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2017），诗人，散文家，文学家。祖籍福建永春，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文学影响力既深且远，遍及华人世界。
著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太阳点名》等；散文集《逍遥游》《左手的缪斯》《听听那冷雨》《青铜一梦》等；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举杯向天笑》等；翻译《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老人和大海》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秋之颂》等，合计七十种以上。

《凭一张地图》是我唯一的小品文集。论篇幅，除少
数例外，各篇都在两千字以内。论笔法，则有的像是杂文
，有的像是抒情文，但谓之杂文，议论不够纵横，而谓之
抒情文，感触又不够恣肆，大抵点到为止，不外乎小品的
格局。
第一辑“隔海书”是三年前我在香港为《联合副刊》
所写的专栏，从一九八五年的二月到九月，历时超过半年
。那年九月，我从香港迁来高雄，一来太忙，二来不再隔
海，那专栏也就停了。当时《联副》约稿，条件非常简单
：每篇致酬二千元，字数也以二千为限。有时写得兴起，
也会突破两千字的大关，这才发现，所谓专栏并非人人可
写。写一般的作品，笔酣墨饱，可以放。写专栏，笔精墨
简，却要善收，几乎才一骋笔就得准备收了。内行人大概
都知道，写专栏的艺术，是吞进去的多，吐出来的少。
我写“隔海书”时，人在香港，所以无论是杂议或抒
情，多少不免从香港着眼。但是到了第二辑“焚书礼”，
作者的观点却在台湾。所以这本小品文集是兼有双焦点的
一本书。我在香港的十一年期间，隔海往返，以香港和台
北为我的双城记。迁来高雄以后，这双城之局起了变化，
改为香港与高雄的相对之势，台北竟似渐渐要出局了。
“焚书礼”中的小品，除了头两篇外，都是在高雄写
的。《边界探险》是一篇演讲词的撮要，如果发展开来，
可以成为长逾万字的论文。那次的演讲会由联合报所主办
，时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那一年我从香港回台，在师
范大学客座任教。至于《远方的雷声》，则写于我三年前
回台定居的前夕：那时台湾的社会在日趋繁荣的外表下，
已经呈现富而无礼的病态，令人惴惴。
定居高雄之后，曾邀约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同人，在本
地的《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上，辟了一个专栏，每
周两次见报，叫做“山海经”，前后维持了将近一年。台
湾有所谓两大报，办得十分出色，成了投稿的“兵家必争
之地”。但是其他报刊，尤其是地方性的，更加是南部地
区的，也需要作家来耕耘。当时我辞去“隔海书”而来耕
耘“山海经”，正是这种心情。第二辑里的《乐山乐水，
见仁见智》《绣口一开》《娓娓与喋喋》《木棉花文艺季
》《寂寞与野蛮》《浪漫的二分法》诸篇，都发表在“山
海经”专栏，北部的读者不曾见过。
来高雄三年，我的非诗作品当然不止第二辑里的这些
，因为长篇的抒情文尚有描写外国与南部的游记十多篇，
而评论文章，包括为他人出书所写的序言，也快有十万字
了。另一方面，在写“隔海书”专栏那半年，我也写了《
山缘》《何以解忧?》《飞鹅山顶》《古堡与黑塔》等长篇
散文。
那半年，正是我准备迁回台湾却又眷顾香港的过渡时
期，面对剧变的怅惊心情，不但见之于前述的散文，更回
荡于从《东京上空的心情》到《别香港》的诗篇。偏偏在
那半年，我再三离港远行，每次都有妻做伴，感慨更多。
“隔海书”里虽皆小品，旅途的感触亦多留痕。《樵夫的
烂柯》是一月初新加坡之行所触发。《卡亡果与九重葛》
是四月底去马尼拉的游记。紧接下来是《五月美国行》。
六月底到八月初的西欧汗漫游，历时最久，行踪最长，要
分《难惹的老二》等八个小题来叙述。但是小品的格局毕
竟施展不开，只能当作册页来看，若要恣肆尽兴，还要借
重手卷与横披，才能写出《雪浓莎》一类的长文。那当然
是定居西子湾以后的事了。
欧游的八篇小品，大半在旅途匆匆草成，次晨再用不
同花色的邮票，贴寄回台。例如《名画的归宿》，便写于
西班牙南部名城格拉纳达(Granada)的旅馆；时已午夜，
夫妻两人刚从吉卜赛人的山洞里看罢佛拉明戈之舞，兴奋
而且疲倦，妻便径自倒床睡了。只剩我一人独撑安达卢西
亚之夜色，听着妻的微微鼾息，看着案头搁着的、刚从吉
普赛女人手里买来的喀喇喇响板，奋力抵抗着不胜的睡意
，救火一般为“隔海书”赶稿。《西欧的夏天》则是就着
爱丁堡郊外古堡的窗口，在瑟瑟的晓寒里仓促挥笔。其他
的几篇多在巴黎的东北区、画家陈英德家里的小阁楼完成
。凡此情景，三年后回忆，历历犹在眉睫。
“隔海书”里的小品，除了旅途中赶出来的之外，都
是沙田楼居，对着吐露港的水光写成的。而写“焚书礼”
里的小品，却是寿山楼居，面对着高雄和外面的台湾海峡
。有楼，总是有兴；有水，总是有情。老来坐在面海的窗
口握笔为文，而有如此的高兴与远情，不得不感谢中文大
学和中山大学给我的宿舍，能有如此壮观的楼台。愿以此
书纪念我这两间坐享海景的书斋。

