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带领我们走近一个神秘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掌握着巨大权力，并以此赚取天量利益，甚至利用经济新自由主义等工具巩固自己的利益体系，他们被称为“权贵”（the establishment）。
当今的权贵涉及范围极广，社会成分也更加多样化，包括了银行家、政客、媒体巨头等各色人物。党鞭、议员、记者、警察、学者、金融大亨……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走马灯一样登场。从威斯敏斯特宫到银行董事会、从《卫报》办公室到BBC大堂，从富人区的咖啡厅到牛津大学辩论社，欧文·琼斯揭示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
欧文·琼斯在书中探究了权贵阶层的来龙去脉，揭露了他们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将国家资源化为己用，却口口声声为了民众利益的真实面目。

欧文·琼斯（Owen Jones），出生于谢菲尔德，成长于斯托克波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卫报》专栏作家、评论员、政治活动家，2013年荣获政治图书奖（the Political Book Awards）年度青年作家奖。他的处女作《小混混》（Chavs）曾入选《纽约时报》2011年十大非虚构类图书。

致谢
平装版序言
第一章 思想先锋
第二章 权力垄断
第三章 媒体“民主”
第四章 警察力量
第五章 中饱私囊
第六章 逃税大亨
第七章 宇宙主宰
第八章 虚幻主权
结论 英国需要一场民主革命
注释
人名对照表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自从2008年9月英
国陷入经济灾难以来，就有一种步调一致的力量，试图把
人们因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有权势的
人身上转移开。这种力量一如既往地引导英国公众，将挫
折转嫁到那些经常被精英政客和媒体诋毁的人群身上。这
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业者、领救济金者、公共部门的
员工等。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妖魔化运动愈演愈烈。政
客和媒体一起编造并宣传这样的故事，即国家产生经济社
会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
层的那些人。
我想尝试扭转这种社会总体认知状况，因为真正的坏
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社会底层人士的行为却经常遭
受无情的批判和谴责：电视剧《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可以霸占英国荧屏，而《逃税街》或《银行街》
却从未上演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如果想解决这些影响
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不公现象，聚光灯就应该落到那些
有权势的人头上。
这本书顶多算是对这项事业非常有限的贡献。这一事
业不应由单个作家笔耕不辍地发起争论，而应通过有规模
的行动来有效克服社会不公。但对我而言，只要能引起公
众对权势人群的讨论。把这种讨论引入大众每天谈论的话
题，引入酒吧、家庭、电视、报纸以及社会媒体的讨论中
，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许多机构关
门大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挑战那些有权阶层。鼓励那些
努力维持现状的人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对
手被迫对他本想遮掩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辩论。这本身就是
一个值得铭记的胜利。
反对性意见同样弥足珍贵，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帮助澄
清和完善相关争论，并且它们的意义还不止这些。所以，
对本书初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是有价值的。这些
问题包括什么是权贵，以及如何定义权贵等。
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典型的权贵人士应该是白人男
性，这些人通常无须多么努力，就能从私立学校直接进入
牛津或剑桥学习，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丰厚又有社会影
响力的好工作。虽然这些特征是民众辨识权贵人士的一个
视角，但这并非是我理解权贵的核心依据。在我看来，今
天的权贵是由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心态聚合而成的。
尤其是，他们都认为社会顶层人群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和
更多的财富。他们手中的权力莫可名状、难以描述。他们
会通过推动改革，提升现有体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但他
们的权力却仍然捉摸不定、莫可名状。尽管他们的制度体
系可以吸纳妇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人群进入，但这并
不能改变制度体系给民主造成威胁这一事实。
