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女，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东岳论丛》、香港《九州学林》、韩国《中语中文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

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表演明星与视觉文化
“新女性”的代表和普通女性的公众化
《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北洋画报》上的“梅兰芳游美”
《北洋画报》与“津派”通俗小说新类型
摄影画报与现代通俗小说的生产
报人生涯对刘云若小说创作的影响
“归哏”：刘云若创作风格的形成
余论 “俗”气的天津

表演明星与视觉文化——1926-1930《北洋画报》封面女郎研究
《北洋画报》及其封面女郎
《北洋画报》于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1937年7月29日因抗战爆发而终刊，共出版1587期，是民国时期北方持续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综合性独立画报，堪称北派摄影画报的代表，与上海《良友》构成现代画报的南北双峰。近现代中国画报历经石印、照相铜版和影写凹版三个时期，《北洋画报》为“铜版时代”之佼佼者”。《北洋画报》的影响主要在北方地区，覆盖京津及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东三省的各大城市。1927年年底，《北洋画报》销量为8400份左右，刘云若主编后继续稳定上升，最高大概万余份。
《北洋画报》创办人冯武越，广东番禺人，出身外交官家庭，曾长期在欧美学习航空和无线电技术，归国后在京津摄影新闻界相当活跃。他于《北洋画报》的发展居功至伟，参与了经营管理、采写编辑等方方面面，尤其是1928年6月北洋画报社正式成立之前，“本报系冯君武越独立经营，于今二载，内部由冯君一手主持”。1933年年初因家庭变故，冯武越把《北洋画报》售与天津同生照相馆老板谭林北，谭接手后尚能保持其特色。《北洋画报》前后共有五任主编，分别为张豂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莲。五位主编各有所长，《北洋画报》的定位和风格自然会随之调整，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貌。
《北洋画报》开始逢周三、周六出版，于1928年10月起改为每周三刊（每周二、四、六出版）。通常八开四版，首页为封面，除了极少数男性及时事封面，其他均为时髦的女明星、女学生或名媛闺秀。二版被设定成“动”的一页，包括时事图文，北方政界及社会上之趣闻铁事。三版为“静”的艺术版面，主要容纳美术作品，戏剧、电影等艺术图文，以及闺秀、儿童照片。第四页则是连载小说和广告。《北洋画报》曾先后开设《戏剧专刊》和《电影专刊》，使其成为三版的固定专页，每周刊行一次。
《北洋画报》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为口号，兼及“报”的新闻性与“画”的形象性，为研究1926至1937年间天津及北方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史料。作为大众文化出版物，《北洋画报》上的“时事”“艺术”“常识”主要着眼于现代市民读者的需要，带有强烈的娱乐和消费色彩。但与《良友》画报相比，《北洋画报》又具备明显的北派特色，比如对传统戏剧和民间曲艺的热情，以及北派武侠和通俗社会言情小说的刊载，都反映了天津独有的文化气象。
“女性化的形象主宰着这个时代的大众艺术品，这些图画传达了关于妇女本性和角色的观念，但它们也象征着社会的价值观。”《北洋画报》也不例外。1929年5月16日，“北洋画报主人”冯武越谈及《北洋画报》新栏目“时人影传”的开办缘起时说：“许多男人说：‘画报太偏重女性了，地盘多给女性占领去了；我们男子，除非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是不容易得到露脸的机会的。’”“重女轻男”现象确实是1920年代中后期遍及南北的时尚摄影画报的突出特点，尽管《北洋画报》始终把“传播时事”放在办刊口号的第一条，但从第4期开始，各种各样的女明星、闺秀名媛就取代了原先的政客、军阀，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封面。封面“宣告了杂志的个性特征、对读者的允诺，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目标读者”，它需要以“最精美，最有价值”的图片直接有力地抓住读者，《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显然被赋予了这一重要意义，这从它通常把女性照片放在封面上方中部最醒目的位置也可以看出（见图1）。
9-13

与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的中心不同，天津更多的是一种俗文化，但这种“俗”既有传统的市俗，更有现代的“通俗”，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往往纠缠不清。现代天津在通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这种俗文化的底子密不可分。

