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平，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长大，现供职于浦东时报，主要著作有《改变世界的搏击》(复旦大学出版社)、《要么死亡要么创新》(东方出版中心)、《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押宝蒋介石：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凤凰出版社)。

引言 前夜
第一章 “大逃港”
第二章 震惊差距
第三章 南国春早
第四章 一锤定音
第五章 大搞快搞
第六章 改革试管
第七章 被逼无奈
第八章 顶住围攻
第九章 题了，题了!
第十章 当头棒喝
第十一章 先锋调离
第十二章 合理不合法
第十三章 可怕的折腾
第十四章 政治王牌
第十五章 计划与市场之争
第十六章 云开雾散
第十七章 惊险的一跃
第十八章 被谁抛弃
第十九章 从火车头到动车组
第二十章 一根红线

第一章 “大逃港”
1984年6月30日，时为中国政局的掌舵人邓小平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大白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今天理解这句名言的内涵不难，但理解这句名言的背景并不容易。为什么邓小平要说这样一句话，并在日后反复强调？
1979年5月6日，发生在中国南方边陲小镇的“大逃港”事件是理解这一背景最生动、鲜活的故事。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偷渡逃港始终是一个让国人羞辱的话题，令人心酸。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全境解放，人们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欢迎解放军。深圳镇长陈虹激动地说：“深圳人民数十年来在国民党铁蹄下过的是苦难生活，每一个人都在期望早日得到光明。……深圳新生了，我们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建设新的深圳。”
次日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这样描述：“深圳已卷在狂欢的气氛中。”②
确实，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动乱，中国人极度渴望和平的新生活。
可是没有多久，守卫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许多老百姓却要离开新生的深圳，逃向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51年1月21日，深港两地同时封锁边界，边界线上每50米建起一个8米高的岗亭。可是再严密的封锁也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在此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深圳边境出现过四次大规模偷渡。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边的水沟”，深圳顾名思义有水深的意思，广东人有以水为财的说法，有水就有财。据说，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下发将宝安县升格为市的通知，在市委常委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撤县改市后是叫宝安市还是叫深圳市，最后确定叫深圳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深圳带水。但是那时的深圳，有水却没财！对于广东地方领导来说，偷渡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偷渡。1977年11月17日下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广州南湖宾馆，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的工作。
广东省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所面临的难题：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一个叫深圳的边境小镇，一波又一波的偷渡让地方领导和边防部队苦于应付。
汇报者一脸严肃地叹苦：宝安人逃港，连命都不要了，当地干部管不住，公安管不住，连边防部队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打断对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话让与会者震惊，不解地望着邓小平那深邃的目光，沉默了片刻，邓小平又补充道：“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
在场的都明白，偷渡的根本原因是两地贫富差距太大了。
1979年，宝安县领导带队下去调查，得到的数据让人无颜面对“社会主义好”：
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多元港币（折合人民币4300多元），两者差距悬殊！
这边穷，比不过香港，作为广东人刘波自然多少也知道一点，但是5年后，他去深圳的梧桐山，亲眼见到的场景让他震惊：山上不时可见到偷渡者的尸骨和骷髅！刘波长叹道：“广东再也找不出更荒凉的地方了！”P3-5

本书以新闻体而非学术体，讲述鲜活、真实的故事和人物，以传记形式解读中国历史大变局。站在大历史的角度，追踪从中国南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突破性历史事件，引发读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与未来的思考。以支点撬动整体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

中国几乎囊括了世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区域的所有形式。从深圳特区到上海自贸区，中国人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一一不断地在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政策，进行制度试验，以开放倒逼改革。无论第一季，还是第二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大战略，似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