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全面爬梳档案史料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以来近百年里十次典型的金融风潮发生的原因、表现、结局、影响，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并从社会变迁与金融领域的互动切人，对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进行整体意义的反思。本书注重实证研究，兼及中国近代史和金融史创新性研究的双重取向，主要着力于对上海金融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对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历史借镜作用。

吴景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中华民国史（1937—1941）》、《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国外交》、《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等，发表《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等数十篇论文。

导言
第一章 晚清金融风潮
第一节 咸丰年鉴铸造大钱和滥发官票宝钞风潮
第二节 在华外商银行的第一次倒闭风潮
第三节 1883年上海钱业风潮
第四节 1897年的贴票风潮
第五节 1910-1911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
第二章 中交停兑风潮
第一节 1916年第一次停兑风潮爆发的原因
第二节 上海中国银行的抗拒停兑
第三节 停兑令发布后各方的不同应对
第四节 停兑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及京钞问题
第五节 1921年第二次停兑风潮
第六节 中交挤兑风潮引发的启示
第三章 信交风潮
第七节 信交风潮发生的背景与信交企业的发展
第八节 信交风潮的发生与经过
第九节 风潮中各方的应对对策
第十节 信交风潮的社会影响与启示
第四章 近代华商证券市场的公债风潮
第一节 北洋后期上海证券市场的变迁与“九六”公债风潮
第二节 1931－1932年的公债停付风潮与整理
第三节 1932年至1937年的公债风潮
第五章 从“金贵银贱”到“白银风潮
第六章 “小三行”陷于危机和被迫改组
第七章 抗战时期的外汇风潮
第八章 抗战胜利后的外汇与黄金风潮
第九章 国民党统治覆亡前的法币与金圆券风潮
第十章 解放初期的上海金融风潮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本书稿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属于中
国金融史研究中的综合研究。
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爆发过不同规模、特点各异的金
融风潮，洪葭管先生总结为十次，即1866年因世界棉业危
机而引发的金融风潮、1883年因倒帐严重爆发的金融风潮
、1897年贴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辛亥革命后的
票号集中倒闭风潮、1916年中交停闭风潮、1921年信交风
潮、1934-1935年白银风潮、1947年黄金风潮和1948-1949
年的法币、金圆券崩溃危机。历次金融风潮也有不同的论
着对其进行专门研究。
本书稿则把晚清时期的几次金融风潮，即咸丰年间铸
造大钱和滥发官票宝钞风潮、1866年外商银行倒闭风潮、
1883年上海钱业风潮和1897年的贴票风潮，以及1910—
1911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归并为一章，把此后的金融风潮
均单独成章。这一安排的出发点，是认为金融风潮本身是
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整个晚清阶段，虽然也发生
过数次金融风潮，但总体来看，对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本身
的直接影响都很有限，这与那一时期的金融总体上还不发
达有关。而进入民国时期情况就不同了，金融与财政和与
社会经济的关系都在日趋紧密，金融业本身发展迅速，金
融市场规模扩张，信用关系膨胀并且多样化。这一切都使
得货币信用关系日益发达，伴生着信用风险的积累和放大
，金融风潮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和深
远。本书稿选择了民国时期的若干较具典型意义的风潮，
即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信交风潮、历次主要的公债风潮
、30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含小三行挤兑风潮和改组）、
抗战时期的外汇风潮、战后初期的外汇与黄金风潮、国民
党统治覆亡前的法币与金圆券风潮，从时段看涉及民国初
年到40年代末，从地域看以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主
，从机构看涉及华洋银行与钱庄业，从市场种类看涉及证
券、信托、外汇、金银等，且这些风潮均被各种金融史着
作、教材提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本书稿最后一章讲得
是解放初期上海的金融风潮，主要分析1949年下半年对金
融业的整顿和1950年私营金融业的停闭，旨在说明当时中
国的私营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依然属于“近代范畴”，完全
不同于日后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实行严格计划的大一
统金融体系。对不同的金融风潮只有进行个案的专题性研
究，才能够揭示出各次风潮的原因（包括金融领域和其他
领域）、表现、结居、影响，进而在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
的层面，来对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进行整体意义的反思，
得出有益的借鉴。
本书注重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兼及中国近代史和金
融史创新性研究的双重取向，主要着力于对上海金融历史
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尤其在发掘上海市档案馆、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已刊和未刊档案、诸多金融和经济类旧
报刊史料、业已公布出版的金融史专题资料等基础史料上
，着力颇多。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涵盖了19世纪60年代
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近一个世纪，但各具体专题和个案
则根据情况处理时间的上下限。各个专题都力求对于相关
的金融、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基本史实的准确把握，
以体现金融史、近代史研究的已有水准和创新要求。目前
各专题着重弄清基本史实，进而力图准确地理解金融风潮
的本质性内容。当然，近代中国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其他
个案进行金融风潮的研究，目前的文稿，只能属于阶段性
的成果。对于尚未弄清的问题，特别是关键性和基础性资
料工作尚未完成的个案，笔者将在日后继续进行研究。