第一辑 隔海书
翻译乃大道
译者独憔悴
美文与杂文
樵夫的烂柯
鸡同鸭讲
奇怪的诗论
专业读者
好书出头，坏书出局
三间书房
鸡犬相闻
舞台与讲台2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杧果与九重葛
夜读叔本华
五月美国行
王尔德讲广东话
假如我有九条命
一笑人间万事
难惹的老二
名画的归宿
巴城观画
网球场与橙园
西欧的夏天
重访西敏寺
凭一张地图
驶过西欧
第二辑 焚书礼
边界探险
——文学对死亡的窥视
远方的雷声
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绣口一开
娓娓与喋喋
浪漫的二分法
木棉花文艺季
寂寞与野蛮
高山青对蜀山青
有福同享
——序《垦丁公园诗文摄影集》
为抗战召魂
附录：联合副刊“抗战文学征文导言”
诗与哲学
世纪末，龙抬头
秋之颂
——敬悼梁实秋先生
焚祭梁实秋先生
附录昨天下午在北海墓园
麦克雄风
四窟小记
一时多少豪杰
——浅述我与《现代文学》之缘
当奇迹发生时
后记

翻译乃大道
去年九月，沈谦先生在《幼狮少年》上评析我的散文，说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手写评论和翻译”。沈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但这“偶尔”二字，我受之不甘。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中包括诗、小说、戏剧。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和《土耳其现代诗选》，欧威尔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译年。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诗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就算都译错了，至少也得称我一声“惯犯”，不是偶然。
作者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尤其热衷于西方画家的传记，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动工。人寿有限，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自然大有问题。不过这豪迈的心愿，在独自遐想的时候，总不失为一种安慰。
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在所有稿费之中，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写其他的稿，要找题材。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大可从从容容译你自己重视的好书。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开玩笑说：“我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取悦大众。写书评，是取悦朋友。翻译，却是取悦太太。”
从高处看，翻译对文化可以发生重大的影响。两千年来，影响欧洲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是《圣经》。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余是用希腊文和阿拉姆文；新约则成于希腊文。天主教会采用的，是第四世纪高僧圣杰洛姆主持的拉丁文译文，所谓“普及本”(the Vulgate)。英国人习用的所谓“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译于一六一一年。德国人习用的则是一五三四年马丁·路德的译本。两千年来，从高僧到俗民，欧美人习用的《圣经》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有的甚至是转了几手的重译。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佛教)。
“钦定本”的《圣经》对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写作，一直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从班扬以降，哪一位文豪不是捧着这译本长大的呢?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文学里，翻译起过巨大的作用。以拉丁文的《不列颠帝王史》为例：此书原为蒙迈司之杰夫礼所撰，先后由盖马与魏斯译成法文，最后又有人转译成英文，变成了有名的阿瑟王武士传奇。
翻译绝对不是小道，但也并不限于专家。林琴南在五四时代，一面抵死反对白话文，另一面却在不识ABc的情况下，用桐城派的笔法译了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无意之间做了新文学的功臣。译者独憔悴
中文大学翻译中心主编的半月刊《译丛》(Renditions)最近的一期是当代中国文学专号，对于台湾、香港、大陆的文学批评、诗、小说、戏剧四项都有译介。台湾诗人入选者为渡也、李男、罗青、德亮、吴晟、向阳；译介则出于张错之手。这本《译丛》是十六开的大型中译英期刊，由宋淇主编，无论取材、文笔、编排、插图、校对各方面，都很考究，在国际上颇受重视。
香港没有《联合文学》这样的巨型文学期刊，台湾也推不出《译丛》那样的巨型翻译刊物。香港的文学不及台湾之盛，但是香港在翻译上的成就值得台湾注意。中文版的《读者文摘》该是海外最畅销的中文刊物。以前的《今日世界》曾盛极一时，而那一套《今日世界丛书》无论在质量或稿酬上都堪称领先。
P2-5

