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收作者1918年至1924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有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的一些短评。除几条泛沦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姓周，幼名章寿，字豫山，后改豫才。1898年起，改名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卒于上海。鲁迅从小阅读兴趣十分广泛，看过很多野史、杂记，对民间艺术也有深切爱好，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
鲁迅也被誉为“青年导师”，受他提携、指点和教导的后辈学生非常多，如孙伏园、丁玲、萧军、萧红、罗家伦、冯雪峰、台静农等，都深受鲁迅的影响。

题记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六 “来了”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五十八 人心很古
五十九 “圣武”
六十一 不满
六十二 恨恨而死
六十三 “与幼者”
六十四 有无相通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六十六 生命的路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事实胜于雄辩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儿歌的“反动”
“一是之学说”
不懂的音译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即小见大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
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
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
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
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
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
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
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
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
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
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
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
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
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
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
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
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
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
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
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
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
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
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
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
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
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
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
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
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
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
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
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
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
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
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
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
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
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
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
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
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作者自编文集，再现初版原貌。
适合各年龄层段的读者阅读、收藏，体现了经典图书的加成价值。
对社会事件和文明进程的敏锐洞察，使其作品具备预言性质和研究价值。
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

随感录二十五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三十三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日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竞不病。”
据我所晓得的，是Koch博士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
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