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以家喻户晓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为蓝本，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塑造了一个有智谋、有胆识、有情义的荆轲。
几经周折，燕国太子丹终于摆脱了嬴政，平安回到燕国，结识了智勇双全、胆识过人的侠士荆轲，并与荆轲谋划了灭秦之计。荆轲感念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毅然决定踏上刺杀秦王的不归路。而美丽娴雅、温
柔深情的燕国公主，却撼动着荆轲那颗视死如归的心。
和着高渐离的筑声，捧着樊於期的首级，带着徐夫人亲铸之剑，荆轲踏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高阳（1926-1992），本名许晏骈，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因其小说注重历史考证，故事通俗精彩，高阳在历史小说界的地位等同于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二人共享“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
高阳出生于钱塘望族许氏，受家中长辈熏陶，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清史。高阳将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烂熟于心，能将清代的典章制度、轶闻轶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巧妙地融合到历史小说情节之中，完整地呈现一个真实的清代社会。
1962年，高阳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他的首篇历史小说《李娃》，而后一鸣惊人，一发不可收拾。高阳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其中《胡雪岩全传》是确立高阳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地位的奠基之作。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擅长讲故事，渎起来轻松畅快，被读者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蜂”。

《荆轲》无目录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
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
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
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
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
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
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
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Carlyle，
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
）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
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
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
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
（Wayerleyr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
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
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
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
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
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
》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
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
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
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日《三国志通俗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
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
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
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
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
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
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问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
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
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
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
（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
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
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
。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
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
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
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
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
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
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
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
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
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
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
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
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
到十九年问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
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
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
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
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
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
孑L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
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问，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
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