一些人会问，有权势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联系，又能说
明什么问题呢？毕竟，在相近工作领域的人难免会彼此相
识并建立联系，在所有社会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像
新闻国际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这样的媒体高级执行官
与首相成为好朋友，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强烈兴
趣。这可以说明默多克帝国的触角在英国政治精英当中已
经伸到多广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
的，因此重要的媒体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紧密联
系，理应受到认真的审视。然而，现实情况是，有权势的
人们往往通过业务或社会关系聚到一起，相互联系、相互
帮衬，并塑造出一种团结一心的氛围。
今天的权贵高度依赖这样一个咒语：“你别无选择”
。他们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能的社会运行方式，并
以此抵制潜在的反对力量。“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英
国并未形成今天的权贵，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如今被描绘
得糟糕透顶：被官僚和失控的工会所掌控的一个集权的、
沉闷的、消磨意志的人间地狱。我反对把英国这段历史妖
魔化，这并非像极左和极右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怀旧的
感伤（其实，在那个时代我还没有出生），而是因为我们
真的需要纠正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英国曾对富人征收重税。工会
组织也较强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那时经济也高速发
展，而且那时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权贵形成
于1970年代后期，他们所管理的英国是一个增长速度更低
、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国，并且已经遭遇了1980年代早期、
1990年代早期和2008年以来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我并不是
说，旧的秩序不用面对诸多难题的困扰，也不是说长远来
看旧的秩序更具可持续性。但就像右翼记者彼得·奥博恩
所言，197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都准备突破当时盛行的战后
共识。“有段时间，”他写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将
会获胜，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左派还占有优势。”
所以说，虽然后人经常把右派的胜利视为必然。但实际上
今天权贵们的胜利并非上天注定。
……
无论谁在五月的大选中获胜，权贵的反对者们都会着
手开展斗争。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盟，
成员从工会到社区组织再到信仰团体等。在许多关键问题
上，公众的看法已经突破了权贵们的教条了。
不过就像本书结论中所言，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国际视
角。在我写这些话时，希腊的竞选活动正在进行中，激进
的反紧缩政党希腊左联党可能将赢得选举。在你读这本书
时，结果就已经水落石出了。但是。有一股很有势力的国
际力量为确保希腊人民在投票中“不做错误的选择”而作
了很大的努力。欧盟、欧洲大国、国际金融家等排队反对
左联党取胜。西班牙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反紧缩的“我们
能党”（Podemos）与“种姓制度”（相当于西班牙权贵）
作斗争，且直面西班牙权势精英阵营将其妖魔化的挑战。
跟那些与普通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不可名状的权贵精英作
斗争不是英国独有的。英国的权贵是与其他国家的统治精
英缠绕在一起的。为民主和社会公正作斗争无法在一个国
家内部取得胜利。只有跨国界的联合才能确保取得最终胜
利。
抱怨不公平固然很好，不过就像已故社会主义政治家
托尼·本经常指出的，社会变革需要两种努力的结合：“
一个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的火焰，一个是对更美好世界的
热切渴望。”那些想超越旧秩序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责任提供一致的替代性选择。如果缺少这种一致的替
代性选择，人们可能会怨恨现有秩序，但他们还会继续勉
强忍耐。当今的权贵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绝对的历史性
胜利，并且永远不会再被篡夺权力。这是错误的，英国和
其他地方底层民众为争取自由公正作斗争的光荣历史能够
告诉我们原因所在。终有一天，今天的权贵们会落败。他
们不会按自己的方式或自愿地落败，而会被一场持久可信
的替代性方案的运动所移除。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一种新的
、不同形态的社会的人来说，是时候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了
！

