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爱山庄，尽管这座孤儿院是按国际惯例用现代意识组建，但与社会的直接联系相对薄弱。在爱的乳汁下，曾经坎坷的年轻女性和幼时即惨遭厄运的孩子们组成了几个无血缘却更有义务的家庭。

航鹰，本名刘航英，1944年出生于天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班毕业，天津工艺美术学院肄业。1970年始任剧院编剧，1979年始发表文学作品，1982年调至天津市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迄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剧本作品十部。其中《金鹿儿》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明姑娘》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剧本类作品获“飞天奖”、全国电影“童牛奖”等七项国家级奖项。
2002年以后，从事天津城市史、（西方）侨民史研究，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

自序
张春生序：大爱之作
上卷
序曲
一位尼姑十一位独身女人和四十个孤儿的出场
女孩心中会爬满蒺藜吗?
眼睛的多雨季节
下卷
离婚女人和老姑娘的心里都有一口深井
离婚女人和老姑娘都有一段未了情
是人生的驿站不是命运的归宿
外一卷
海棠花怎样教会弃婴哑女说话
白蝴蝶的复活节
孤雏也要鸣唱
后记
再版感怀
附录：航鹰作品出版概览

作家纷纷出文集那年头我未跟风，自觉还没到火候。
如今老之已至，多亏汤吉夫、盛英、李玉林诸友提醒催促
，我这才下决心在有生之年把这事办了。
搜罗旧作，重读下来竟很吃惊——我并不用功，从来
不熬夜，带大一双儿女，过日子琐事哪样都没耽误，近十
几年来又忙于创办博物馆，以至文学作品不多，这辈子怎
么会写出那么多字儿来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散发于报章的
短文已无从查找，大致找到的文学作品已近二百万字了。
若是再加上拍摄的电影电视剧本、电视片广播剧脚本、公
演的话剧歌剧本，还得再出版二三百万字的剧本集呢!
不只是字数超出预计，手捧旧作竞有陌生感，真的想
不起来自己当年怎么会有精力有能力写出那么多五花八门
的作品。莫非年高健忘到了一个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女的程
度?更可笑的是重读鄙作竟然沾沾自喜，很是崇拜年轻时的
自己，文字之生动，叙述之流畅，心理刻画之细腻，想象
力之丰富，涉猎题材之广泛，尤其是一些作品中那种对生
活的诗意的理解及孩童般纯真的表达方式，那是我吗?我曾
经活得那样精彩吗?
如今虽未到风烛残年却也迈人切实思考生死的岁数，
朝花夕拾，犹如回眸翻越过来的山峰。心底唯有感谢命运
，感谢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给了我两度青春——生命的
青春与创作的青春。从我15岁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起始
，再过两年就是我的文学艺术生命甲子之庆了，可以说比
别人多活了一辈子。
当然这只是自我感觉，文人多为狂徒，不足为凭的。
客观评价又该是怎样的呢?我是属于“新时期文学”的作家
，在“新时期”我又处于什么位置呢?回首往事，有幸运也
有尴尬，有温暖也有愤懑，有欢笑也有泪水。回首往事是
晚年的消遣，实话实说再无顾忌则是晚年的“红利”了。
回眸“新时期文学”那一道风景线
文学界所称“新时期文学”之发轫与我国的改革开放
同步，清算“四人帮”，“文革”结束不久，一些压抑多
年的文学青年早已骨鲠在喉，一遇开闸便如洪水般喷涌，
进发出以“伤痕文学”为潮头的一大批颇具批判现实主义
深度的佳作。
那道文学胜景的前提是中国历经长期的文化荒漠，十
几亿中国人十年的光阴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文化饥渴
烧灼着每个人的心。忽然有了几篇敢于说实话的小说，一
下子成了压力锅的出气阀，全民都以读小说为宣泄的渠道
了。报纸杂志的发行量飞涨，社会人心捧出了文学的盛花
期。
各省市的刊物太多了，而广大读者总是想看到最好的
小说。于是，《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长篇小说选粹》等转载性期刊应运而生，跃升为全国
级文学展台。每逢佳作问世，亿万读者口碑推荐争相传阅
的速度不亚于如今的电子微信。鄙作《东方女性》发表于
名刊《上海文学》(1983年第8期)，经发行量高达160多万
份的《小说月报》转载其影响迅速扩大。据资深编辑邓元
惠大姐说，那一期《小说月报》除了邮局固定订户，全国
各地报刊亭零售的刊物十天之内脱销，许多书商打电话要
求增订。如今的青年人或许无法想象，那时候没有电子信
息全靠纸媒传播呀!
