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至二十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经历了从接触、融合、冲突、反复、重构相交替的过程，这种交流对当代的文化相互理解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为线索，通过对传教士书信史料、故宫档案文献和近代学术刊物的研究整理，展现出中西方在绘画和园林等方面的交流实践，记载了从西方传教士参与营建北京圆明园谐奇趣，到1980年明轩落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一百多年来到中西文化交流事件。
本书适合对近代历史、中西方文化交流、艺术史、园林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段建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2006—2012）、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高级访问学者（2009—2010）。现任教于河南工业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园林史、近代学科史、城市遗产保护及更新。曾参编《陈从周全集》（编委、主编第五卷）、译著《无限之境：法国十七世纪园林及其哲学渊源》《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专著《从谐奇趣到明轩：十七至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拾遗》等。

序
引言：一个法国传教士的东方传奇
来信：东方的想象
东方来信
开拓者们
异域风情
从马可·波罗到钱伯斯
英中式园林
绘事：中西的汇融
一件贡礼
画家的困惑
郎世宁
马国贤、铜版画与康熙教禁
如意馆的西洋画师们
肖像画
《十骏图》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
造园：万园之园
造园
万园之园
蒋友仁、汤执中与韩国英
西洋花园
线画法与通景画
谐奇趣、水法建筑群及其他
园中生活记趣
遥远的注视
发现：近代以来之研究
清代教禁与耶稣会解散
圆明园劫难
唐在复
中国营造学社
汇刊译文与发表
王致诚的遗产
明轩：再次连接东西方的庭园
参考文献
后记

段君建强近日寄来他的新作《从谐奇趣到明轩：十七
至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拾遗》，展卷细读，获益良多。
王致诚是十八世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在清廷如意馆供职
多年，是一位将西方古典造型艺术系统介绍到中国的重要
历史人物。除了留下许多画作，他还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
和建造，用他深湛的艺术修养，成功地将西方古典造园艺
术介绍给国人。同时，他又将中国古典园林特别的美介绍
到西方，引起当时西方上层社会不小的轰动，堪称中国园
林文化西渐的有力推手，足以名垂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册。
王致诚在华的数十年间，通过书信与故国亲友一直保
持联系。许多文字描绘了传教士在帝都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场景，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却意义非
凡，诚如建强书中所言：“这些信件，不意间竟跨越时空
，既是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也是今天我们了解盛清绘
画和园林建造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建强先是苦坐冷板
凳，翻译了王致诚《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又
进而深入研究发掘，为这位国人了解不多的画家、造园家
立传，真是“功德无量、善莫大焉”。我特别欣赏的是建
强发人所未发，将陈先生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的“明轩
”立为新时代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的里程碑，作为是书的
终结篇。我想陈师在九泉之下得闻也定会欣喜莫名。
段君与我同出从周师门下，我长他一辈，每次见面，
他都会叫我一声“师伯”，听来倍感亲切。在我参加的几
个纪念陈从周先生的微信群中，建强都是积极分子，常常
有不少前沿信息提供，并时有一语中的的高见和评论，令
我颇感获益。
“晚年唯静好，万事不关心”。我性本散懒，年华又
渐老去，故见费心费力之事，常推托之，还寻来这一联诗
句为借口。读毕段君书稿，聊书数语，不知可为序否？

本书所叙述的，是清代自法国东来的耶稣会士王致诚服侍宫廷画院之事。王致诚书信中记载了康乾时期圆明园的风物盛况，就个体认识而言虽不免偏颇，却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可观的作用，对世界园林文化的融汇作出独特的贡献。

