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较丰富的史料和扎实的研究为基础，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重点评述了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事件和主要问题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李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起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级人选”，201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8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先后参加中央交派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撰写；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课题；出版《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等专著10余部，其中，《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两部著作，先后入选和荣获迎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2年、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2年、2017年），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2015年），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12－2014）（2016年），第二、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创新教材”“优秀教材”（2015年、2019年）等，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在《求是》《人民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导论 不解之缘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二、陈独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三、确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过程及意义
四、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三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从尊崇法国文明到走俄国人的路
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共产国际的成立及“东方路线”的制定
共产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作为统一的世界政党的形成
共产国际的“东方路线”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维经斯基首次赴华开创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直接联系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陈独秀与马林在建党初期由冲突走向和解
民主联合阵线主张的提出及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四、陈独秀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大会的召开
陈独秀、刘仁静在大会上的发言
共产国际首次直接就东方和中国问题作出专门决议
第二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陈独秀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争论
西湖会议
中共三大
鲍罗廷本着与陈独秀的谈话精神协助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和召开
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提出
“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阶段论”
“二次革命论”的主旨和形成过程
“二次革命论”的理论缺陷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展开
共产国际提议并指导召开的1924年五月中央扩大全会
陈独秀在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初进攻和平定商团叛乱中
陈独秀对建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坚决抵制
陈独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的召开
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运动的收缩和结束
省港大罢工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五、陈独秀、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国民党中执委二次全会后陈独秀与鲍罗廷等在反右
派斗争中的分歧
与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国民党右派的上海谈判
在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
第三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北伐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三二〇事件”
陈独秀与布勃诺夫使团的上海会谈
布勃诺夫使团对“三二〇事件”的最初反应
“三二〇事件”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确定对华“喘息”策略总方针
陈独秀、维经斯基再次主张改变国共合作方式
二、陈独秀、共产国际与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与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出笼
陈独秀6月4日给蒋介石的信
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维经斯基最后一次来华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的成立
远东局对“三二〇事件”的再认识
远东局、陈独秀与鲍罗廷的意见分歧
远东局的内部矛盾及解散
对远东局工作的评价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北伐战争
关于是否进行北伐的争论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发表
陈独秀、共产国际的认识落后于北伐的发展进程
五、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
第二次起义
第三次起义
第四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右倾退让错误的日益严重
“汪蒋合作”方针的确立
汉口会议与汪陈宣言的发表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推迟与蒋介石决裂的企图破产
二、陈独秀、罗易和鲍罗廷在“西北学说”的争论中
鲍罗廷提出“西北学说”
罗易对鲍罗廷观点的批驳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策及第二次北伐的实施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和罗易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连任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
辩证地评价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得失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动摇于鲍罗廷、罗易等人的不同主张之间
陈独秀、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破裂和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位
联共（布）、共产国际、斯大林试图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
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
第五章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反思
一、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经验的最初反思及转向托派
对共产国际的满腹怨气
转向托派
在中东路事件中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
二、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及晚年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再反思
被开除出党及拒绝赴苏

小徒李颖，效力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专攻大革命时期历史，成果甚多。2000年考入北师大，攻
读博士学位。期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经商讨，研究
范围确定为陈独秀。之后，李颖阅读大量史料，深入思考
，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博士论文，得到答辩委员石
仲泉、郭德宏、吴家林、肖甡、张树军的赞扬，被评为优
秀论文。这篇论文不仅使用了以往未被发掘的史料，而且
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诸如“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错误性质等。答辩后，李颖根据专家意见，几经
修改，遂成此书。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
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有
不少成绩，但由于这个人物在研究中基本上被置于反面的
地位，由于对这个人物的研究有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障碍
，致使对他的研究较对别的人物的研究不那么顺利。因此
，对陈独秀的研究应该加强。这方面工作，需要做的有如
下几点：
第一，收集资料。一方面是陈独秀本人的著述，包括
信件、电报，等等。应该说陈独秀本人的文字，研究者已
掌握不少，但并不等于已经穷尽。前一段时间发现的陈独
秀给加拉罕的信，就说明这一点。所以，研究者还应该下
功夫挖掘。另一方面是有关陈独秀实际活动的材料，也还
会有未被发现的，或已发现而未被用上的，都有待研究者
进一步努力。总之，摸清陈独秀，是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第二，加强分析。一方面对陈独秀的著述，以往的解
释是否都那么准确，有没有读错的地方，都需要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还有许多分析没有到
位。其中，好的有价值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传播，差
的不对的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另外，陈独秀在各个历史
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有分析的余地。总之，读懂陈独
秀，是研究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第三，扩展领域。陈独秀既是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
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领导者，
又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在哲学、政
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伦理、法律、社会生活、
文字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往的研究者已涉猎这方面的
研究，但还很不够。这种研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
。比如，研究陈独秀在教育方面的思想、观点，就要弄清
楚20世纪20到40年代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发展达到什么程度
，存在什么问题，其发展趋向是什么。只有弄清楚这些情
况，才能够分析出陈独秀的思想、观点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有什么不足。在陈独秀的生平活动方面，应该研究其与
某些人物的关系，如孙中山、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
瞿秋白、周恩来、胡适、蔡元培、高一涵、钱玄同、马林
、鲍罗廷、托洛茨基、汪精卫、蒋介石等；也可以研究其
与某些事件的关系，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共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抗日救亡运动等；还可以研究其与某
些团体组织的关系，如中国国民党、新青年社、中国托派
、共产国际等；又可以研究其与各种思潮、各种刊物的关
系，如《新青年》、《向导》、《布尔塞维克》、三民主
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涉及一些方面，但还不宽，也
不够深入，仍需进一步努力。总之，深入陈独秀，是研究
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目标。
本书的出版，对于深化陈独秀研究工作，应该是很有
帮助的，值得研究者关注。
张静如
2005年6月

