背后究竟
有怎样的艰辛历程和崛起的密码?
立足当下，回溯历史，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和我的
研究团队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中小企业尤
其是民营企业进行大量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我们试图通过这些鲜
活的案例，揭示那些优秀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
环境中脱颖而出的。
本书通过时间的维度，首先回顾改革开放伊始那些勇
于探索、大胆实践但却难免莽撞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他
们的成长历程和大相径庭的结局令人感叹；然后我们梳理
了那些早期的民营企业如何通过“一招鲜”的方法，或大
胆砸广告，或执着控质量，或打造家文化，从而迅速成为
行业标杆。这些企业在许多方面不够完美，但却在物资稀
缺、需求凸显的时代能够领先对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调整制度环境从而与市场接轨的过程
。每一次制度的调整，对于那些极具敏感性的民营企业家
而言都是难得的机遇。我们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探究那些机
会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女性企业家作为民营经济独特的风
景线，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诠释了刚柔相济的领导力。随
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他们遇到了转型与传承的挑战。东突
西进，大胆创新，内外结合，不屈不挠，这些企业为我们
展示了市场的残酷、规则的无情、转型中的焦灼和峰回路
转的悲喜交集。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但直接推动了经济水
平的提升，还从就业、环境等社会责任方面创造了更多难
以量化的价值。
出于对被访企业家的尊重，对那些不希望透露姓名的
企业家均采用化名。相较于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踟蹰不前
，中国的广大民营企业立足当下、奋力前行，于有限的资
源条件下艰苦创业，在多变的环境中应变求生。由此培养
出的成本控制能力、模仿创新能力、社会网络能力等成为
新兴市场企业发展的重要竞争优势，许多民营企业也借此
跻身于全球化的舞台。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主业的行业领袖，如新希望，也有持续研发、如日中
天的华为、科大讯飞。然而，白驹过隙，随着时光流逝掩
映于历史长河的是那些或折戟，或前行，或燕赵悲歌，或
静水深流的千千万万中小型民营企业。与其聚焦那些光环
下为数不多的行业巨擘，不如通过一个个特写，去洞悉更
为广阔的民企百态!
为此，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民营企
业创业的群英谱，而这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艰苦拼
搏不断成长的壮美画卷。直接套用已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去
解读这一宏大的现象难免缺乏解释力，而理论与现实的冲
突，恰是管理者、学者反思当下，寻找新的洞见的可贵来
源。为此，我在本书中将这些观察和浅显的思考原汁原味
地梳理出来，并略做理论归纳，权作中国式管理理论研究
的一块铺路石!
孙金云
2019年8月

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民营企业创业的群英谱，而这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艰苦拼搏不断成长的壮美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将观察的结果和浅显的思考原汁原味地梳理出来，并略做理论归纳，权作中国式管理理论研究的一块铺路石!

凡治国之道，首在富民；而富民之道，离不开万
千民企的拼搏奋斗。孙教授此书，以理I生的态度和学
者的底蕴，为民企发展立言指路，令人尊敬。
——秦朔 媒体人，《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
》创办人
任伺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而
1978—2017年这40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尤为如此。
这40年。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无到有、由小及大、
自弱而强的过程。每一份记录这段历史的材料，都因
此而弥足珍贵。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
版人

初生姿态（1978年以前）
商业兴衰，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打开历史画卷，我们的商业文明可追溯至“神农”之时。作为闻名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确实拥有发展商业的各项优势条件。温带怡人的气候以及长江、黄河的丰富水资源滋养了华夏大地，富饶的土地孕育了我们的祖先。各朝代和平时期的休养生息、“恤商”政策和农业的自给自足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养分。然而，彼时的中国仍然存在许多限制，这使得商业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复杂的地势条件为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直至盛唐时期，也仍然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道路阻梗，华夏各地几千年来受制于交通的约束，商品流通难以大范围开展。商业的发展也因此局限于小范围的商品交换。与此同时，“商业盛而农业衰”。基本上是多数统治者的信条，相比于鼓励私人经营的恤商政策，各朝政府更多地采取以禁锢农民、巩固统治为目的的“病商”政策。统治者们甚至进行大范围的思想禁锢。“贱商”之习根深蒂固，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对从商之路避而远之。
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趋于繁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统治者意识到商业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亦有其存在的价值。由于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联系紧密，相辅相成，其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地位不容忽视，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逐渐减少。先秦时商民善于经商，后世遂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都城商业繁华，商朝人以贝作为货币，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特色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中国商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峰。西汉以来，以“丝绸之路”为主要路线的陆路贸易开始发展起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中亚，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开辟了中西贸易的新纪元。隋唐时期水路交通发达，交通设施相对完善，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此外，货币统一、市场发达等也为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提高了隋唐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唐朝时期，中国和亚洲各国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同朝鲜、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有非常频繁的水路贸易，中西贸易也持续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甚至畅销至中亚、非洲和欧洲国家。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更是兴盛。到了明朝前期，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一永载史册的举动，中国与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兴起，甚至扩张到东非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明清时期，一大批商业市镇兴起，徽商、晋商等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形成，产生了各类的小生产者，他们在商品市场上实现预购、订货、贷款，当包买商，以至于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
纵观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商品起初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也就是明清时期才逐渐与生产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相结合。这样的产业格局塑造了中国独有的文化、政治、商业相互交融的格局。从表面上看，儒家重义轻利的“士”文化对商业尤其是商人存在抑制，但更加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来自封建官僚制度下对商业逻辑的粗暴干预。无论是早期的盐商、丝绸，还是后期的钱庄业的发展，都少不了在中央政权层面的制度许可和微观地方官员参与及构建的利益共同体。对商业文明的长期贬低，以及商业生态独立生存空间的缺失，使得华夏大地虽然在几千年前就具备了商业文明的雏形，却始终不能繁荣发展。文化、政治、商业如此交融的格局，直至1966年公私合营宣告结束才戛然而止。但是，东方文化和政治传承对商业的影响直至今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许仍将持续存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逐渐从几十年的战火纷争中挣脱出来，举国欢腾，希冀着和平生活的到来。然而事与愿违，战争结束后的喜悦是短暂的，中国又经历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界冲突，以及其间国际上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巨大困难。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且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快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需要解决的巨大难题。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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