在那难忘的万众阅读的黄金时期，每年一度的全国评
奖，烈火烹油一般助推炸响的轰动效应。全国优秀中篇小
说、短篇小说发奖大会几乎成了全民的节日，绝不像如今
沦为一种行业活动。最初几年的评奖最为公正，获奖作者
大多是无名之辈，其中许多人是从农村、山沟、边疆走出
来的。选票附在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等期刊里寄出，票面含有邮资，每位读者
选出自己喜欢的本年度20篇作品寄回北京。那时候的人们
很淳朴，还不大懂得贿选、雇佣“水军”等伎俩。
我自诩为“民选作家”，是全国读者投票把我推向文
坛的。1981、1982两年我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忽然接到通
知去北京领奖，真跟天上掉馅饼似的。那年我女儿12岁，
儿子10岁，家里穷得连一件出门穿的体面衣服都没有，我
这个孩儿妈妈蓬头垢面地走上了全国领奖台。
家人亲友为我的金榜题名而庆贺，但到了北京我很快
就发现自己只是身处光圈的边缘。聚光灯打在舞台上会形
成耀眼的光圈，你或者站在光圈里风风光光，或者躲在光
圈外的暗处不被人注意为好。最怕的是身处明暗交接线之
反差最为强烈的临界点，半张脸锃亮半张脸黢黑，那是一
种多么尴尬的处境啊!在北京领奖大会上，我糊里糊涂地扮
演了两回“陪衬人”角色：1982年我和王安忆同住一屋，
1983年和铁凝同室。记者们编辑们蜂拥围堵两位“超级女
生”，我被挤到屋角无所适从，只好躲到别的房间去找那
些从农村、山沟来的获奖者作伴。据悉在评委会讨论时某
权威人士不喜欢我的作品，只是碍于我得到的读者投票太
多(《金鹿儿》获票第四、《明姑娘》获票第一)，不好把
我踢出去罢了。也正是读者捧场与权威摇头之间的反差，
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了名利场中的人情淡薄。从此我始终和
北京文学圈保持距离，后来又因得罪了天津文坛霸主而被
驱逐。远离了是非漩涡，日子过得反倒心安理得，清静遂
意，无人喝彩总比横遭冷眼强多了。幸运的是读者始终未
忘记我，让我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2010年8月，我赴台湾收集史料，台湾女作家、老朋
友张典婉帮忙寻找上世纪初比利时人雷鸣远在天津活动的
记载资料。我们在完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经台北、桃园
、台中一路热心人士的辗转介绍，获得了大批的翔实史料
。典婉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俩兴奋地高喊：“一路
遇天使!一路遇天使——”
一路遇天使，确实是我人生经历的神奇体验。
在文学圈我有幸交下了一群几十年如一日的莫逆老友
，诸如鄙作获奖小说《金鹿儿》的伯乐编辑刘品青，获奖
小说《明姑娘》的伯乐编辑、中青社原总编王维玲，资深
编辑褚建民，学者型作家汤吉夫，评论家盛英、张春生，
《今晚报》著名记者杜仲华，天津人艺“发小”高长德、
许瑞生，雕塑家刘鑫……每当我心灰意冷时，他们是永远
的“供暖系统”。我身边还有一位不善言辞的全天候挚友
，和我共同创办《慈善》杂志的作家李玉林，连我老伴都
为此感叹：“咱能有这么讲义气的老朋友，真是太幸运了!
