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寻找人类丢失的本真。”王文思如是说，也如此做。他用稍显雅嫩的笔腰达着生活的明暗、人性的劣根。我不能给这部作品的价值安下定义，但我相信，王文思对生活的态度是真诚的，他说“我常常追问自己：你究竟为了什么？我回答不上，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我的心是纯洁善良的，我爱所有的人，我渴望着生活的完美，尽管这只是徒劳！我就这样慢慢地走了过来。”
王文思选择了这条路，就注定了他今生的艰辛，这正如他在后记里面说的：“文学历来被称为“不幸者”的事业，这话很实在。只有真正深入了，才知道单面的艰辛，而悟出的却是一种美好的快感。对于写作者来说，那是一种发泄，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自己最真诚的朋友述说出来，这就是解脱。生活很累，人生只是一个累的过程。”
文学道路是苦难之路，走上这条道路，就注定了终身的贫困、孤独与痛苦。而这条路也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一座独木桥，如我般没有毁力者皆会被挤出这条道路。而王文思就正在这条道路上满细而行。我知道他能成功，这不仅仅因为他扎实的文学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吃苦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

王文思，甘肃西和人，已出版《土殇》《谜爱》两部长篇小说。现供职于甘肃省文联《飞天》文学月刊编辑部。

三爷郭三娃
作家之死
少年高来女
后记

我与王文思相识是今年夏天的事。那天早晨天气很好
，窗外艳阳朗照，使人神清气爽。我泡上一杯绿茶，坐到
办公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时进来一位头发鬓曲、皮
肤白皙、五官娇小、容貌清秀的小伙子。他说话声音很小
，腼腆得如一个小姑娘，开口说是找我。从他说话的口音
中我已闻出了故乡浓浓的泥土味。我知又是从老家来省城
打工或上学的老乡，定是有什么困难来找我，于是热情相
待。他落座后从随身带的包内取出一封信很恭敬地递给了
我。信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位文友加同乡写来的。文友现已
是省内知名的青年诗人，在故乡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文友在信中说，对面的这个小青年是他的学生，叫王文思
，西和人，今年二十一岁，现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上学
，希望我能够在文学上给予指导和生活上给予帮助。说实
话，这几年我接触过不少痴迷文学的大学生。他们的想法
大多都有些幼稚，且文笔又稍欠火候。我能做的就是尽力
帮他们发几篇小稿子，让他们在毕业求职时多一个筹码。
于是我问他带作品了没有，他说带了。说着竟从随身背的
包内掏出了厚厚一摞稿纸，足有半尺多厚。他说这是他刚
刚写出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准备出版，特拿来
向我请教。我想，又是一个愚得可爱的人。
我拿着那厚厚一摞手稿随意地翻阅着，三十多万字，
每个字一笔一画，都写得极其认真，看来作者是下了番苦
功的。慢慢地，我竟被作品中精彩的片段吸引住了，我被
震撼了！为刚才的怠慢和漠然感到羞愧。王文思却不容我
缓过神来，就开始了对我连环炮式地发问。他所提问题或
是他这几年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或是苦苦思索不得其解
的，有许多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好在我上大学时所
学的文学理论还未丢失殆尽，加之有几年的文学实践和社
会经历，因此在这些问题上给他释疑解惑共同切磋还能蒙
混过去，但还是弄得我只有应付抵挡之力。两个多小时的
谈话是愉快的，也是艰涩辛苦的，因为我自放弃文学写作
以来，已有好几年没与人就文学谈过如此多的话，也没有
更多地思考过这些问题。这次谈话是纯理论的，就文学而
论文学。但从谈话中，我发现王文思是一个可塑之才。因
为他傻，傻得几乎痴呆；因为他愚，愚得十分可爱。对于
从事文学并想有所成就的人来说，需要的正是这种傻和愚
。而如我般不能成大器者，皆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面对王文思的这些困境，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能说
什么呢，王文思选择了这条路，就注定了他今生的艰辛，
这正如他在后记里面说的：“文学历来被称为‘不幸者’
的事业，这话很实在。只有真正深入了，才知道里面的艰
辛，而悟出的却是一种美好的快感。对于写作者来说，那
是一种发泄，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自己最真诚的朋友述说出
来，这就是解脱。生活很累，人生只是一个累的过程。”
我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说他这两年虽然忙于写作，
但功课却从没落下，他用一年半时间已全部修完了大专两
年半的课程。其中十门是全国性的统考，总分在他们班排
列第三名，现已提前进入本科段的学习，他说他要静下心
来好好读一些书，思考一些东西，总结一下自己在这本书
中的失败之处，他要赶在三十岁前再出两部长篇小说。同
时他对我们故乡陇南民间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有兴趣
，如“七月七”女孩子唱的“巧娘娘”，春天来临时民间
艺人唱的“说春”，还有许多的民俗风情、山歌野曲、民
间传说。这些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使他从中得到了
许多的启迪和灵感，而这些文化遗产却处于消失的边缘，
他想从事这些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我说这是一项
浩大的工程，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毕生的精力
去做，而且得不到任何的回报，甚至一生默默无闻。他说
他明白，但他还是愿意去做。
望着这张年轻的脸上那种坚毅的神情，我想起他在后
记中的一段话，“我重蹈着前人的车辙，寻找着古人遗留
的痕迹，踏着自己的错误在努力前行”。在这个物欲横流
、金钱至上的年代，我只能祝愿他一路走好，心想事成，
早日到达梦想的彼岸！
此文2000年10月刊连载于《甘肃矫治报》，原标题为
：《泪流成歌—记王文思和他的长篇小说《土殇〉》。

