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1926-1992），本名许晏骈，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因其小说注重历史考证，故事通俗精彩，高阳在历史小说界的地位等同于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二人共享“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
高阳出生于钱塘望族许氏，受家中长辈熏陶，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清史。高阳将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烂熟于心，能将清代的典章制度、轶闻轶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巧妙地融合到历史小说情节之中，完整地呈现一个真实的清代社会。
1962年，高阳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他的首篇历史小说《李娃》，而后一鸣惊人，一发不可收拾。高阳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其中《胡雪岩全传》是确立高阳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地位的奠基之作。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擅长讲故事，渎起来轻松畅快，被读者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蜂”。

《李娃》无目录

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未停。北风渐紧，南屋纸窗整夜被吹得“扑哧”“扑哧”地响着，以至于郑徽一宿都不能安枕，直到东面皇城内隐隐传来晓钟的声音，他才蒙咙睡去。
一觉醒来，觉得室内特别明亮，侧身看去，新糊的窗纸，自得耀眼，定神细听，雨声风声都已不知在什么时候静息。虽然没有阳光，却是个晴天。
郑徽陡觉精神一振。已到长安四天，一直为雨所困，想观一观光，看一看朋友，都不方便，今天可非得作个竞日之游不可了！他这样在想。
于是，他匆匆推被而起，拔闩开门。四个家童，都穿着青布长袍，在外厢伺候，看见主人起身，一齐躬身问过早安，然后有的打扫卧室，有的伺奉盥沐，有的准备早食，静悄悄地各司所事。
“你去看看，马刷干净了没有？把鞍子配好！天晴了，我们到各处去走走。”他对正在替他栉发的贾兴说。贾兴年龄最大，是他四个家童中的总管。
“是。”贾兴赔笑着说，“长安三内九衢，两市百坊，繁华富丽，天下第一，大家都巴不得跟主人一起去逛一逛。”
“不用都跟了去，也得留个人看家才好。”
“当然的。”贾兴说，“我留在家……”
一句话没有完，另一个家童杨淮悄悄进来禀报：“有客来拜。”随即把名帖递了上来。
那是他的居停，太学助教刘宏藻。郑徽还没有见过面，从门缝中窥看了一下，只见一位胡眉皆白的老者，穿着绿绫银饰的七品公服，肃然站立在院子中间，等候接待。
“快请，快请！”郑徽赶紧嘱咐杨淮，“先请到正厅待茶。”
一面，他匆匆忙忙束发戴冠，换上当时读书人最通行的玄色长袍和乌皮履，然后步入正厅见客。
宾主两人东西相对拜着见了礼，郑徽把刘宏藻引入上座，先作了照例的寒喧，接着赞美这里的房舍雅洁——他住的是刘家的西院。又说，四天以前，一到长安，就能租到这样好的住处，十分高兴。
“寒舍能蒙郑兄见顾，真是蓬荜生辉。”刘宏藻逊谢着，“只是那天贵客到门，我正好有洛阳之行，以致失迎，深为不安。”
“老前辈说哪里话，该当我先去拜见老前辈，今天多承劳步，倒是我觉得十分不安。”
“郑兄也不必过谦。既然有缘结识，以后该要像一家人才好。”刘宏藻又说，“听说郑兄自常州到此？”
“正是。”
“郑兄府上常州？”刘宏藻怀疑地说，“可是听口音却是河南一带。”
“舍间世居荥阳！”
“啊！”刘宏藻长长的寿眉一扬，“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五姓望族，天下知名，怪不得郑兄气度高华，原来出身不凡。倒真是失敬了！” “岂敢，岂敢！”郑徽离座长揖，“末学后进，还要请老前辈多指教。”
刘宏藻慌忙又还了礼，问说：“常州郑刺史，也出自荥阳，不知与郑兄如何称呼？”
“那是家父。”
“噢——名父之子，毕竟不同。”刘宏藻深深点头，“郑兄此来，当然是赴考进士，想是‘生徒’？”
郑徽一听这话，微感不悦。大唐科举，由皇帝特下诏令，选拔非常人才，称为“制举”；由州学县学保送礼部考试的，称为“生徒”；士子不经学馆，自己报名投考，经州县考试录取，再经州县上一级的“道”重考合格，保送礼部与“生徒”一起考试的，称为“乡贡”。“乡贡”要凭真才实学，比“生徒”难得多。因此，郑徽听见刘宏藻猜想他是“生徒”，觉得被藐视了，才有些不高兴。
然而，他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只淡淡地答说：“侥幸算是个秀才。”
这使得刘宏藻立即换了一副神态，“这太难得了！”他肃然起敬地赞叹着，“本朝秀才一科，异常名贵，每年进士约取二十多名，秀才只取一两名，可见其难。郑兄出类拔萃，明年正月，礼部贡院，一战而霸，是一定的了。”
郑徽报以谦逊的微笑，心中却禁不住得意。那“一战而霸”四字，在他更觉得别有意味——他父亲也说过这同样的四个字。
他父亲——常州刺史郑公延，是对他这样说的：“我觉得你的才具，应该一战而霸。现在我给你预备的费用，足够你在长安住两年，你自己好自为之吧！”P1－3

高阳在中国历史小说界的地位，与金庸在中国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相当，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张爱玲、木心、张大春、陈丹青、鹦鹉史航、二月河、马云、罗振宇……他的读者遍及不同领域。
自1962年在报刊连载《李娃》以来，高阳的作品再版多次、风靡至今，代表作《慈禧全传》《胡雪岩》系列更是成为官、经商必看之作。
本书为其代表作。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
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
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
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
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
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
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
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Carlyle，
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
）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
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
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
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
（Wayerleyr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
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
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
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
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
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
》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
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
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
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日《三国志通俗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
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
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
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
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
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
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问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
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
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
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
（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
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
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
。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
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
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
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
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
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
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
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
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
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
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
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
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
到十九年问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
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
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
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
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
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
孑L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
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问，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
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
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
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
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
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
“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
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
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
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
，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
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
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
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
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
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
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
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日：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
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
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
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
’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
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
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
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
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
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
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
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
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
时问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
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
，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
、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
，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
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
？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
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
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
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官俱泯灭，舟人
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本书改编自经典唐传奇《李娃传》，高阳在其中又加入了大量可考证的细节，使小说内容更为丰富、故事逻辑更为合理、人物刻画更为丰满。书中的自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表明了高阳创作的初衷，是理解他之后的创作理念、写作手法的关键一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长安三内九衢，两市百坊，繁华富丽，天下无二。长安一百一十坊，又以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使多少才子王孙一掷千金、流连忘返。
出身五姓望族之一的荥阳郑徽，进京赶考，在平康坊与艳冠长安的名妓李娃相顾倾心。可温柔乡亦是英雄冢，郑徽金榜无名、床头金尽，而随后的挚友之死、李娃“背叛”、父亲毒打使郑徽终于沦落为街头乞丐。机缘巧合之下，李娃与乞丐郑徽相遇，同时下定决心重塑郑徽。当郑徽功成名就之际，李娃作出了她早已想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