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Huxley）奖章。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全集》20卷，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他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都
是这些学科在中国历经沧桑的见证人，正是由于他们
的共同努力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
学在当今社会得以发展和壮大。
——冰心
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
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么……费孝通是
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也
能如此。
——梁漱溟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
这本《乡土重建》继续《乡土中国》，加入《观察》
社的“观察丛书”。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
上却属于两个层次。在《乡土中国》里，我想勾出一些中
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地把这结构
，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关于这工作，我
也在尝试。就是我在《观察》周刊所发表过的从“社会结
构看中国”那一套，但是牵涉太广，一时还不能整理出一
个样子。这里所做的其实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这传统结
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
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
种问题的解决。现在我把第三步的工作倒过来先做，至少
是先发表了，总不免有一点乱了步骤。
其实我所规划给自己所做的工作早就超过我的能力。
如果为了我自己打算，最好是等自己的思想长成了，好像
树上的果子结得熟透了，再摘下来，给人家尝，不至于生
涩难堪。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反而愿意这样生涩涩地拿
出来，甚至给人吐弃了也甘心，那是因为我相信，思想这
个东西是社会性的，不但得之于社会，而且只有在社会中
才能成长，并不能关了门让它坐大。
我承认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文字是少数人用来
下酒消遣的，是一种娱乐，这个时代我想是过去了。我承
认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代，文字是被视作权威的，是载道
的，是经典；从文字的玩弄里，像符咒一般，可以获取权
力和利益，支配别人，这个时代我想即使还没有完全过去
，也快要过去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文字不过是人类
社会化的一种工具。我所谓社会化就是从交换经验获取共
同了解以发生共同行动来达到共同生活的过程。
我们所生活的处境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自足的、有传
统可据的乡土社会。现代生活是个众多复杂，脉脉相关，
许多人的共同生活。这许多人各自带着他个别的历史，怀
着各人的抱负，走入这个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场合。在
这场合里，起初每个人，囿于自我的经验，都会觉得自己
才是对的、正确的、应当如此的。但是每个人如果都是如
此的话，共同生活也就没有了基础。你要强迫别人依着自
己认为对的走，别人也在要强迫你依他所认为对的走。如
果不能各自走各自的路时，局面也就僵了。这时，要维持
共同生活不能不大家说个明白再走。说个明白就是把自己
认为对的说出来；各人说出来的不同，于是要问什么使各
人看法不同的？各人所根据的经验怎样？每个人的经验决
不能是完全的，是否可以互相补充？把各人的经验会合了
，是否大家可以求得一个一致的看法？——这是社会化的
必经阶段。人多了，不能大家直接用嘴，用话商量，于是
用笔用字来代替。文字在这里有了新的用处，它是用来表
达一种经验，一种看法，一种意见，不是一种真理，更不
是一种教条。
我这样说无非是想交代明白我自己写作的态度。我忠
实地记录下我思考的结果，这结果是从我自己的经验和我
所听到和读到的许多别人的经验和思想中所思索出来的。
我把这结果用文字记录下来，也不过是供给别人思索时的
参考。世界在变动，人类的经验，靠了语言的传递和文字
的保留，在累积，在丰富。我不是个宗教家，敢于承认自
己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启示中得到了真理；我不过是个摸
象的瞎子，用自己有限的手掌去摸索我所要知道的对象，
所不同的是并不敢自以为见了全象而排斥别的瞎子在同一
对象上摸索所得的知识，我所希望的是许许多多瞎子所得
片面的知识能加得拢来，使我们大家共有的知识能更完全
一些，更丰富一些。
在这种态度之下写作出来的论文，在作者并不是说教
，在读者也不应求全。目的既在讨论，讨论的参加者只有
想在看到别人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中去求自己看法的修正，
互相尊重，互相观摩是必须的精神。
本书里所收集的论文都分别发表过。大概是因为在这
些论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比较和现实生活更接近，所以引起
的讨论也比较更多。这自是令人高兴的事。我写这些论文
的目的本是在抛砖引玉，在各家踊跃的发表意见中使我得
到许多启发。这是我不能不在这里对肯给我指示的朋友表
示感谢的。
同时我也不能不承认，在相当多的读者里对于我所写
出的意见有若干误会。当读到梁漱溟先生说的“真令人怀
疑：究竟写一篇文章所给人的影响，是增加了明白，还是
增加了不明白？”我不免深具同感。我也在答复一位朋友
的信上说过：“那真是使我不太明白我的文字怎样会这样
地传达了和我相反的意见。我甚至想这种误会可能读者应
负的责任比作者更多一点。”一个作者看到别人歪曲他的