”
我并非纯粹的书斋文人，很多时候都是“行动者”。
没有那么多热爱天津历史文化的政界朋友支持，我不可能
完成一件又一件文化项目。不论他们年轻还是年迈，在位
还是退休，升迁还是丢官，健在还是谢世，我都会牢记他
们善待文人的风度，后人将会记住所有的为城市留住记忆
的人的历史功德。
我馆展厅“结束语”前面设有“本馆史料收集的国际
支持”专栏，陈列了近50位国际友人的照片。他们是我们
漫长的“洋长征”一路上结识的“洋老乡”或其后人，没
有他们的帮助，近代天津博物馆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珍贵的
独家史料。
一路遇天使!
朋友的意义不仅在于助你事业成功，更在于友情烘暖
你的心房，让你少有孤独沮丧，生活充满阳光。回忆当年
呼朋唤友欢聚一堂海阔天空侃大山的乐子，更是一大精神
享受。
2016生肖为猴年，是我72岁“本命年”，年初开始了
本文集的整理工作。春节一高兴写了一首自嘲诗在手机上
发给朋友们。为了表示对朋友的尊重，不是“群发”，写
了不同的贺岁词一一发出的，录于此作为我晚年生活的写
照，逗君一笑。
老猴本命年，
随俗穿红衫。
走路迟跚跚，
上楼气喘喘。
旧友忘不了。
新事记住难。
幸未用人搀，
顾影不自怜。
古稀已不稀，
童心胜当年。
自得乐陶陶，
淡泊名利圈。
金箍量力舞，
筋斗勿再翻。
秋实已累累，
笑坐花果山。
2017年7月28日
写于结婚49周年纪念日

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普爱山庄”是一座以家庭模式养育孤儿的孤儿院，全书描写了新家庭里“妈妈”和孤儿们从陌生到亲密，从冲突到融合的曲折过程，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独身女子和孤儿形象。为了创作这部弘扬人类大爱的长篇，作者曾到国内各地SOS儿童村收集素材，并赴奥地利SOS儿童村总部采访，获得了丰富而独特的第一手资料。

感谢庐山，庐山的满目葱翠使我恢复了12年前站在阿
尔卑斯山维也纳森林时的新鲜感觉。那时我趁访问奥地利
的机会，采访了国际SOS儿童村总部和位于维也纳市郊山上
的一座儿童村。
画家作画最注重新鲜感觉，作家选择题材往往也始于
最初的新鲜感觉。如果一个题材缠绕在一个作家心中达12
年之久，仍然能够保持最初的新鲜感觉，我想，它应该是
已经融人这个作家的血液中了。
感谢格迈纳尔先生的微笑。当我在维也纳儿童村仰望
国际SOS儿童村创始人格迈纳尔先生的遗像时，他那天使般
的微笑使我心里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二战结束时他是一位
毕业不久的军医，看到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他
创办了第一家儿童村，从那以后他终生致力于这项伟大的
人道主义事业。他在世界各国奔走呼吁，募集善款，到他
告别人世时，国际SOS儿童村已经在70多个国家地区收养了
20多万个孤儿。遵循格迈纳尔先生的建村理想，儿童村一
改往昔的“寄宿学校模式”，为孤儿们提供了家庭式村落
式的生活环境，帮助孩子们克服不幸遭遇造成的孤僻心理
与人格障碍，长大了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人才。
由于对慈善事业的杰出贡献，格迈纳尔先生曾经成为
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之一，那一届的获奖者是同样献身
于慈善事业的印度特蕾莎修女。如果格迈纳尔先生能够长
寿一些，相信不久他就会当之无愧地获奖。可惜，他为世
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孤儿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为了给孩子
们创办一个又一个家庭，他终生未婚，没有财产，留给世
人的只有大善大爱和那天使般的微笑。
望着遗像上他那天使般的微笑，我想：世上如果多一
些像他这样的人，生活就会美好得多了!那种深深的感动，
