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 1929年10月生，山东胶县人。编审。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16年。参加《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编辑工作。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主编之一、《毛泽东传（1949-1976）》主编之一。

《光辉道路》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介绍邓小平著作和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十五大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其中一个内容是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强调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就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任何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在文集其他部分的文章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继邓小平理论之后，经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　　 1

光辉的十四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3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　　 3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51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8

学习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论述　　 114

从十五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23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　　 137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探索和实践这条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地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排除各种干扰的斗争中前进的。

首先是纠正“左”的错误，排除“左”的干扰。不但纠正“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的错误，还进一步纠正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在指导思想上形成的“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到“四化”建设上来。实行这个转变，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对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人还误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左”的影响和干扰，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实现这个转变，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左”的错误，认识比较容易，察觉比较敏感，因为大家受过它的害，吃过它的苦头；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确实给我们国家带来生机和活力，绝大多数人得到了实际利益。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改革日益深化的进程中，还要继续提倡解放思想，丝毫不能放松排除“左”的干扰以及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

干扰不仅来自“左”的方面，也来自右的方面。一个时期以来，更多的是右的干扰。邓小平同志在 1987 年 1 月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从来没有放松对于右的，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和批评。他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顾中国的国情，既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也不懂得中国的现实。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邓小平同志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明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非常鲜明、实际、透彻，令人信服。同时，他又客观地分析了在中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在五十年到七十年内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不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都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站在右的立场反“左”，就会把正确的东西当成极左来反，把不带引号的左当成带引号的左来反，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腐朽思想的泛滥开方便之门。站在“左”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重犯过去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把有些正确的意见和好的东西也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掩盖了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损害群众的正当利益和积极性。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甚至严重损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立足于中国实际，不理会那些不负责的、妨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舆论，敢于顶住和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指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认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二十五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时候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以后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我们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同样也要经历一个过程，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或者接近完成这个过程，而是还需要做出很多的很艰苦的努力，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认识。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做到的。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任何一项重要决策，无一不是遵循了这条基本原则的。他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果断精神，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这一基本思想原则。总之，他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历史和现状出发，而不是从概念，从书本，或者从别国的什么模式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同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一样，人们会被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力量、逻辑力量、明快的思想和特有的语言风格所吸引，所打动，意气风发，受到鼓舞。如果把这两本书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南，那是很恰当的。

最后，我们用邓小平同志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