原意是件很苦恼的事。我也承认近年来言论界里确有过分
“断章取义”对不起作者的批评，但是再往远处一看，也
有令人兴奋之处。因为从这种热烈的讨论，热烈到感情用
事，感情用事到攻击私人，我们可以看出近年中国思想界
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个很好的现象，虽则好的里面不免也
夹杂着不应当有的部分。
……
我们有理由想到如果乡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乡村·市镇·都会
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再论双轨政治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储蓄的保证
后记：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地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
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词。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之，我在这次演讲中将要偏重于这方面，去分析那些失“时宜”的传统观念。
我这里所说的“处境”其实可以代以常用的“环境”一词。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
对于变迁的概念，我也想作一注脚。变迁是一个替易或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若要描写这过程，最方便的是比较这两种状态的差别。但这是须在后起的局面多少已成形的时候才能有此方便。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所以我只能先说明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关于新兴的方式则除了可以观察者外，只能参考所采取新的要素在其他社会里所引起的变迁了。我并不愿承认中国从西洋传入了新工具必然会变成和西洋社会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借镜西洋指出这可能的趋向。
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让我从这一句笼统的说法作出发点，进而说明农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断地累积和扩展，机会多，事业众（我在《初访美国》中有较长的说明）。在这两种经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关于西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餍求得”精神的关系，已经由今天的主席Tawneey教授分析过，我不必在这里详述。我在这里想用同样方法来分析的是匮乏经济和知足观念的关系。
传统匮乏经济的形成有着许多条件。首先，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给于土地的。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北方有着戈壁的沙漠，而且日渐南移，黄沙覆盖了农业发祥地的黄河平原。西方有着高山。东方和南方是海洋，农夫们缺乏航海的冒险性。中华腹地，年复一年地滋长着人口，可耕的可说都耕了。悠久的历史固然是我们的骄傲，但这骄傲并不该迷眩了我们为此所担负的代价。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似乎最适合于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挖掘农村困境的根源，指引农村发展的方向。
农村的症结何在？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农村、城镇和都市是怎样的关系。
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认识中国国情的杰作。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对江村、禄村等乡村社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本书中探索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对西方式道路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传统的迷恋与回归。而是巧妙地将工业文明和乡土社会“嫁接”起来。正是这种独到之处使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表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在时代地不断印证中彰显出自身不凡的价值。

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有很独到的研究，从早年的乡村制度到晚年的文化的自觉与反省，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杰作，阐述了农村、城镇与都市的关系，讨论了土地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和乡村工业的发展问题。指出寄居于旧中国的都市的地主阶层从农村剥削地租，消费西方工业品，导致农村金融的绝蹶；旧中国都市的经济依附于洋人，其产品大量进入农村。冲击了农村中农民赖以为生的手工业，导致农村劳力过剩和农村的衰败。只有根除半殖民的依附经济，建立农村、城镇与都市经济的互动与循环，工业与技术下乡以缓解农村的人口压力，才能建立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虽然本书的写作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社会格局大变，但所论述的农村、城镇、都市经济的互动曾是费先生一生致力的方向，是他以后推动乡镇工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水源头，对当今社会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