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它时时在暗中左右着我观察
世界的目光与脚步。
感谢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会长。1992年他任国家民政
部副部长时，我向他汇报了想写一部描写孤儿命运的作品
，得到了他的热诚支持。正是因为多年来受到阎明复先生
言传身教的影响，我本人变得热心于慈善活动，成为中华
慈善总会理事、天津市慈善协会副会长，这种身份使我增
加了“为我们共同的人道主义事业而写作”的主人翁感，
我笃信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感谢天下善士。每次有出访机会，我都宁肯不去观光
也要去采访慈善机构，我去过香港公益金、保良局、东华
三院、义工局、国际扶轮社香港分社，澳门的同善堂、镜
湖医院，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新加坡公益金、佛教居士
林，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办的孤儿院，印度人办的孤儿院，
华人办的残障人士中心、禅菩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残障人士教育与就业中心、十字军服务中心。国际SOS儿童
村总部在中国援建了八座儿童村，我去了其中天津、烟台
、南昌三座，还去了本溪儿童福利院、丹东五龙背荣誉军
人疗养院、北京聋儿语训中心和天津六个区各自为弱智儿
童开办的启智学校……
不知不觉中我成了一名“慈善作家”。90年代头几年
，我担任了电影兼电视剧《启明星》的编剧兼制片人，那
部戏得到了国家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市政府
的支持。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由16名弱智儿童出演，荣
获了多种全国奖项。那次拍摄过程本身就称得上是一种全
新的慈善文化活动。
《启明星》的创作与拍摄使长篇小说《普爱山庄》写
作计划推迟了几年，却又为构筑《普爱山庄》帮助我做了
心理准备和创作预习。
我在写《普爱山庄》时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从容、超
脱、轻松，或许因为我总怕把这个好题材糟蹋了，宁可细
细研磨。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我享受到写作的欢乐，
像有些个孩子躲在角落里品尝自己偏爱的食物。或许因为
我自信这个冷门题材非我莫属(当然别的作家也不大涉足这
个不被人注意的生活角落)，我告诫自己切勿浮躁，切勿急
于求成。在前两年“长篇热”时，我犹豫再三也没有拿出
来。躲在“普爱山庄”里我对自己说：要耐得住寂寞，乃
至冷漠。
几度春秋，写写停停。拖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写作本
身遇到阻碍，而是因为“山庄工程”太大，经常要让路给
一些短稿。那段时间，我和朋友陆焕生、李玉林两位先生
创办了《慈善》杂志。为给自己的刊物打天下，我写了采
访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创始人证严法师的长篇报告文学连
载《俗眼观佛门》。
所有这些活动虽然使《普爱山庄》推迟了几年，但聪
明的读者会从这部小说中找到上述活动给我的隐性与显性
的影响。
尽管做了长期的创作准备，我在写初稿时并不理智，
而是任凭感情与想象信马由缰。因为掌握的生活素材太多
了，竟发生了“细节拥挤”和“人物塞车”现象。要写(也
能够写好)的人物太多，哪一个都不肯“下车”；尤其是孤
儿形象，对哪一个我也不肯忍痛割爱。我自己明明知道，
“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弄不好就是一盘散沙，但我宁可先
放些日子，再想一想。