中国革命与苏俄、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陈独秀全部的思想和活动，从始至终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陈独秀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把钥匙。本书一方面充实和扩展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开启了陈独秀研究的新角度，同样充实了陈独秀的研究，即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条贯穿陈独秀一生的主线，重新解析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
上修改补充而成的，200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
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我能修订再版
该书。开始我没敢一口应允，担心原书毕竟已出版十余年
，会不会过时了？而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又非常繁重，不
可能抽出大块时间对书稿进行大修大补。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没想
到的是，穿越岁月时空，如今一页一页再翻看十几年前所
撰书稿，仍可虽弱弱然却可无悔无愧地说：当初对历史过
程的描述是客观公允的，对涉及事件的分析点评还是有自
己一孔之见的，现在看来全书是立得住的。这毕竟是自己
十几年跟踪研究的专题，又在读博前后四五年的时间里，
付出极大的热情、心血和心智，扎扎实实地消化资料，认
认真真地反复打磨，又先后经十余位资深专家修改审定而
最终成书的。
这次再版，我没有对全书进行大的结构调整，主要做
了如下几件事情：一是对个别章节个别内容进行了补充完
善；二是对全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尤其重新核对了
所有引文和注释，特别是出自马列基本著作的引文，重新
根据最新版本进行了核校；三是用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共
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
）》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替换
了原书的附录一“文中出现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
国有关的下属机构简介”；四是将我与导师张静如先生合
写的《散论陈独秀》、陈铁健老师为我的书撰写的书评《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我
从前撰写发表的《“桥的生命”——浅析陈独秀的人格风
范》三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五是补充了一些图片
。
感谢导师张静如先生。先生永远活在我心里。
感谢陈铁健老师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领导和同志为本书顺利出版
付出的大量心血。
感谢我所有的领导、老师、同事和朋友们！
谨以此书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
李颖
2019年4月

“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是有功劳的。”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
案的说明》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
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
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
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
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工作方针》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
民出版社1996年版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从三元里人民誓死“杀绝英夷”，太平天国立志斩除人间“妖魔”，到戊戌爱国志士满腔热血“有心杀贼”，从辛亥狂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到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大旗，无不显示出中国人民不屈的铮铮铁骨，并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未被灭亡的巨大精神支柱。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上了向俄国学习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那就是从不设防、乐观拥抱、永不放弃。他尤其对西方民主制度来者不拒，甚至是顶礼膜拜。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关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提倡民主、科学，必然首先要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陈独秀1916年2月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透析了中国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指出：“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事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陈独秀还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由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陈独秀排斥一切宗教。他在1915年《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宗教是非科学的，因为“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陈独秀在随后的《偶像破坏论》和《再论孔教问题》等文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号召以科学代替宗教。他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反对一切因循守旧的东西，但此时他对社会主义还抱有排斥的态度。他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回答褚葆衡提问时，谈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3月17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说：欧洲文明有两个源泉，一个是“欧洲古代遗传之文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另一个是“中世纪吸收外来之文明，即耶稣教之文明”。他甚至称：“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输入之思想。”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由此可见一斑。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
从尊崇法国文明到走俄国人的路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是崇尚欧洲文明的。1916年9月1日，他在《答程师葛》一文中表示：“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其中，陈独秀又对法国文明情有独钟。
法兰西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伟大民族，虽然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相距万里之遥，但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500年前，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在其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就曾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在其划时代的著述中，从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在法国启蒙先哲的推动下，欧洲曾出现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法兰西文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儿、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