余光中仅此一部小品文集，多为报刊杂志特约书稿，亦收录离港各地远行见闻。文学哲思与旅行生活交织在写作中，呈现一位诗人对广阔世界的清凉冥想。跟随余光中漫步八十年代的伦敦、巴塞罗那、纽约、巴黎、苏格兰等地，凭一张精确而美丽的地图，召唤天涯海角的名胜古迹。精彩独到又不失幽默诙谐的笔风评叔本华、王尔德、毕加索等西方文化名人，如《夜读叔本华》《王尔德讲广东话》等。“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对经典现代诗《断章》重新赏析，打捞诗与哲学的秘密。另有余光中难得的长文《浪漫的二分法》，勾勒属于诗人的“理想国”。

《凭一张地图》在我的文集里是颇特殊的一本：里面
的四十八篇小品不是写于香港时期的最后半年，就是成于
高雄时期的前三年；而且大半是为报纸副刊的专栏赶工挥
笔，其中五篇更是欧游途中在旅馆熬夜赶出来的急就之章
。在这以前，我也在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用
何可歌的笔名开过每周见报的专栏，又在香港《今日世界
》月刊逐月刊出杂文，饱受截稿日期的压力。后来我就不
再赶搭这种快车了。语云“慢工出细活”，其实也不尽然
。胸中若本无货，再慢也未必能出细活。有时催出来的稿
子也有上品，于是作家对手握催命符的老编反而会由埋怨
变成感恩。
这些小品既非一般杂文，也非纯粹美文，而是兼具理
趣与情趣的文章，不过有时理趣较胜，有时情趣较浓。《
古文观止》里既收贾谊的《过秦论》，也不拒刘禹锡的《
陋室铭》，足以说明小品只要真写得好，也能传后。保罗
·克利的小幅精品似也不必愧对米开朗琪罗的巨制杰作。
当初我写这些小品，虽然迫于时间，却也不甘偷工减料，
就算雕虫，也是抱着雕龙的心情举笔的。
文章一短，着墨就倍加用心。许多警句妙论都以短见
长。“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赢得朋友。”“光，
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
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声的迫害。”因为求短，必
须能收。放，需要气魄。收，却需要自律。《凭一张地图
》凭的，正是一位散文家自律的内功。

《凭一张地图》是余光中先生极为珍视的小品文集，全书共四十八篇，分为“隔海书”与“焚书礼”两辑，专为报刊专栏所写，题材涉及较广，锦言金句频出；又因写作期间作者再三离港远行,旅途的感慨亦多留痕。这些文章有时理趣较胜，有时情趣较浓，阳刚与阴柔并工，是闲暇时的阅读佳作，亦为学生作文之典范。
本书为余光中散文代表作全新典藏版，系列书另有经典作品《听听那冷雨》，遗作《时间的乡愁》，《逍遥游》《望乡的牧神》《从徐霞客到梵高》《青青边愁》等，海峡两岸版本稀缺，几近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