书稿由《少年高来女》《三爷郭三娃》《超度》《作家之死》四个中篇组成，虽独立成章，但互为关联，通过对少年高来女、郭三娃等生活中普通人物的塑造，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为生活奔波，面对挫折不是轻言放弃，而是努力奋斗的文学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小说文风质朴，行文流畅，均已在各大文学期刊上发表。

我本来没有计划写后记，是自费出版的一本集子，要
自己掏出版费用呢，想着多一页肯定会有多一页的钱，前
面都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再写似乎有些浪费。几天前与
觉民兄电话闲聊时，他问起书的出版进度，我就说了我的
想法，他建议我写上一点，文字多少都行；他说你多年未
出书了，肯定还有好多话要给大家说一下。想想，还真有
话要说，于是再写几句，啰嗦也好浪费也罢，先把我要表
达的意思写出来了再说。
也想过请一位名人给我做个序，毕竟这是我创作过程
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于我意义重大。只是不知道要请
谁，既害怕看人的脸色又害怕花钱；听说现在写序大多要
支付报酬，有的还比较高；我一个穷酸人，少了拿不出手
，太多我会心疼。我不反对给写序的人支付一定数额报酬
，毕竟人家也在辛苦劳动着，你是出名又得利的，人家得
到了什么呢?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偿序文，大多不会往
深里写、不会往透了写，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不痛不痒，
完任务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样的文章我真不会喜欢，不管
是多么有威望的人写出来。既然要写，我觉得就要写深写
透，好的地方要一定充分去肯定，不能有嫉妒心理；不足
的地方必须针针见血地提出来。我想，只要下定决心想一
门心思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都希望听到公正的评价
；要不然，这样的序文只是害人，没有任何益处。因此，
我打消了请名人写序文的念头。但没有个序文又显得单调
，突然想起觉民兄十八年前给我写的一篇连载在《甘肃矫
治报》上的文章，翻出来一读，依然有味道不说，还能与
我多年来的创作情况及生活情形构成一个照应。心里面很
是欢喜，便给他说了这件事，他同意了，我就作为代序收
录在我的这部作品集里。
那时候觉民兄大学毕业时间不长，是《甘肃矫治报》
的文字编辑兼记者，而我正读大学。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土殇》出版以后，他非常高兴，于是给我写了一篇八千
多字的文章在他们报纸上连载了几个月，我的励志故事和
奋发图强的精神曾在他们系统里轰动过一阵子。
第五个需要感谢的人，是我们单位原人事处长张致谦
先生。我的身份没有转正的那两年里，是我人生最为苦闷
最为彷徨的两年，压力大到我几乎要崩溃。几次萌发要离
开时，张处长都让我坚持住，等实在办不下来了再说。因
为有他给予的鼓励、关照，让我终于熬到转正手续办下来
的那一天。第六个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爱人金玲女士。我
从上小学一年级穷到了大学毕业，直到上班的第二年才把
欠同学的债务还清。与她认识后，我的生活立马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突然之间什么都有了。结婚后，她一边上
班一边操持家务抚养孩子，非常辛苦；而我本来就很懒散
又邋逼，有了她也就有了依靠，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甩手掌
柜。
还有敦煌文艺出版社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侯君莉女士
、封面设计马吉庆先生、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王海敏先生及其他们公司不厌其烦反复为我修改书稿的
小金、小王……需要我感恩的人实在很多，在这里我就不
再一一罗列。不管是我提到名字的这些人还是没提到名字
的那些人，我都从心里感激他们，并郑重道一声：感谢大
家，我给大家鞠躬了，祝愿大家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一帆
风顺、常乐永安！
季羡林先生在其《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我
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
根本标准之一。”先生的这句话永远都不会过时，也让我
一直铭记于心；因为只有知道感恩的人，他的人生之路才
会走得顺畅。

