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译著全集(第19卷)(精)》中收录的《幸福》是苏联著名作家巴甫连科的代表作品，描写了卫国战争末期残废军人伏罗巴耶夫上校在克里米亚带领群众重建集体农庄中所获得的幸福。

作者自传
第一部
第二部
附录

我在1899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铁路职工家里。不久，
因为母亲生病，我们一家搬到格鲁吉亚去住，格鲁吉亚就
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童年是在动荡多事的年头度过的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1905年①，记得武装工人跟警察的冲
突。我们跟父亲(母亲在搬到梯佛利斯②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住在城里最穷苦的拿哈洛夫克区，那里大半住着铁路工人
。我记得大人们讲起高尔基的事情。他那时常到工人们家
里，还跟我家附近的许多人交了朋友。我好久无法相信，
那些讲的人真的认识高尔基。高尔基和夏里亚宾③(也有许
多人认识他)那时在我的心目中已是神话里的勇士了。
在开始阅读高尔基作品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敬爱
他，而且崇拜他，把他看成本地出身的一位巨人，或者说
，同乡(他在拿哈洛夫克区确实住过一个时期)。
我在梯比利斯念完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红军。
还在学校里，我就梦想做一个作家，曾为一本叫《我
们的田地》的手抄刊物写过一些东西，不过应该怎样开始
写作，我当时并不知道。农艺师和教师的工作曾经吸引过
我，可是生活却让我当了一名士兵。
我在1920年入党，起初当政治指导员，后来当中队政
委。复员后，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搞了几年党工作。在
这几年里，我起先在一张红军的报纸《红色军人》上，后
来在《东方曙光》上发表文章。我写了一些不长的特写和
党问题方面的文章。1924到1927的三年我是在土耳其度过
的，当时我在苏联商务代表处工作，但没有放弃为《东方
曙光》和《敖德萨新闻》撰稿。根据在土耳其所得的经历
，写成了我最初的几个短篇小说和特写集——《伊斯坦布
尔和土耳其》。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唯美主义的，凭空臆造
的。
我之后的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沙漠》。《沙漠》是
我在1930年参加作家旅行团游览土库曼之后写成的。跟一
批有才华的、文学经验比我丰富的作家一起旅行，得益不
浅，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次旅行使我对自己所写的有
数的几部作品抱批判态度，并且开始找寻新的道路。不过
，我不敢说，在我写成了《沙漠》之后就马上找到了这条
道路。
就是在《沙漠》里，也还存在着很浓的唯美主义的气
息，存在着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装腔作势的形式美的追求。
1932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巴黎公社事件的
《街垒》问世了。在这部作品里，我虽然靠拢了现实主义
，但还没有完全掌握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有一位批评家
说，《街垒》是一部打有漂亮补丁的不成功作品。在《街
垒》出版那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断
然改变了我的写作道路——我认识了高尔基。两年之后，
我到了远东，并且从那里带回来长篇小说《在东方》。这
部小说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并且在国外被译成六种文字
，其中包括中文在内。从那时起，我开始试写电影剧本。
最初我把《在东方》改编成电影剧本，后来又陆续出版了
《亚历山大·聂夫斯基》《亚柯夫·斯维尔德洛夫》《宣
誓》《攻克柏林》。另外还有几个剧本没有上银幕。银幕
之所以吸引我，首先因为这是一座大讲坛，从那里可以跟
千百万观众讲话。我相信电影是散文的产物，而不是戏剧
的产物，散文作家要比戏剧作家更接近电影，我老希望将
来什么时候能写出一部没有毛病的电影剧本出来。在1932
到1938年期间，我曾经编辑《三十天》杂志，后来还编过
高尔基所主持的《第二十二年》不定期刊，做过许多新闻
记者的工作。我一生都爱好和重视报纸工作。报纸对我来
说，永远是一位最好的老师。在1934年第一届全苏作家代
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从1938到
1941年，我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工作
。
1939年我亲眼看到人民在建设费尔冈运河时所表现的
伟大热情，我根据这个主题同时写作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
。跟白芬军的战争使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电影剧本和长篇小
说，因为当时我要以红军报纸《英雄的进军》随军通讯员
身份参加这场战争。1940年我正打算回到费尔冈运河的主
题上去，可是不久就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我当了《红
星报》的随军通讯员。我到过西线、勃良斯克战线、克里
米亚战线、外高加索战线和第三乌克兰战线。
在战争时期，我写了一部非常失败的《俄罗斯故事》
、短篇小说集《刚毅之路》、纪录片《德军溃败莫斯科城
下》的说明和电影剧本《宣誓》。
1945年，在攻克维也纳的第三近卫军里，我结束了军
事生活，来到了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写了长篇小说《幸
福》、几个短篇小说、电影剧本《攻克柏林》和一部短短
的中篇小说《草原的太阳》。
1938年我跟一批苏联作家一起获得了列宁勋章；1940
年因为参加跟白芬军的战争而获得红星勋章，1943年获得
红旗勋章。
我获得斯大林奖金，第一次在1940年，为的是写了电
影剧本《亚历山大·聂夫斯基》，第二次在1946年，为的
是电影剧本《宣誓》，第三次在1947年，为的是长篇小说
《幸福》。
从1946年起，我领导苏联作家协会克里米亚分会，编
辑不定期刊《克里米亚》，从1947年起我是《旗帜》杂志
的编委。《旗帜》基本上是-跟我的全部文学生活联系着的
。
战后我出国的次数相当多：为了编写电影剧本《攻克
柏林》去过布拉格、维也纳和柏林，为了参加全美保卫和
平大会去过美国。国外的经历鼓励我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但是我无法忘怀曾经一度由人民建设费尔冈运河而潜入
我心头的那股热情。我欠它一笔债。我也欠尤利乌斯·伏
契克一笔债——我跟他是1935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关于他
，我应该创作一部充满英雄气概的影片。我还欠塞瓦斯托
波尔一笔债。总之，当我翻阅笔记本时，我明白，我必须
再写比已经写成的更多的东西，而且，必须写得比我直到
此刻为止所写成的更加好几倍。
我活着，我满怀信心工作，相信这些愿望总有一天会
实现的。
彼·巴甫连柯

