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纪念抗战对日索赔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姜国镇著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阴谋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平涛编 著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杨元忠 唐德刚
最近在《传记文学》月刊中读了唐德刚先生所写《甲午战争百年祭》的文章。在该战役中，我国陆海两军都吃了败仗。唐先生对中日的海战，特别下了很多功夫，搜集了很多历史档案中的资料，在《为黄海血战平反》文中将当年中国海军官兵，描写得相当忠勇，使我这个穿了四十年海军制服，已退休了将近三十年的海军“老兵”，起了“与有荣焉”的感觉，对唐先生这番盛意，铭感五中。
我在葫芦岛海军官校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战史是读过的。因此对与战争有关的资料亦涉猎了一些。但比起历史专家唐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来，就差得多了。譬如慈禧滥费公款的程度，用贪污至极的醇亲王去掌管海军衙门、太监李莲英居然当了检阅海军的主角，以至刘步蟾、严复与日本海军的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都是留学英国海军的同学，以及我国舰队中的外国顾问的出身……，都是我前所未知的。读了唐文之后，对中日甲午战争我海军之所以大败，就知道得更彻底了。
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大东沟海战，我国海军败得非常之惨。唐先生因为不是海军专家，对军舰的构造、性能及海军基本战术的知识，不够明了，乃对该战役中我国海军几位高级将领，赞多于责。唐先生对海军如此爱护，站在海军立场，我要对唐先生再三致敬。但如果站在“力求翔实”的历史立场来看，我便觉得唐先生有点偏袒海军那几位高级将领。因此，不得不把我的看法写出来，以供一般读者参照。
中日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我方的军舰，不但舰龄较老，航速及舰炮的射击速度［注］，都不及日本海军各舰，而且各舰大小参差，因而炮的射程亦就参差，舰队的运用就相当困难。如舰队指挥官所取战术原则相当正确，各舰都能发挥其火力，结果仍然打了败仗，我们亦就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这次海战中，我国舰队是不是做到这一步呢？我从我舰队采取横队迎战以纵队来攻的日本舰队，就很显然看出不是这一回事。现在我把那个时期的海战，纵队的两大优点简要写出来：
（一）能发挥最高的火力
军舰的主炮，一般都分装在舰艏及舰艉，而两舷装的都是口径较小因而射程亦较短的副炮。副炮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本舰，对付敌方的快速鱼雷舰艇。采取纵队作战，敌舰队位于我舰队的一侧，舰艏舰艉全部主炮都能用来攻击敌舰，到双方距离缩短时，向敌之侧的副炮，亦可加入射击。如用横队应战，则只有一半的主炮可以用来射击敌舰，舰队的火力，最少亦要打个对折，这岂不就先吃个大亏？
（二）容易占取有利的位置来作战
海上作战，双方都是动的，占取有利的位置，可发挥较高的攻击力。采取纵队的舰队，其指挥官所驻的旗舰，都是在最前头。指挥官依照双方的对势及当时的阳光与风向，来决定如何占取优势位置。旗舰只要向那位置驶去，各舰就跟着去，简捷而确实。如采用横队作战，则舰队的运动非常呆板。当年我国的旗舰，大概是为照应方便，乃位于横队的中央。指挥官如要各舰同时转九十度，变成纵队，当时没有无线电话，须用视觉信号去通知各舰，很费时间，如果平时训练不精，则还有互相碰撞的危险。再则，因为指挥官不在纵队之首，舰队运动的方向很难控制。费时费事，容易贻误戎机。
以上所述，是当时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出现之前，海军战术最基本的观念，只要是对海军战术有点根基的海军军官，没有不懂这一套的。
当时我国海军舰队，照理应该采用纵队迎战。舰队中的战船及巡洋舰共七艘，是我军的主力。另外三艘炮舰，如果所装的炮口径较小，射程就较短，在接战初期，不能参加炮战，则应另编为一个小纵队，位于主力舰队不接敌之侧舷，保持适当之安全距离。到敌我炮战距离缩短之时，再让这个小纵队与主纵队汇合，参加决战。
因为日本舰队的航速比我舰队高些，很可能借其优速逐渐右（左）旋，企图抢占“丁字顶”的优势位置来进行攻击。我舰队亦可逐渐右（左）旋，使双方舰队大体仍是平行，以消削敌方优势位置，这样的运动，敌人是占用外线的弧形，途程较长；我方是占用内线的弧形，途程较短。敌人的高速优势，无形中打了个折扣。这就是采用纵队作战的另一优点。如果以这样的战法，结果还是战败，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好说的呢！（P2-4）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唐德刚经典系列作品《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同步重磅上市！
对日战争总检讨，研究中日战争不可不读之作！
唐德刚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在大陆初次结集出版！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经典之书！
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硝烟虽已散尽七十余年，但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
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
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
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
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
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
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
。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
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
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
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
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
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
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
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
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
1978年4月，调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
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
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
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
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
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
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
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
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
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
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
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
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
，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
“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
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
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
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
》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
，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
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
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
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
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
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
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
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
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
，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
，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
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
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
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
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
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
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
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
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
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
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
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
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
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
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
成合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
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
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
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大陆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