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
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
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
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
“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
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
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
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
，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
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
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
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
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
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
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
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日：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
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
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
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
’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
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
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
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
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
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
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
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
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
时问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
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
，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
、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
，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
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
？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
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
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
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官俱泯灭，舟人
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高阳在中国历史小说界的地位，与金庸在中国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相当，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张爱玲、木心、张大春、鹦鹉史航、二月河、马云、罗振宇……高阳的读者遍及不同领域。
自1962年在报刊连载《李娃》以来，高阳的作品再版多次、风靡至今，代表作《慈禧全传》《胡雪岩》系列更是为官、经商必看之作。
本书为其代表作《荆轲》。

序曲
月满之夜，谷底却是一片漆黑。月挂中天，不偏不倚地直射到谷底——正如白昼一般；除非正午，谷底才有直射的阳光。否则，晴天亦如阴天，月夜仍是黑夜。
这条狭谷也是一样。如不是身历其境，或者在山顶迫近下望，不会发现这丛山峻岭之下有一道绵亘十五里，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骑，虽非地狱却难见天日的隘路。它被深埋在崤山之下，所以称为“函谷”。说什么鬼斧神工？它必是崤山山神得罪了雷公，震怒之下，挥掌一劈所留下的创痕。
白昼，过午一交申时，函谷道中便断了行旅。偏有这个北风凛冽的深夜，居然出现了人迹。一行三骑，在重冈叠阜之间的一线羊肠曲径中，没命地飞奔。人，仿佛就撞在怪石嵯峨的崖壁上，都无所顾惜；而马，却未能善解人意。这里不是“驰道”，无法一骋凌云之足，而且蹄足上还包着草席，累累坠坠，好不舒服。偏偏主人不谅，还使劲地抽着鞭子，喷鼻嘶叫的抗议，毫无用处。于是其中一匹烈性子的枣红马，在差一点撞到一块凸出的崖石时，一怒跳脚，陡然直立，把它的主人掀了下来。
幸好后面的两个人，矫健机警，一见影绰绰长出一道黑影，双双下死力收住了马；嚼环勒得那两匹马痛彻心扉，唏律律一声长嘶，也都是双蹄上扬，直立了起来。亏得这一下，才没有把前面落马的那人乱蹄踩死。
“大夫，大夫！”后面那两个人，滚鞍下马，赶上来问讯，“无碍否？”
“不碍！”被称为大夫的那人，揉着腰站了起来，又说，“上马，赶路！”
“歇一歇再走吧！反正鸡鸣之前，总可到达关前。”
“不！”大夫说，“早早赶到为妙。”
“还是谨慎些好。”另一个随从劝他，“反正有‘封传’在，不怕不能出关。若是心急赶路，再出了什么差池，反变得‘欲速则不达’了。”
“呃！”那大夫突然有所醒悟，答非所问地说，“把马足上所包的东西取下来！无须用此。”然后他又慢吞吞地补了一句：“别忘了，我是秦国的右大夫。”
那两名随从，顿时省悟，马足上用草席包裹，是为了减低蹄声，避免他人注意。其实在这深夜的函谷中，便雷轰电驰也不妨，因为根本就无住户行人。再一层，右大夫持“封传”出关，并无遮掩行迹的必要；果尔如此，出乎常情，反倒容易引起关吏的怀疑。
于是，那两名随从，齐声应诺，把三匹马蹄上所包的草席，都取了下来。
歇得一歇，等气力略略恢复，重新上马。狭狭的幽谷中，十二块马蹄铁敲打在坚硬的石块上，响起一片极其清脆热闹的声音，恰有破倦之功。那位年方三十的秦国右大夫，怀着一种莫名的亢奋心情，领头前行。看看地势渐高，月色渐明，越发有一种临深履渊之戒。
万山丛中，双峰对峙，形成一个缺口。百二秦关，隐隐在望——天下艳称的“崤函之固”，将要为这位右大夫所突破了！ 于是，猛挥一鞭，策骑沿着坡道到关前。然而那是毫无必要的。确如他的随从所说，还早得很了。“日入而闭，鸡鸣而开。”自有函谷关来，规矩便是如此；即令有“封传”在身，半夜也不能叩关。
关前有沿山而筑、错落高下的民居，大概百把户人家，形成一个市镇。欲待敲开了门乞些汤水，顺便稍作休息，却又怕惊扰了人家。那位右大夫踌躇了一会，觉得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因而稍一张望，便向一块凸出而平滑的崖石走去。
两名随从，一名照料马匹，一名来侍候主人。他取了块作为马鞍的褥子和干粮袋，赶在前面，拂去了崖石上的浓霜，铺好褥子，等右大夫坐好，随即自干粮袋中取出一大块麦饼，双手奉上。
他极饿，但是硬得像石头样的麦饼实在太粗粝了，使劲咬下一块，含在嘴里，咀嚼得牙根发疼，而喉头倒似有样东西横亘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口中的麦饼咽了下去。
“你们吃吧！”他把多下的麦饼递给了随从。
另一名随从安顿好了马匹，跟着也到了他面前，悄声问道：“大夫！冷得厉害，可要砍些枯枝，生起堆火，为你取暖？”
“不好！”他使劲地摇一摇头，同时不自觉地环目四顾，“此是极紧要的所在，半夜里出现火光，引起误会，会惹下很大的麻烦。”
“是！”
两名随从相互看一眼，一左一右翼蔽着他，稍稍遮挡了西风和寒气。身上倒是比较舒服了，心里却仍不安闲。沉沉关塞，迢迢银汉，何时才得鸡鸣一声，开关出客？
忽然，他想起了孟尝君故事，信口问道：“你们会学鸡鸣不会？”
“没有学过。”
“我会。”另一名随从好奇地问道，“大夫，何以问这话？”
“五六十年前，齐国的公子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皆是才俊之士；偏偏有鸡鸣狗盗之徒，夹在中间，大家都看不起他们。后来，孟尝君要从秦国回齐，半夜到了这函谷关前，会鸡鸣的那位食客，建了大功——他一学鸡鸣，左右民居的鸡闻声皆鸣，关吏开关，孟尝君扬长而去矣！”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