《草婴译著全集(第19卷)(精)》是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毕生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全编，本卷收录草婴翻译的巴甫连柯的俄国经典文学作品，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品。小说曾经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阿列桑德腊·伊凡诺夫娜·高烈娃的来信。
信里有这么几行是同你有关的：
‘您可知道伏罗巴耶夫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负了重伤，被送到后方去了。
‘据说他们给了他无限期休假，但实际情况我们可什么也不知道。他把我们全都给忘了。
‘您要是打听到他在什么地方和他的情况，请即写信告诉我。我的军邮号码还是原来那一个。’……”
伏罗巴耶夫把信揉做一团，扔到船舷外面。轮船向防波堤驶去。天色晚了，群山已蒙上一层阴影。它们洋溢着青色的衬影，画意十足地悬挂在城市的上空，仿佛雷雨时节低垂的乌云。城市四周白漾漾的大花园，好像弥漫在山凹口的雾气；而投射在山坡上的浓烈云影，却又像是辽阔而阴暗的峡谷。
小湾里亮晶晶的海水，反映出青色的——变了色的——群山，柔和的天色，以及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深远、纤细和美丽的东西，它正从上空俯视着海洋，——也许，这是从远处房子里传来的音乐，也许，这是降落到水面上的树林的浓香，也许，这是一个正在无线电里播音的女人嘹亮有力的歌声。这歌声是那么奔放地荡漾在大地和海洋之上，同眼前的景色那么协调，看来它是属于一个居住在这里山间什么地方的人的。
还在老远的地方，当轮船刚刚小心地驶入海湾的当儿，伏罗巴耶夫就看到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滨海街、毁坏了的码头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防波堤。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种满目凄凉的悲痛之感，在斯大林格勒、在基辅、在他看到德国人破坏遗迹的每个地方，曾经不止一次地涌上他的心头。 。
防波堤和滨海街，战前常聚集着来迎接从敖德萨或巴±米来的轮船的愉快、喧闹的人群，并且听得到至少六种不同语言，现在可变得冷清清的了。
几座德国人遗下的用多孔石灰石砌成的碉堡，突出在原来是人声喧闹的水上俱乐部的旧址上。海滩上横七竖八地散乱着登陆艇的残片。
“不该上这儿来的呀。”伏罗巴耶夫一面忧郁地想，一面烦恼地盘算：在这个面目全非的半死小城里，他该到什么地方去安身，以及一开头先做些什么。
“一座死城。”像在鉴定一所新辟港口似的注视着海岸的船长，向他转过身去，同时摆了摆手。伏罗巴耶夫从司令台上俯下身去眺望。
大约有一百五十名旅客，库班来的移民，在声嘶力竭地叫嚷，你推我挤地阻塞在吊梯口。 牛只从货舱里卸下来。它们被挂在起重机的绳索上，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恐惧地大声嗥叫。
裙子翻得高高的哥萨克女人，在防波堤上跑来跑去，其中有几个在用各种不同的声调使受惊过度的牲畜安静下来；有几个在搬动装在麻袋里的猪仔和装在菩提树皮编成的筐子里的母鸡，有几个在抚拍由于晕船而变得呆头呆脑的孩子，还有几个在男人们的嘲笑声中，庄重地捧着不知带来作什么用的栽着无花果的花盆。
“这里多可怕!”一个才上年纪的哥萨克人胆怯地环顾着山和海，对一个年轻的女人——看来是他的儿媳妇——说。“可怕，像女人爬到高高的炕上去一样可怕……不过这里呀，12月的天气简直暖和得像5月……”
这几句话安慰不了那个年轻的女人。她高声地吸了一下鼻子，准备哭出声来。
“达曼人，史塔罗斯吉勃里耶夫人，斯拉文斯克人!快来登记!……残疾的，到斯托依柯那儿去!……士兵们，上这儿来!……”
“嗳，斯杰潘内奇!”有人从防波堤上喊着老头儿。“你在等什么呀!”
于是他就忙碌起来，不断地点着头，怯生生地瞟了一眼周围的人们，沿着吊梯走下来。
“见鬼，全都是些鲁滨逊!”船长说，“什么魔鬼把他们带来的呀?……上校同志!您难道也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吗?”他问。
“不!我是自己来的。”伏罗巴耶夫忍住了咳嗽回答，不过并没有说出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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