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详实的文献资料，记述和讴歌了革命烈士吕振邦、崔维峻、李锡贵以及革命前辈蒙定军、于占彪、马志超等人的英雄事迹，同时，对西北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张慕陶、蒲玉阶以及杜衡（叛徒）做了客观介绍。

田润民，1945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1965年7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1970年参加工作。1979年始，先后在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现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工作，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和中外表演艺术交流。1993年被评为副译审，2004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习仲勋在旬邑的故事》、《我与艺术》等。

值得永远纪念的“旬邑起义”
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
关系红军命运的密电码
革命低潮中的第五伯昌
蒲玉阶之谜
蒙定军在隐蔽战线
马志超“潜伏”在旬邑
“智取华山”背后的故事
“子午岭壮士”
杜衡叛变记
“左”倾路线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危害
悲剧人物张慕陶
难忘的回乡之旅

田润民同志在西北革命斗争史研究这片土壤上，孜孜
不倦，潜心耕耘。长期的付出必有收获，《渭北革命火焰
》便是他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本书基于广泛的资料搜集和
现场访谈，以写史的手法，通过《值得永远纪念的“旬邑
暴动”》《旬邑游击队队长吕振邦》《关系红军命运的密
电码》《革命低潮中的第五伯昌》《“智取华山”背后的
故事》等12个人物和历史故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旬邑起义的经过和突出事件。作者对历史的把握程度和深
度比较深刻，全书各类史料和分析逻辑都很严谨自然，同
时，作者本着探讨论证的态度，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而
非居高临下的主观论断，因此给各类读者在了解历史之余
留下了更多的独立思考空间。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两条战线完成的，一条是公开的
武装斗争，一条是看不见的隐蔽战线。旬邑起义是中国共
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之后，在陕西省委领导下，在渭北地区
发动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农民武装起义之一，是在西
北地区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声势浩大，影响
深远。参加这场起义的主要是两股力量，一股是由旬邑县
城宝塔小学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知识分子；另一股是清水
塬一带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点燃的革命火焰
始终没有熄灭，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传承，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旬邑起义90周年之际，《渭北革命火焰》一书的出
版成为新时代传承和发扬旬邑起义精神的有效载体。起义
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旬邑起义精神，是马栏革命精神的重要
源头，是咸阳乃至陕西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旬邑起义精
神作为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时代精神的升华与结晶，有
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旬邑起义精神充分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本质和境界，对共产党人有很大的价值引导作
用，有利于党员坚守理想、信念，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
旬邑起义精神蕴含着高尚的情操和优良的品质，是共产党
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是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柱
；旬邑起义精神是一种政治资源，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是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鲜活教科书，是提高广大党
员干部素质的精神食粮，是推进追赶超越、脱贫攻坚的精
神推动力量。
旬邑翠屏山脚下“二八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座纪念
碑，上面镌刻着习仲勋同志的题词：“燃烧起渭北革命火
焰的旬邑暴动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以资教育后来人为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曾在旬邑地区战斗过的汪锋同志
也题了词：“旬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着旬邑革
命暴动先烈的鲜血，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奋勇进军，直
到解放。”中共咸阳市委原负责同志在为《渭北烽火魂》
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评价1928年渭北7县的农民起义时，特
别强调：“……尤以旬邑县的农民起义最为著名。这次以
‘交农’、围城为主要特征的农民起义，参加者先后多达
10万之众，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在我们党领导下的
陕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些评价无不体
现出旬邑起义在当时渭北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凸显出中国
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勠力同心、矢志革命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的必修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
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加强党史军史研究，就是要从“红
色资源”“红色血脉”“红色基因”中把握我党我军在革
命、改革以及建设等各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和经验教训，找
到助力新时代党、国家和军队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养料和
动力支撑。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的，历史的联系是
不能割裂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迈步前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
始终发扬重视历史、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的优良传统，发
挥党史军史工作的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推动我
党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最后，我衷心祝贺田润民同志做了一项利国利民的功
德之事，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华
民族走向复兴。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原副部长，少将）
2018年11月10日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

发生在1928年春天的旬邑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运动，它点燃了陕西渭河以北的革命火焰。旬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所点起的革命之火始终没有熄灭，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传承。2018年是旬邑暴动90周年，为纪念旬邑暴动，作者怀着对革命先辈无比崇敬的心情，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有关知情者和烈士后代，写成《渭北革命火焰》一书，以纪念这场对西北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暴动。

《渭北革命火焰》实际上是写了一个事件和10个人物
。一个事件指的是旬邑起义，10个人物大多是和旬邑起义
有关的革命烈士以及旬邑籍革命干部，其中吕振邦、崔维
峻、崔廷儒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先后牺牲，第五伯昌因病
早逝，蒲玉阶60年代初自杀身亡，只有蒙定军、马志超、
于占彪幸存。李锡贵在旬邑起义的革命精神激励下走上了
革命道路，不幸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牺牲于兰州战役。
这10个人物中唯有杜衡不是旬邑人，和旬邑起义没有
直接关系。然而，旬邑起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
了基础，30年代初，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多次来
旬邑指导工作。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陕甘
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杜衡随即来
到旬邑县马家堡，对陕甘游击队进行改编。8月下旬，陕西
省委又做出《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杜衡于9月13日
再次来到旬邑。为了完成“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紧急任务
”，他坐镇旬邑3个月，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使党在旬邑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1933年5月，杜衡又强令
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导致全军覆没，他本
人于是年7月被捕叛变。要不是杜衡的错误领导，以旬邑为
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不是不可以实现的，照金根据地
不仅不会丢失而且有可能扩大。写杜衡这个人物，一方面
说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同时反映旬邑在陕甘边根据地
创建中的重要地位。
张慕陶是中共陕西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曾任陕西党
团组织负责人，是包括旬邑起义在内的陕西三大起义的策
划人，后因反对王明路线走上分裂党的错误道路，被开除
党籍。然而，他并没有像杜衡那样投靠国民党沦为叛徒。
他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同时成为一个政治标签，被党
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用来打击反对王明路线的
同志，成为陕北“肃反”的源头。张慕陶是特殊历史时代
一个政治上的悲剧人物。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有关革命烈士、革命老前辈的
家属以及中共旬邑党史研究室的支持，特别是程国金、吕
国权、崔仲林、肖登洲、蒙建农、马胜利、于兴学、于平
安等同志，他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在此向他们表
示衷心感谢。
书中部分内容在《炎黄春秋》、《传记文学》上发表
，刘曾文、胡仰曦同志作为《炎黄春秋》、《传记文学》
的责任编辑付出了辛劳。
我的三弟利民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我每写好一篇，首
先发给他，他不仅鼓励我，而且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长蒲长城同志对旬
邑革命历史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满腔热情地支持该书出版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肖裕声同志抽出
宝贵时间，审读了书稿，为本书写了序言，我在此表示感
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
请读者指出并原谅。
田润民
2018年10月29日

