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山西沁水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工作。历任高小及初中教师，山西阳城县新编八区区长，《黄河日报》路东版编辑，《中国人报》、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工人报》记者，全国文字工作者协会常委、创作部负责人，《说说唱唱》编辑、副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创作部长。全国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共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盘龙峪》《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福贵》《“锻炼锻炼”》《邪不压正》《传家宝》《卖烟叶》，鼓词《庞如林》《石不烂赶车》，文学剧本《万象楼》《打倒汉奸》，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以及《赵树理文集》（四卷）等。

《三里湾》写作前后
一 为什么要写《三里湾》
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
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
渡时期的开始，全国人民在这种新的历史任务之下都经过
了个创造新经验的时期。在这时候，文艺界在创作方面虽
曾有一度不太活跃，可是作家们并没有闲着，大部分都到
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
验。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
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所熟悉的太
行山里去。
这地方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初期就开辟了的老解放区
，群众觉悟较高，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长期保证着战争的一切需要，而且在战争中老
早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自一九四
二年减租减息（土改的初步）开始后，就出现了初级形式
的互助组织。可是在革命由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走向社
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性质的时候，领导这地方的农业生产工
作者也曾有一段觉着工作不太顺手：第一、在战争时期，
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起来
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下级干部因
为战时任务繁重，在这方面宣传得也不够），所以一到战
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
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
得土地、生产条件不足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
时候两种困难都已经克服了，有少数人并且取得向富农方
面发展的条件了；同时在好多年中已把“互助”这一初级
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
再增加更能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
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
组织形式（像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在这时候，全国只有数目很少的若干个，而且都离这地
区很远），都觉着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
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会（山西长治专区），
碰到他们也正在研究上述那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
根据当地的情况，又参考了一些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办法
，拟定出一种合作的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
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和动员工作，并于
动员之后往两个原试办的农村去协助建社。
这次新的试验，果然给领导生产的县区级干部开辟了
新道路，给附近农村增加了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虽然
生产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
加了土地、劳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
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
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农民愿意接受
，中央也批准推广。
我从前没有写过农业生产，自他们这次试验取得肯定
的成绩后，我便想写农业生产了，但是我在这次试验中仅
仅参加了建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
会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
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试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
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动笔写，
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了一些别处的社，到
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
二 为什么写了那样几个人
在农村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然是共产党。
有些好党员，在办社的工作中显示出高尚的品质、丰富的
智慧和耐心、细致的作风——他们都是不脱离生产的人员
，但是能够把领导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生产放在第
二位，经常为了会议、为了计划、为了解决个别问题……
而废寝忘食。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甚高，但是对人对
事都能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作出非常实际的具体对策。
千头万绪的事情碰在一个时期，在他们是见惯了的，可以
分开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处理，不会弄得手忙脚乱。正因为
农村中到处有这样一些好党员，才把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
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为了表现这种人，所以我才写了
王金生这个人物。
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是翻身贫农
，而就我见到的翻身贫农参加社的，更有两种可爱的人：
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人每遇到传统的生产
技术不如自己想象得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变
作法的念头。他们作些新的研究、试验，得到一些成功，
从而把自己的兴趣逐渐从生产目的（经济收入）转移到生
产工作本身上来；只要新的试验有成绩，赔一点本也满意
。他们在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那些发明创造一来
需要有限，二来试验的地盘太小，三来也得不到鼓励或帮
忙，人社以后，社是新扩大了的生产组织，有些地方常感
到在经营小块土地时候的传统办法不够用，须要接受一些
和创造一些新的事物来补那些空子，领导者把这些责任委
托了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必要的土地和材料、用具，
使他们发挥其才能，所以他们都觉着参加了社如鱼得水，
都以忘我的精神时时

从旗杆院说起
一 放假
二 万宝全
三 奇怪的笔记
四 “这日子不能过了”
五 拆不拆
六 马家院
七 惹不起遇一阵风
八 治病竞赛
九 换将
十 不能只动一个人
十一 范登高的秘密
十二 船头起
十三 老五园
十四 黄沙沟口
十五 站得高、看得遍
十六 菊英的苦处
十七 三个场上
十八 有没有面
十九 出题目
二十 小组里的大组员
二十一 非他不行
二十二 汇报前后
二十三 还得参加支部会
二十四 奇遇
二十五 三张画
二十六 忌生人
二十七 决心
二十八 有翼革命
二十九 天成革命
三十 变糊涂为光荣
三十一 还是分开好
三十二 接线
三十三 回驴
三十四 国庆前夕
《三里湾》写作前后

