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陈忠实人生历程中仅有的一部自传性作品。他回顾自己的文学实践及人生历程，体验与感悟社会、历史、文化、人生，本书无异于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他极其详尽地讲述《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幕前幕后一应俱全，一点点娓娓道来，实实在在地讲述写作之道，可谓一部生动形象的写作教科书。
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陈忠实的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句子，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句子，也是他寻找到的人生。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越南翻译出版。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二 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三 枕头，垫棺作枕
四 沉静与松弛
五 难忘1985，打开自己
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七 寻找一种叙述
八 复活了的呻唤声
九 关于性、庄严与挑战
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十一 我的剥离
十二 原的剥离
十三 原上的革命
十四 原下，自在的去处
十五 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
十六 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后记 说一回多余的话

本书是作家人生历程中仅有的一部自传作品，它用自述的笔法回顾了自己的艺术实践及人生历程，将生活与创作的酸甜苦辣、艰辛喜悦讲述给读者，有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体验与感悟，也有对生命历程和个人情感的回忆，它无异于一部生活的教科书。本书以《白鹿原》的创作为中心，记叙了他这一段及前前后后的生活经历，极为详尽地讲述了他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一点点娓娓道来，促膝而谈，实实在在地讲述写作之道，可谓一部生动形象的写作教科书。本书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自己内心的情感，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自传作品。作者的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句子，这是属于作者自己的句子，也是作者寻找到人生。本书还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貌，也有助于了解20世纪末叶中国文艺、思想、民间的状况和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改革开放的思想轨迹。

说一回多余的话
在我业已出版的六十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
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
村》时，我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留下我当时欣喜而
又鼓舞却还属按捺得住的情状。后来还给少量几种小说和
散文集子写过后记或自序，却不是我的自愿，是责任编辑
带有强迫性的要求，在于这几种书属于出版社各种选题的
丛书，规定凡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必须写自序或后记，
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写，以维护丛书体例的统一性
。后来找到一种省事的途径，把某一篇短文做自序，后面
附加一个“代”字，虽然有点勉强，得了该书责任编辑的
宽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摆什么架子，而是出于我对写
作的可能属于偏颇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实现交流
的，作家把自己对现实或历史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形成
独立体验的小说或散文，发表出来，在各种职业各种兴趣
的读者那里发生交流，如能获得较大层面读者的呼应，无
疑验证了作者表述那种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作家的写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实现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
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
记，这不仅是相信不相信读者审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
己面对读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
，也会接受确实较为完美的表述艺术；反过一个角度，如
若作品表述的体验得不到读者的呼应，表述的形式又难以
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后记做怎样的解释都是难以弥补的
。我的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
甚至形成一种意识深处的障碍，一当某种丛书统一要求写
自序或后记，便有多此一举的逆反。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成书，我却自己反了自己的
常态，想要写一篇后记，着意不全在解释这本小册子，倒
是想说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因。
2004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作协联合在西安
召开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责任编辑修晓
林和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都赶到西安来了。两位都是老朋
友，相见自然高兴。尤其是魏心宏，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赏识，在
他编辑的《小说界》推出，并获该刊奖，给我刚刚开始的
中篇小说创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这回在西安刚一见面握
罢手，魏心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来西安首先是参加《
命运峡谷》研讨会，第二件事就是要约我写自传。他的热
情和真诚让我一时哑口。稍做缓解后，我也真诚地告诉他
，我还没有写作自传的打算。我又给他解释，自《白鹿原
》出版十余年来，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我都
谢绝了，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样给他解释的同时，心里却
隐隐有着一缕亏欠。我随后便有了弥补这种亏欠的一个动
议，试写《白鹿原》的写作自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
，而不在作者的自传。他欣然应允，说好。
……
这本书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决定要写这
种创作自述之初便确定下来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此前几年，在读一篇论说海明威
创作的文章里，我看到评论家(记不得姓名)引用的海明威
谈自己创作的这句话，不觉眼前一亮心里一震，如同淘得
一粒金子，竟然一遍成记。我读到过许多作家谈创作的文
章，也有不少警句类的语录，启示和受益匪浅。然而读到
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作家创作这种颇
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
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
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
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
。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
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
形象比喻。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
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
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
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
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
，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而又形象化
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
“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
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
堂里。
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从初中二年级的
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无
意识里的盲目，却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
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
白》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
”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欲望不决定结果。我在这
本小册子里只是写到寻找过程里的一些零碎的事，却不表
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
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09年7月10日 二府庄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八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它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战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于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枝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至少应该写过十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1978年文艺复兴以来）。引发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进行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而是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产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卷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把自己几乎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决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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