一封信和题词
矗立在陕西省旬邑县翠屏山脚下的二八烈士陵园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的题词：“燃烧起渭北革命火焰的旬邑暴动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以资教育后来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这幅题词来历不凡，说来话长。它本是习仲勋在一封来信上的批示。写信人马志超，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原信如下：
习书记仲勋同志：
你好，数十年来，未通过信，也未见过面。现年近古稀，为了却一个心愿，故不揣冒昧，破格陈述。
旬邑县1928年由许才升等同志领导发动的农民革命暴动，基本情况你是知道的，这里不再烦述。现在要向你汇报请示的是，这次暴动失败以后，许才升、吕佑乾、王浪波、吕凤岐、王廷璧、程永盛、程国柱等当时被敌人逮捕，身受重伤，送往张洪镇，惨遭杀害。在去张洪镇途中，血迹洒遍沿途。被害后，旬邑籍同志尸体被搬回掩埋。外籍的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等同志无人搬走，暴尸数日，情况之惨，目不忍睹。旬邑群众至今谈及，热泪盈眶。但在事后的这些年，有关写陕西革命史者，多对旬邑这次轰动西北的革命暴动遗忘了。旬邑县有些同志出于对这次暴动和死难同志的怀念，也曾先后写有关暴动事实的材料，因无组织上的重视，终未成文。今年春，省委党史办公室二同志来找我说，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将旬邑二八年革命暴动作为省上的专案整理出来，写成史册，并要我帮助整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义不容辞。我们一起到了旬邑，走访了有关人员和烈士家属，召集了座谈会，查阅了仅有的一些档案，由省委党史办在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份有关革命暴动的历史材料。在整理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由于事隔50多年，原有的一些材料和遗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无存，了解暴动的主要知情者均已逝世，就连当时参加暴动的我们这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当时我16岁），现在活着的也只有二至三人。因此，虽经多方努力，未能把暴动的全部事实写出来，也不可能再写出来。在这次写的过程中，旬邑的有关同志和群众以及烈士家属一致要求，在许才升等同志遇害的张洪镇原址立一纪念碑，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以鼓励和教育下一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旬邑党政深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要求是正确的，完全同意和支持。但因建碑经费困难，申请省民政部门资助，民政部门以无此项开支推脱，看情况很可能落空。
我是旬邑暴动的仅存者，烈士牺牲的惨痛情景一直凝结在我的心灵。在我晚晴未尽之年，能眼见为死难烈士立起一纪念碑，也就了却了一桩难忘的耿耿于怀的心愿，也是为了旬邑广大群众怀念烈士的心愿。为此，冒昧竭诚，诸陈管见，是否，请酌裁。
此致
敬礼
马志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习仲勋接到马志超这封信后，首先以满腔热情歌颂了旬邑起义的伟大意义：“燃烧起渭北革命火焰的旬邑暴动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以资教育后来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接着，又写道：“我完全同意马志超同志的意见，请李庆伟省长批拨一万元，以满足群众愿望。”
李省长于1984年2月2日立即批示：“请按仲勋同志指示办理，一万元由省财政拨付，请纪年同志阅批，并请志超同志催办。”
白纪年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他不仅同意李省长的意见，而且强调这一万元专款专用，并要马志超代表省政府直接参与该项目，他在2月5日的批示中是这样说的：“请省财政厅即给旬邑县拨付一万元，作为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之用，由马志超同志协助旬邑县政府办理。”
一万元，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批示，但真要从国库中拿出一万元来，还需省长和省委书记特批，反映了那个年代国力之贫，也反映了当时财务制度管理之严。
有了习仲勋的批示和陕西省政府的支持，旬邑县所在的咸阳地区也拨了专款。这样，重新修建旬邑起义纪念馆和烈士纪念碑工程得以立项。
写信人马志超看到习仲勋的批示以及省领导的表态，心情十分激动。他又想，要把这件好事办好，不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关键是要让有关部门知道习仲勋的批示，并在行动中认真落实。他知道，习仲勋在旬邑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他的批示既是“尚方宝剑”，又是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既然省领导要他协助旬邑县政府办理这件事，那么，首先要发挥这把“尚方宝剑”的威力。想到这里，他提笔给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张振西写了一封信：“振西同志：请你看一下有无什么意见，我意对此复印20份，在工作时用，如同意，请批一下为盼。”
张振西也是旬邑籍老干部，他父亲张济民和叔父张化民是宝塔高小的学生，参加过旬邑起义，他和马志超心心相印，二话未说，批复道：“请复印20份，交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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