明末徐光启尝云：“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
，必先翻译。”本书之成，原是我翻译王致诚《帝都来信
：北京皇家园林概览》的副产品，算是累积近十年的文献
史料连缀而成的故事。我也自知其浅薄与疏陋，本未存出
版的幻想，便将之束阁有日，任其沉浮。然而，幸得同济
大学出版社吕炜女士之鼓励，在审校译稿时，偶然述及的
事竞为她所重，督促我将这散碎的史料，合着我的想象、
她的热忱写这册小书。于是，感其盛情，这一年来，我意
虽怠惰，但重新翻阅旧籍，不免想起近十年译稿期间的缘
分种种，时时提笔，沉溺其间，确也不亦乐乎。每当夜深
人静，便与旧籍中的人物、风景、事件重逢，这些片段实
在有趣，但也松散难解，草蛇灰线，偶有所得，欢喜自在
。
《帝都来信》最早作为耶稣会士书简在欧陆广为传播
之时，正是东、西方文明处于历史激变的前夜，如王致诚
这样的人物，虽无关宏旨，但其具体而微的记述，不意间
竞跨越时空，成为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东方、当下我们理解
历史的珍贵资料。欧陆翻译此信作为认知想象东方的渠道
，进而促成了“英中式园林”的滥觞，可谓东、西方文明
交流史上的一朵奇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在复先生将
之节译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至今，虽屡被提及、
引证，但全本之译介、系统之研究，尚不充分。
本书所叙述的，正是清代自法国东来的耶稣会士王致
诚服侍宫廷画院之事。王致诚书信中记载了康乾时期圆明
园的风物盛况，就个体认识而言虽不免偏颇，却在十七、
十八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可观的作用，对世界
园林文化的融汇作出独特的贡献。本书只能算是对我所译
《帝都来信》的一个小小的导读，实难称为严谨的历史研
究。我也非专门的历史学者，只是凭了个人的喜爱，积攒
起一点史料，所思所感，发于笔端，但求它们不至于淹没
。
我写作这册小书，蒙吕炜女士不弃，慧眼识珠，敦促
砥砺，此书方得以出版，佳谊难忘！因此，这一册小书权
作引玉的砖砾，以飨读者的好奇，使这历史的残片，发些
悠远的辉光。内子张桦与悠然二儿，作为本书第一批读者
，提出了宝贵的修订建议，使之顺畅可读，殊为感念！
卢永毅师自余攻读博士期间，便以宏阔的历史视野，
将《帝都来信》古本示余，励余十年而成此小册，并慨然
作序，我学力难称，徒增愧色。刘天华师伯更以难得的热
忱，为我指点迷津，鞭策鼓励，赐序于前，提携后进如是
！师挚之谊，铭感为谢！
段建强
丁酉除夕之夜，草于陋室定阁
戊戌正月初十修订于我在书店

东方来信
1743年11月1日（清乾隆八年），正是中国北方的初冬，来到中国已五年余的王致诚已经渐渐适应了北京干冷的冬季。他和同伴们所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近旁的如意馆内。与圆明园中恢弘的宫苑建筑相比，这里虽然简陋，但相对还算舒适。
这天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已在清宫供职五年多的王致诚，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达索先生回一封信，以将自己在这里的见闻、感受告诉远方这位对古老的东方帝国充满想象的朋友。在一年多前，他收到了达索先生寄自欧洲的来信，分别写于1742年10月13日和11月2日，问询他在这里的情况。随信寄达的，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仿真花卉。
相比于那些传教开拓者，此时东方帝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往来已经较为便利了。那个时代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几乎都是以通信的方式，与遥远的故土保持着细若游丝却引人人胜的联系。这些来信构成了欧洲了解世界的窗口，甚至是重要的来源。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有很多在离开故土后就再也没有回归自己的国家，而是长期居留、生活于其到达的异邦，终老于斯。他们中，有明朝末年即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罗明坚（1543—1579—1588—1607）、利玛窦（1552—1583—1610）、郭居静（1560—1594—1640）、艾儒略（1582—1613—1649）、毕方济（1582—1613—1649）、潘国光（1607—1637—1671）等，也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苏如望（1566—1595—1607）、罗如望（1566—1598—1623）、庞迪我（1571—1599—1610）、费奇规（1571—1603—1649）、阳玛诺（1574—1611—1659）等，还有来自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0—1628）和德国的汤若望（1591—1622—1666）。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教区的传教士们，通过信札的方式，在向欧洲传递音信、请求教会指示、申请物资的同时，也将他们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游历、见闻和认识传递给欧洲。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信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的角色。这些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个人信息的传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自遥远东方的（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信札，变成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途径。这些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自异国的来信，首先在欧洲的教会机构内得以传播，然后又在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中间散播开来。
几乎与这些书信同步，法国开始陆续整理并出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书信。其中最著名的出版家，就是法国的佩雷·杜赫德。在他1711年接手出版耶稣会士书信之前，《耶稣会士书信集》已经出版了八卷。到了1743年其父亲去世时，已出版至十八卷。
王致诚在来华之前，就是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书信集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来信不仅给了他关于这个国度真实的信息和无限的想象，还启迪他在日后的传教生涯里，也以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给欧洲的朋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自己于1743年11月1日所写的信札，会被收录到《耶稣会士书信集》中，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这封谈论中国皇帝与宫苑园林的书信《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A Pa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后文简称《帝都来信》，图1），竟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开拓者们
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的结果。人们觉得，去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且它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来自马可·波罗，上文就是当时典型的论述。人们通过文学的想象，架构了他们认为的“东方”，而这东方又是如此模糊而充满神秘。这些浪漫情调夹裹着异域想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马可·波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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