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早倡导者之一，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从根本上来源于与基本焦虑相关的心理冲突，而与性有关的异常心理只是其表现之一，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性有关。　　
霍妮比阿德勒、荣格更尖锐地批评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更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且更明确地把治疗精神病的关键归之于改变社会环境，因此她的理论比阿德勒、荣格的更进一步。
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代表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女性心理学》等。

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所基于的人格假设可以比喻为
“性恶论”，那霍妮的更像是“性善论”。她认为每个人
都有成长与改善的能力，只要他还活着。换言之，她认为
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无害的，即使心理出现了困境，只要愿
意改变，永远都为时不晚。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是程度
上的差别，她说，神经症患者只是“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
的程度”，而且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成分与神经症患者所面
临的外部困难都与正常人无异。这种观点也正是目前心理
学界对于神经症的看法，不管“真相”如何——心理科学
的目标也从来不只为真相，它必然是具有建设性的，不仅
能有助于治疗神经症，还能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一个更和善
的社会环境，能更接纳与包容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病
态或甚至变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益于神经症的治愈
。
在这本书中，霍妮详细阐释了神经症冲突的痛苦，正
因为如此痛苦，他们被迫发展出一系列尝试解决的途径。
其中‘，可以归纳出三种适应模式，这三种模式也是三种
神经症人格结构类型，即依从型、攻击型与离群型。此外
，她还重点阐释了理想化意象与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减
缓和消除焦虑的次级防御机制，主要包括盲点、间隔划分
、过度自控等一系列辅助手段，并称之为保护性结构。她
认为，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尝试途径往往都是徒劳无益的，
而且还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神经症冲突，
反而使他们的神经症问题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唯有在弄
清楚其人格结构的基础上，逐一击破这些途径，让患者认
识到它们的本质与后果，才可能治愈他们的神经症。
因而，她还详细讨论了由未解决冲突所引发的种种后
果，其中包括恐惧、人格贫乏、绝望与施虐倾向。当然，
后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最显著、最严重
的后果。她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治愈神经症的必
备前提就是完全理解与掌握这些知识。
由此，她界定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治疗神经症的
对象应该是引起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其次，治疗并非直击
人格结构，还要修通与之有关的防御机制，于是她解释了
何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问题以及修通的顺序。最后，她
还提出了治疗神经症的目标一一即趋向健康人格的理想，
尤为重要的是，她不仅说明了这个理想包括内容，还从操
作性的角度阐明了这个理想具备哪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
具体含义。
同样，霍妮也讲述了她的理论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
何处何时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
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概念
，还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与个人的哲学态度，譬如神经症
的根源、道德在神经症中的意义等。不仅如此，她也在某
些观点上辨析了自己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歧，从而提
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西
方文学中的经典，也有东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读虽然
不如荣格的那么系统，分析也谈不上透彻，主要是因为她
是将它们作为引证，作为支撑她理论的论据。但是，这些
见解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
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样，尽管我们有意识地回避说心理学理论也许
是其创造者的心理活动产物，但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确
实与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息息相关。只是我们应该看到，
各个时代的大师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几段对其人生产生影响
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是否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这些经
历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拥有创造性的财富，霍妮无疑是其中
的受益者之一。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
鼓舞人心的事吗?

作者序
引言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与解决途径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他人
第四章 对抗他人
第五章 远离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 外化作用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的贫乏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总结神经症冲突的消除
译后记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不管有多迂回曲折，我们最终必须得出——人格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源头。同样，几乎对于其他所有心理学发现，我们都可以这么说：这其实是一项再发现。各个时代下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沦为精神紊乱受害者的人，绝不是内心平静、头脑清醒的人，而是那些被内心冲突所折磨的人。用现代的话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症状表现是什么，都是一种人格性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必须针对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也日益聚焦在神经症上，尽管他的遗传学取向使他无法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清楚明确。但有些学者一直致力发展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和哈罗德·舒兹汉克，他们更清晰明确地界定了这个概念。然而，他们都不赞成有关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性质与动力。
我的出发点本来就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心理的假设使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明显影响了我们关于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观念，对于弗洛伊德亦是如此，正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主题研究了15年有余。在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他在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方面知识渊博，由此我愈加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远不只停留在女性心理学上。1932年，我来到美国，这些看法便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在态度和神经症的诸多方面，都与欧洲国家的人不同，而只有文化差异能解释这一点。最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产生于文化因素，更具体说就是，神经症产生于人类人际关系的紊乱。
在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前些年，我走的是另一条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在逻辑上是沿着早期理论假设的，它围绕的问题是神经症的驱动力。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这些驱动力是一种强迫性动力。他认为这些动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本能，目的在于满足，无法忍受挫折。因而他相信，它们并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神经症是失调的人际关系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个假设就不可能站得住脚。简单说，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是这样的：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动力；它们产生于孤立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还反映了在这些感受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它们之所以具有强迫性这个特征，是因为背后暗藏着焦虑。其中有两种动力——对爱和权力的神经症追求，在减缓焦虑方面最为突出，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详细探讨过。
尽管弗洛伊德所教导的基本原理我仍铭记于心，但那时我却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使我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诸多动机都是文化决定因素，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爱的神经症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在一起时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便会表现为另一番景象，理论上的其他差异也就难免接踵而来。因此，我必须在自己心中弄清楚，对于弗洛伊德，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由此澄清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P4-7

本书通过对病人和自身的心理分析的经验总结，讨论了人内心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卡伦·霍妮相信，人都有成长的愿望，会一直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她认为，只要改变了产生冲突的条件，就能真正解决它们。而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和成熟，发现生活的意义和内在的安宁。

这本书致力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来自我在精神分
析工作中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来源于我对病人与自己的分
析。然而，这个理论孕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在美
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一系列演讲时，我的
这些观点才最终成型。第一个演讲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
问题”(1943)，主要是关于这个主题下的技术方面。第二
个演讲题目是“人格的整合”(1944)，其中涵盖了这本书
所写的内容。还有一些选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人格
整合”“离群心理”和“施虐倾向盼含义”，在医学学会
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上报告过。
我希望这本书对那些致力推动我们的理论与疗法的精
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他们不仅将本书中的
这些观点运用于他们的病人，还能运用于自身。由于我们
自己与自身的困境也囊括在内，因而在促进精神分析学发
展的这条道路上只得披荆斩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墨守
成规，那我们那些理论也势必空洞、教条。
然而我相信，只要一本书不是只探讨技术问题或抽象
的心理学理论，就一定有益于那些想要了解自己的人，以
及那些为自己成长而不曾放弃努力的人。生活在这个困难
重重的人文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被这本书中描述的冲突所
困扰，他们需要一切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
经症是由专家来负责解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不懈努力
，在解决自己的冲突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能走得很远。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病人们，他们与我共同工作，使我
得以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
的兴趣与共鸣鼓舞了我。不仅是那些学术背景资深的同事
，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年轻同事，他们批
判性的讨论发人深省、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到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自己
特定的方式支持了我工作的开展。艾尔文·约翰逊，他使
我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报告我的观点，而那时古典弗洛
伊德分析才是唯一得到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克莱拉·迈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
哲学与人文系的主任。多年来，一直鼓励我讨论我在精神
分析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新发现并对此饶有兴趣。然后是我
的出版商，诺顿出版社，他们的宝贵建议给我的书带来诸
多改进。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我想向米勒·库恩致谢，感
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使我能够更清晰地表述自己
的观点。
卡伦·霍妮

《我们内心的冲突》，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