一 放假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还没有一个人，黑古隆冬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作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来的这个人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留着短发的男青年，名叫马有翼，是本村一个外号“糊涂涂”正名马多寿的第四个儿子，现在当的是本村扫盲学校乙班的教员。这村有两个扫盲教员：一个就是马有翼，上过二年半初中，没有毕业；另一个是个女的，叫范灵芝，是村长范登高的女儿，和马有翼是同学，本年暑假才在初中毕了业。马有翼教乙班，范灵芝教甲班。马有翼爱和灵芝接近也爱和玉梅接近，所以趁着乙班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先溜到甲班的教室来玩。玉梅要他帮忙搬桌子板凳，他便进来帮着搬。他见玉梅拿着桌子板凳抡来抡去，便很小心地躲着空子走，很怕碰破了他的头。玉梅说：“你还是去教你的‘哥渴我喝’去吧！”
不大一会，两个人把桌子板凳排好了，玉梅去擦黑板，有翼没有事，便在窗下踱来踱去。他溜到灯跟前，看见玉梅的课本封面上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便说：“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玉梅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说的是课本外面的名字，便回他说：“谁知道那个字怎么那样难写？写正了也难看，写歪了也难看！”说着便在刚才擦好了的黑板上练起“梅”字来。她一边写一边向有翼说：“你看！写正了是这个样子，”写了个正的；“写歪了是这个样子。”又写了个歪的。有翼说：“歪的时候也要有个分寸！让我教一教你！”说着跑过去握着玉梅的手腕又写了一个，果然写得好一点。有翼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有翼说：“你也写一个我看看！”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翼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了蝼蛄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蝼蛄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灵芝又正要答话，门外来了一阵脚步声，有几个学员进来了，大家便谈起别的话来。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等了很久，甲班只来了五个人，乙班只来了四个人。大家等得发了急，都又到大门外的石墩子上去了望。一会，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玉梅的近门本家哥哥，是个单身过日子的小伙子，名叫王满喜，外号“一阵风”——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他来了，另外一个青年说：“我们的人到齐了！”大家问：“怎么能说是‘齐’了？”这个青年说：“甲班来了五个乙班也来了五个，两班的人数不是齐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王满喜说：“快不要把我算在数里！我是来请假的！”有翼问：“又是还没有吃饭吗？”满喜说：“不止没有吃，连做还没有做；不止没有做，现在还顾不上做！”“忙什么？”“村里今天该我值日。专署何科长来了，才派出饭去，还没有找下房子住！”玉梅问：“后院奶奶那里哩？”满喜说：“住满了——水利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都在那里！哪里还有空房子？我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凡是有闲房子的家都找过，可是因为正收着秋，谁家的空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玉梅说：“还是你没有找遍！我提一家就有空房子！”“谁家？”“谁家？有翼哥他们家！你去过了吗？”满喜说：“他们家呀？我不怕有翼见怪！他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借给干部住过？我不去他妈跟前碰那个钉子！”玉梅向有翼说：“有翼哥！你不能帮忙回家里商量一下？”有翼说：“咱不行！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灵芝说：“这话像个团员说的吗？”另一个青年说：“叫他去说呀，管保说不到三句话，他妈就用一大堆‘烧锅子’骂

《三里湾》是现代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55年初版。《三里湾》围绕着三里湾农业合作社秋收、扩社、整党、开渠四项工作，描写了马多寿、范登高、袁天成、王宝全四户人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葛。
《三里湾》善于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寥寥数笔而神形毕肖，结构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情节连贯而不跳跃，语言生动、朴素、幽默、风趣。

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
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
，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
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
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
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
，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
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
年了，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
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
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
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
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
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
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
“文魁”二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
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
，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
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
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
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
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
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
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
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
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
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
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
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
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除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
，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
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
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
。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干部常好把外来
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
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
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
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
、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
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
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
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
、民校都是在秋收夏收时候放假的，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
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
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秋收不放假，房子又
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
会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三里湾》是那个时代描写农业合作化的经典之作。作品通过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故事情节，描写了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与变化，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广阔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