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北京与上海构成了现代史上的“双城记”，从1930年
代沈从文一手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到赵园的
《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
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与上海分别作为乡土中国
和现代中国的象征，被赋予了特征鲜明而又二元对立的文
化意义。之后的上海研究基本延续了李欧梵的主要结论，
并不断丰富、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今的《海派小
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和张勇的博士论文《“摩登主义”文
化与文学研究（上海，1927-1937）》都是以上海都市文化
为对象，讨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现代性问题。相对而言，
北京研究却比较薄弱，2003年“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
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两年后出版同名论文集，促进
了北京研究的深入。文集中的许多论文已经意识到“京-海
”二分法的过于简单化，试图描绘更复杂、丰富的都市现
代性景观。林郁沁的《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
》，把讨论现代“新女性”的背景从上海移到北京，试图
揭示“将20世纪初期的北京界定为‘传统’的倾向并非全
然正确”，而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则进一步
指出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成
果都启示我们，细化、深化城市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地位和影响过于庞大，同时又被
表述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两极”，因而遮蔽了处于两者之
间的其他城市，从而有笼统的嫌疑。凌云岚认为，在近现
代中国，地区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对于北京与上海这
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都决
定了对这两个城市的研究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处于相对边
缘的地方级省市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这种地域文化传统本身及历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
意味着文化与文学存在状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有待研
究者的进一步发掘”。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一书中把晚清中国城市划分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
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等不同层级体系，其中每一层
级再加以细分，如“中心都会”又分为全国性中心都会和
区域性中心都会。尽管“施坚雅模式”根据的是行政和经
济条件，忽略了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而且现代中国城市
也有了不同发展，但这种注重地区差异和内部差异的历史
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把北京和上
海看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高层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那
么天津就是处于第二层的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这种划分
的好处在于它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
内在的差异性，将使现有的城市文化研究更为丰满，有血
有肉。同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体上也有一个从
高到低逐渐扩散的过程，对天津这样“第二层级”城市的
考察，可以描述出都市现代性不断渗透的历史曲线。而它
经过天津本土文化的过滤和变形，带上新的色彩，又体现
出现代性经验的复杂面貌，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华北乃至中
国北方城市的现代转型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天津或许比
“帝都”北京更具有代表性，正如1930年的沈阳带给游客
的观感：“今则沈城已渐变成小天津矣。”
……
“在中国，作为‘想象性社区’的民族之所以成为可
能，不光是因为像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言了新概
念和新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众出版业的影响。”通俗
文化刊物几乎伴随了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及市民化的整个进
程。特别是在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市民对“现代性
”的普遍想象往往是通过通俗文化刊物形成的，这些刊物
把精英知识分子的“新概念和新价值”用“通俗”的话语
（包括图片和文字）加以解释，甚至使之变形，从而让普
通市民易于理解和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成为“通
俗的现代性”的代言人。以画报为例，从早期石印的《点
石斋画报》，到后来“照相铜版时代”的《良友》画报、
《北洋画报》，都宣扬“传播新知”以“启发民智”，与
“五四”启蒙话语在表面上看来相当一致，但由于画报尤
其是摄影画报是近现代都市的特殊文化产物，作为“软性
读物”，有自己的一套传播和接受方式，因而无论是传播
范围，还是“新知”内容，都与新文化刊物大不相同，更
多地体现的是“通俗的现代性”，与都市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
《北洋画报》是天津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典型产物。摄
影画报本身就是现代都市文化的记录者和参与者，在城市
研究中极具独特性与重要性，主要在于以大量具有“真实
性”及“直观性”的摄影图像对现代都市进行文化想象和
表达，鼓励市民大众的“在场”和“参与”，带来一种全
新的“观看之道”，并进而影响其他都市文化及文学的生
产和消费模式。正如《良友》画报在上海研究中的重要地
位，《北洋画报》也是研究1926至1937年间天津都市文化
的绝好材料，它不仅体现了天津都市现代性的方方面面，
而且自身就是其中独具代表性的大众媒介，具有全面、深
入考察和分析的必要。与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的中心不同
，天津更多的是一种俗文化，但这种“俗”既有传统的市
俗，更有现代的“通俗”，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往往纠缠
不清。现代天津在通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这种俗文
化的底子密不可分。而现代通俗文学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
，像刘云若这样的北派通俗文学大家，就兼有报人和小说
家的双重身份。《北洋画报》不仅直接推动了津派通俗社
会言情小说的发展、繁荣，而且促成了刘云若独具个性的
创作风格的形成。因此，从现代摄影画报和通俗小说这两
方面来讨论“俗气”的天津，不失为想象天津的一种重要
方法。

本书通过流行于天津市民社会的重要摄影画报和通俗小说，来讨论现代天津的都市文化及其“通俗的现代性”。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是通过大量“直观性”的摄影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都市风情；二是选取的主要考察对象——无论《北洋画报》，还是刘云若的通俗小说创作——都在天津都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