本书是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上十次重大的金融风潮的研究著作。本书稿选择了民国时期的若干较具典型意义的风潮，即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信交风潮、历次主要的公债风潮、1930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抗战时期的外汇风潮、战后初期的外汇与黄金风潮、国民党统治覆亡前的法币与金圆券风潮、解放初期上海的金融风潮。

本书稿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成果，由项目
负责人吴景平拟定各章节体系并统改全稿，具体执笔人为
：吴景平(导言、第七章、第九章、结语)，史立丽(第一章
)，刘志英(第二至第五章、第八章)，张秀莉(第六章)、张
徐乐(第十章)。
本书稿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多种有关中国近代金融史
、经济史的论著和资料集，尤其是查阅了上海市档案馆典
藏诸多未刊档案，尽可能在正文标注征引出处，并分别列
入所附“主要参考文献”。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历史系
资料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单位提供了查阅
资料文献等方面的许多帮助；在书稿立项和编辑出版过程
中，东方出版中心的有关领导和编辑沈敏女士给予了极大
的关切与投入，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学术水平、资料文献和其他条件所限，本书稿肯
定有疏漏舛误之处，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指正。
吴景平
2018年12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二、大钱的铸发
1．开铸大钱之议
考察清代货币史，可以发现，早在皇太极天聪年间，便曾铸造大钱。不过自入关建立统治以后一直到咸丰初年，清朝一直没有开铸大钱。但是，开铸大钱之议的提出，却可以追溯到嘉庆年间。当时有人上疏请铸大钱，主张铸大钱具体分当千、当五百、当二百、当百共四等；认为如以铜1斤铸大钱，扣去铜料、工料、运脚，可盈余纹银1两5钱。此议未获采纳。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铸造大钱之议再起，其理由亦有多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广西巡抚梁章钜就以杜禁私铸和排逐洋钱为由，上书提议“今日变通之计，莫如铸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而且认为铸造大钱即可代替洋钱使用，建议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和当千五种大钱，认为“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御史雷以诚则把“度支之所日形支绌者”，归之于银贵钱贱，认为按照定例制钱一千准银一两，而实际上铸造制钱一千，共费工本银一两五六钱，按定例铸钱“已得不偿失”，于是建议“不必废现行制钱，只须稍重铜斤，选择上好铜色，增铸一两重钱，以当百钱之用，与制钱并行不悖”，他认为这种办法“简而易行”，并提出了十二条实施办法。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御史张修育建议仿新疆普尔当十钱例铸大钱，二十六年(1846年)安徽巡抚王植、二十八年(1848年)给事中江鸿升等，亦上奏折请求铸大钱。但是，户部认为铸大钱根本达不到禁私铸之目标，“私铸之难禁，由于各直省奉行不善，并非钱法本有不善也”，“大钱若行，私铸更易，论工本则轻而又轻，论利息则倍益加倍”，并且强调“圜法流通，原以便民生日用”，官铸制钱不应以获利作为目的。当时道光帝也同意户部的意见，反对铸大钱，因而道光朝铸造大钱之议未能付诸实践。
到咸丰年间，铸造大钱之议又起。咸丰二年(1852年)，四川学政何绍基上书请铸大钱，他引用《国语》单穆公的话：“民患轻，则为之作重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则之。”认为所谓轻重即小大也，大钱与小钱同类而相为子母者。并分析了当前财用匮乏的原因，建议“铸为大钱三品：日当百，日当五百，日当一千，当千者重不过二两，俾与制钱相剂而行”，“凡支给俸、薪、养廉及河工、兵饷，皆银与大小钱兼放；赋税所入当收银者，皆准以银与大小钱搭配交纳”。对此建议，咸丰帝虽未采纳，但也未坚决反对，而是认为“所奏不为无见”，并将奏折“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②咸丰三年(1853年)，御史蔡绍洛亦请铸大钱，认为“今欲裕国以便民生，莫如兼用钱以济银之穷，改铸大钱以通钱之用”，并建议与发行纸币相结合，既可充度支，又可解决钞本问题。⑧对蔡绍洛的建议，咸丰帝已批“户部奏议”，可见皇帝对开铸大钱的态度已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惠亲王绵愉、管理户部事务祁嵩藻都提出铸造大钱的建议，请求严禁铜器以广鼓铸之源，并减轻制钱的重量。其提出的大钱的种类，也从当五、当十、当五十到当百、当五百、当千不等。这些议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历数铸造大钱之弊，反对最为激烈。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王茂荫上《论行大钱折》，在奏折中，他考察了历代发行大钱兴废的史实，指出“由汉迄明，行者当十数矣，而未久即废，从未有能行者”。对于那些“奏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而当千者但以重二两为率，其余以次递减”的建议，他认为“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对于有人认为“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的看法，王茂荫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价；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涌贵，斗米有至七千时”。但是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迫于严重的财政压力，清廷开始广铸大钱。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