欧文·琼斯是一位英国当代的社会主义者，他在本书中揭示了英国隐藏的一个强大的人际网络。这个包括了政客、银行家、媒体巨头等各色人物在内的隐藏的权贵阶层，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逐渐形成。他们将英国的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将国家资源化为己用，而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却又合力将责任推给社会底层民众。作者揭示了西方资产权贵阶层如何形成、如何运作、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及对国家构成什么威胁等问题。

精彩、及时，令人眼界大开。
——阿尔曼多·伊安努奇（Armando Iannucci）
，《新政治家》年度图书推荐语
本书捕捉到了一种愤怒和觉醒中的集体意识。
——马特·海格（Matt Haig），《观察家报》年
度图书推荐语
充满了诚意和正义感，琼斯很善于揭露那些挥舞
权力而又不负责任之人的伪善。
——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卫报
》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对损害多数人利益、巩固
少数人利益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公司、经济制度的系
统性批判。
——伊安·马克·琼斯（Ioan Marc Jones），《
赫芬顿邮报》

第一章 思想先锋
初识47岁的保罗·斯坦斯时，我感觉他不是那种具有同情心的人。他黑色蓬松头发的侧面有一块凸显的白色，气质跟政客克鲁拉，德维尔有些类似。在一家豪华的伊斯灵顿美食酒吧里喝完一杯葡萄酒后，这位博客圈里的右翼之王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其实我并不那么热衷于民主。”
回到1980年代，年轻的斯坦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改革运动的狂热追随者。“我想我当时爱上了她。”他告诉我说，极其少见地流露出情感，“我爱上了她”，他又重申了一遍。他长期受那种对左翼毫不客气的痛恨所驱使。他不带任何反讽意味地对我说：“我认为你的信条是邪恶的。”没错，他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980年，13岁的斯坦斯阅读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被崇拜者誉为对抗整体主义意识形态、极力维护自由民主之作。读过此书之后，斯坦斯把自己定义为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和政府是对个人解放的固有威胁。虽然斯坦斯当时只有十几岁。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已经能接触到大量的有权人了”。他随后成为戴维·哈特的私人助理。戴维·哈特那时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顾问。她的行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伯特·默多克的资助。斯坦斯夸赞说，哈特在1984—1985年矿工游行期间“资助了粉碎全国矿工联盟（NUM）的行动”，此举是撒切尔主义的一个决定性胜利。哈特和斯坦斯都积极支持美国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出售武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一支残暴的右翼准军事力量，1980年代，这一组织认为，在与尼加拉瓜桑迪诺斯塔左翼政府斗争过程中，暴力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斯坦斯在伦敦做过多年的经纪人和商人。2004年，其投资基金背后的金融支持者被起诉之后，他被迫申请破产。他需要一个新的营生。当时博客还处于兴起阶段。他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启了一个被证明利润丰厚的新业态。他开了一个网站，用类似街头小报的方式曝光政客们的新闻。为了向曾尝试刺杀政治权贵的盖伊·福克斯致敬，斯坦斯用了圭多·福克斯这一笔名。他解释说：“我对政客们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我厌恶那些该死的窃贼婊子们！”
“圭多·福克斯”无所不能。2009年，他将时任首相戈登·布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达米安·麦克布莱德与新工党前狡辩老手德里克·德雷珀之间的邮件往来公之于众。其中有两人合谋散布传言以中伤政治对手的内容。至于斯坦斯是如何得到这些邮件的，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丑闻之后，他销毁了他的电脑硬盘。他对我开玩笑说，他的信息来源是爱尔兰特勤处，“你可能嘲笑他们，但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他这一爆料所引起的反响可谓轰动一时，麦克布莱德不得不含羞辞职，对于已陷入政治对手围追堵截的布朗来说也无异于雪上加霜。
然而，斯坦斯因为把“圭多·福克斯”的服务器放到海外，放到他自称为“阳光避税天堂”的地方。从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免于被指控为诽谤。毫无疑问，他的举动在政客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恐慌。他很享受这一点：“我很享受这一点，但这其实很不好。”
不过，如果认为斯坦斯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政治精英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远非如此。其实，他是社会最富裕阶层坚定不移的护卫者。或者，像斯坦斯自己所描述的，“我的观点是支持世界上的富豪们——他们难道不是吃尽了苦头？”这种对最富有者利益的坚定支持。基于他内心对民主的鄙视。“削弱政治家使得他们的行为丧失合法性，”他说，“这基本符合我的意识形态策略。”
对于这位财阀喉舌而言，民主是一种潜在的致命威胁。“它没有让我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穷人通过投票从富人那里攫取财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做事方式……因此，在一个普选制国家里，民主往往导致无产者试图从有产者那里剥夺点什么东西。”
为解释他对民主的反对，斯坦斯作了一个令许多人迷惑的比较。“拿种族隔离制度来说，很明显，处于种族制上层的白人试图把事情安排得更契合他们自己的需要。这很清楚，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从黑人那里拿走了政治权力。对我来讲，很清晰的一点是，在一个一人一票且分配不均的体系里，那些无产者就会试图通过投票从有产者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承认，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但前提条件是“资本找到了保护自己免受投票者损害的路径”。美国体系就是这样做的，在那里，金钱主导政治，即使略微偏左的民主党人掌权，美国体系也会自我调和，推动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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