郭三娃不是我的亲三爷，是我爷的堂兄弟，比我爷小一轮。他的大哥还没有去窑街煤矿当工人以前，我爷与他大哥关系比较好，两个人还一起读过几年私塾。窑街煤矿来我们山村里招工时，他大哥想和我爷一起去，当时因为我太婆的身体不大好，我爷又是长子，没去成，就他大哥一个人去了。去的第二年秋天，他干活的那个煤窑突然塌方，听说进去的十几个人都没有出来。几个月后，窑街的几个人抱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匣子来到三爷家，当天就都回去了，留下两包点心、一斤白糖和四十块钱。那时他大哥已经结婚，第一个孩子是个丫头，他大哥去世以后，经过村里人的反复撮合他的嫂子答应跟他二哥哑巴二爷一起搭火过日子，两个人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嫂子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以后再没来过。这事情听说在村子里传扬了好长时间，说他二哥晚上与他嫂子想做那事，他嫂子有点不太情愿，他又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很着急，就往人家屁眼里塞着，血都给人家弄了出来，两个人打闹了一晚上，第二天那女人就走了。本来大家不知道底细，第二天哑巴二爷气呼呼地给他父母比画，不小心让进去的人给看见，这话就传了出来。大家把哑巴二爷叫作瓜子，都说他把他嫂子当成了牲口，看见牲口从后面往进去弄，他也学着从后面弄着，劲还大得很，把人家白花花的屁股蛋子硬是给弄开了花，好端端的一个媳妇就这样给弄跑了。从那时起大家都称呼他为瓜子，这个称呼村子里到现在还叫着。我们家的辈分低，村子里叫二爷的人实在太多，为了能区分开，我们私下把他二哥叫作瓜子二爷，有时候叫瓜二爷，现在我们还这么叫。
三爷以前和我爷没什么大的交情，毕竟年龄差距在那搁着，平日也不怎么来往，不过这种情况在他大哥去世后才有所改变。要是他二哥是个正常人，我估计他不会和我爷走得太近。他二哥又是那么一个人，除了能干活，家里好多事情上都帮不上什么大忙。我爷弟兄三人里只有我爷有点文化，为人处世也比较沉稳，两家子人又是没出五服的亲房，属于本家子，家里有什么出主意的事情时，他就跑上来征求我爷的意见，让我爷给他拿个主意。这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越走越近了。
三爷结婚后的第二年，县上的武装部来村子里做动员，让大家去当兵。三爷本来不想去，我爷给他做工作让他去，看将来复员了能不能弄个干部当当。这话是我爷偷着给他说的，让他不要告诉父母。当时三爷家人口结构在村子里是最特别的，那时他太爷太婆都活着，他爷和他婆也在世；父母身体不好，干不了地里面的活计；那么一大家人，能出力干活的人也就他和瓜二爷两个人。又是薄地，指靠着天吃饭，遇上干旱的年份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更不用说有其他开销。家里有人生上个病都不敢去乡上的卫生院里抓药，硬扛着。要是家里面没有一个拿工资的人，那么大一口子人，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那时候当兵的人少，村子里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还有一大堆，都经历过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想着当了兵肯定要打仗，都害怕死，没人愿意去当兵。武装部的人那么做动员，说复员回来还给安置工作，就这样也没多少人报名。我爷反复给三爷做工作，想让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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