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困扰，也
是一种挑战。初版完成稿的结构仍然不理想，尤其是由后
三个故

航鹰的长篇小说《普爱山庄》曾经以五部中篇发表在五家著名期刊上，后又缀连铺排成长篇，同时还有少年儿童版问世。
在这部以慈爱为主题的作品里，作家尝试了她的现实手法向象征意味浪漫主义拓展，宽泛了她的女性意识向慈善播爱迈进，显示了航鹰创作上的发展，以对女性问题与儿童权利的呼吁，使作家对人生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梯。
综观航鹰几十年的笔耕，她是那种关心社会、注重心灵的女作家。她也亮丽但充满理性；她也尖锐但不失宽厚。在突出正义裁判的内涵与涵盖中，她钟情于弘扬传统美德，又以女性自我的透视对男性中心予以否定，形成了她的女性观：尊重有价值的生命、呼唤互补的人生。在航鹰的作品里，不论是写美好还是鞭笞丑恶，都能传导到对生活环境的解剖，格外关切社会的改善。从《东方女性》到《枫林晚》；从《倾斜的阁楼》到《宝匣》；从《开市大吉》到《老喜丧》；从电视剧《乔迁》到电影《启明星》，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对准着世风社情。大街小巷、社区校园，都有着航鹰热情的希冀：手捧绿芽，霞光照人间。
然而在这部长篇中，航鹰的观察视角有了变化，她把故事、人物完全放在一个有些封闭的普爱山庄里。尽管这座孤儿院是按国际惯例用现代意识组建的，但与社会的直接联系相对薄弱。何况这处叫“妈妈山”的地方，有着母亲的内涵和哺育的象征，在爱的乳汁下，曾经坎坷的年轻女性和幼时即惨遭厄运的孩子们组成了几个无血缘却更有义务的家庭。从生活层面上看，他们在一起需要爱，并以大地母亲般的胸怀来对待各种矛盾。从艺术视角上说，描绘的眼光由过去的指向环境即“向外”，嬗变为“向内”，表明作家对人尤其是对女性与儿童精神世界的挖掘更为深入。
“妈妈”肖晶和“女儿”唤弟的矛盾发展，鲜明显示了航鹰的艺术构思：肖晶曾于“文革”时无知无意地造成了母亲的自杀。父亲不原谅女儿，又促使肖晶后来在爱情上摆脱不掉沉重的负罪心理，病态地固守贞洁，却又蒙上了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坏名声，不得不辞去公职，到普爱山庄当妈妈。然而历史的旧伤未去，又面对着与唤弟这个“蒺藜女”的新冲突。唤弟之父以男人的固执不仅令妻子被误会为有了外遇，而且在妻子死后，把这种“仇恨”“传染”给了女儿。唤弟经常虐待胞弟可意，认为他是“野种”。她看肖晶仔细照护着弟弟，刁难肖晶甚至夜里装鬼、杀狗……航鹰在这么一个“残酷”的故事中，采用了肖晶给母亲写信和唤弟回忆父亲的“双心历路程对照”的结构，借以在历史的层面上深掘唤弟畸形性格的成因。然而肖晶的信是无法寄出的，母亲已在“文革”去世。唤弟的想念也是自我观照，父亲种下的仇恨仍然花样翻新地延续悲剧。尽管成年人用人生经历、理性的言行、爱心的温暖试图去改变唤弟的“蒺藜”性格，始终未能成功。
这种越教育越失败的描绘，在航鹰以往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此次她着重刻画了人性的残缺，特别是历史与父辈烙印在心灵中的残缺，不单能封闭正常、熄灭火热，而且会让人由善变恶、由美变丑。一个女孩子几乎完全泯灭了童心、人性，只是去捣乱去破坏，这个因愚昧而骨肉相残的悲剧呼吁人性的提高、善的普及，首先要从廓清历史与父辈的负面影响开始，而且光是对此付出爱和改变环境还不够。怎样去做，作家没有说明，只是从结尾处点出不肯宽恕唤弟的肖晶终于到少管所去看望女儿，并以唤弟收下了她与弟弟的合影照片这一细节，为这个少女的未来埋下了一笔暖色。
航鹰的创作未把写作放在文学能“立言安邦”定乾坤的位置上。她侧重于“立人”，捕捉人生的起伏、抒写性格的扭结，从一个个孤儿的悲剧命运里，去反思造成这种残缺或日创伤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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