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主要记述了1921年到1935年，毛泽东如何带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摆脱困境，并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作者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并在北京等地访问了众多的历史见证人，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写出了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记录；《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此外，还有长篇自传《华丽转身》、《出没风波里》：《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走进历史深处》以及《他影响了中国陈云》、《中国改革第一将万里》、《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
   作者也致力于“行走文学”的创作，著有“叶永烈看世界”20册，包括《美国！美国！》、《我在美国的生活》、《三探俄罗斯》、《米字旗下的国度》、《如画北欧》、《樱花下的日本》、《大陆脚游台湾》等。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儿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疼！”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遵义会议20 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不再在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读者
们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
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
毛泽东”。
   

巧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
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
民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
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
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
成关于遵义会议的十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历史选择了
毛泽东》之后，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
   

毛泽东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
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
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从历史对中共领袖人
物的选择写毛泽东，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
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另一方面也是希
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
，便面临着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的问题。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历史上
，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
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他
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
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
定的集团来主持。”
   

领袖的选择，对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
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
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
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
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领袖的错
误，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既着重写1921年
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
们的后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椭圆形结构，即两头小
、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毛泽
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
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
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
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第八章《党的领袖》则同
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
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
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
   

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
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
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
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
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
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
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
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
   

本来在1990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
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乘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
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
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
里，外出工作了。
   

1991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
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前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中央政府主
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
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时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
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出于“职业习惯”，对我说红军占
领遵义也是凌晨二时！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
料，我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禁的许多帮助
。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
、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
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
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
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
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
   

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
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
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
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
   

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
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
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40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公室马骏给我很多指点。接着，我
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
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
，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
了工作的方便。我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采访中，我发觉，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
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
)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
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
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微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
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的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
，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
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
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
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
凯丰本名何克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
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至于出现了《王克全、何克全
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
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
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
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
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
  

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
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
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人中央苏区的中共福建省委前书
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
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
   

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
增色不少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86岁，却有着极
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
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
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
邓发……
   

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86岁。当年，古柏担
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
向我讲述“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富田事
变亲历记，这些将近60年前的重要往事，健在的当事人已
所剩无几了。
   

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
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
过许多交往。
   

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经电话联系，他
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
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
不在北京，未能采访，后来才得以采访。与“刘伯承传记
组”联系，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
。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
完成了这部同名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
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
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
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
符合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
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
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
部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
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
试，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作家出版社在1993年出
版的“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改名《毛泽东之初》，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对本书
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选
择了毛泽东》英文版HISTORY CHOSE MAO ZEDONG。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法文版三L'HISTOIRE
CHOISIT MAO ZEDONG。
   

叶永烈
   1991年12月26日  初稿
   1998年6月19日  修改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中国传记文学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
   

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解读毛泽东领袖之路的传记大作。
   

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述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这是一部党史，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回望伟人跌宕起伏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不甘平凡、力争上游的普通人，都能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掌握了多年的采访资料，在增加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本书的真实性、史料性。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别具一格，与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传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1927年4月12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票价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有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45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抢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
   

这些“生意人”做着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么多的“生意”可做？
   

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问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却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踱上甲板，三三两两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
   

这些“生意人”，其实是一些“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王明)、李立三、罗亦农(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
   

那是因为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六年前，1921年7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因此，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

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二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1925年9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而且，苏联顾问还帮助他制订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
   

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于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要国民政府迁往南昌，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