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属于历史类图书。本书关注的康乾盛世是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个时期之一，作者以这段历史的发育、壮大和衰落的过程为主线，全景描绘了一个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以及潜在的种种危机，透过盛世的兴衰，为当下开创盛世的执政者提供了诸多借鉴。书中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的剖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与阐释历史，以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为着眼点，探究历史深层次的运行机制，是迄今对盛世这一历史现象挖掘最深、最透的一部著作。

侯杨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路线的精准复原、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人口史、经济史等。
论著代表作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多卷本《清朝地图集》。
侯杨方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必须要经过实地的验证，不能停留在从纸面到纸面。2013年4月起，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5千米的山口，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的多个重要河谷、山口，在十几次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中亚、南亚考察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精准复原”，并研制了第一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侯杨方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寻找到清朝极盛的标志物、位于境外帕米尔高原的“乾隆纪功碑”原址的第一人。

序：剖析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段历史
前言：在盛世与衰世之间
第一章 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第一节 三藩之乱：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同盟的瓦解
第二节 统一台湾：耕凿从今九壤同
第三节 两个巨人的碰撞：从雅克萨到尼布楚
第四节 统一漠北：使之防备朔方
第五节 怀柔蒙古与西征安藏
第二章 乾纲独断：以宽仁治天下
第一节 一人独裁：裁抑满洲权贵与御门听政
第二节 六次南巡与河务、漕运
第三节 育民之道，无如宽赋：为何总是减税
第四节 致治之本在宽仁：善解人意的勤俭仁君
第五节 英雄迟暮：晚年的煎熬与欣慰
第三章 不敢以一息自怠的十三年
第一节 反腐惠民：耗羡归公与摊丁入地
第二节 惟以一人治天下：绝对独裁与军机处
第三节 西北用兵：清朝惟一的汉人大将军
第四章 宽猛相济：乾纲独揽的乾隆朝
第一节 乾隆新政：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
第二节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第三节 仁政频施：走向巅峰与盛世危机
第五章 毁誉参半的“十全武功”
第一节 代价最为高昂的战争：两次金川之役
第二节 拓地二万余里的西师之役
第三节 西南战事与万里疾弛援藏
第六章 夕阳无限好：盛世挽歌
第一节 图画紫光阁：创造盛世的功臣名将
第二节 从严厉反贪到暗中纵容
第三节 大事还是我办：盛世的终结
后记

剖析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段历史
中国现存的本国历史书大概是世界之最，大至历朝历
代，小至家族个人，都有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后人为之撰
写的历史书。从研究出发，当然史料和史书多多益善，不
厌其烦，但从学习和了解历史出发，不得不有所选择，因
为它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终身的阅读量。正因
为如此，如何根据当代人的不同需求，写出最适用于某一
类读者的历史书，是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有两种写法，一是科学化，即运用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方法探寻历史内在的规律，其代表是法国年鉴学
派以及经济史、自然史、人口史等专门史学派；二是叙事
化、文学化，其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
纪传体史书，另一代表是《资治通鉴》，也以叙事为主，
兼具文学化。两种写法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前者更适合
专业读者，后者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
本书作者侯杨方博士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人口史以
及历史地理，均属于第一类科学化历史研究的范畴，他曾
利用人口学方法撰写了《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
年）。他酷爱历史，并不满足于专业研究，还阅读了大量
史书，其读书心得不时见诸报刊，颇受非专业的读者喜爱
。他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可读的文笔，加
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在不惑之年写出了综
合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本身的
分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去阐释传统的
历史叙事，通过分析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
来探究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本书从始至终反复强调职业经理人是不可靠的，因为
这是由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是超越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存在
。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官僚集团同样如此，因此
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职业经理人，
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或
渎职、不作为，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贪腐，这些都是官僚
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当时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不可
能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
，并进行制约、监督。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
同，家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与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合。汉武帝、汉宣
帝、雍正帝对官僚、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打
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汉文帝、汉宣帝、康熙帝、乾
隆帝又通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而这些行
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贵族们以及强势集团的利益。如果
没有强大皇权，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西
汉盛世与康乾盛世能够长期强盛，与当时的皇权强大，能
比较有效制约官僚集团密切相关，信赏必罚的体制创造出
了高效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这是两个盛世非常突出的特点
，本书着重从这个角度与权力结构的转移变化来叙述、阐
释历史。
历史事件在其必然性的背后也有偶然性，这两个盛世
的最高执政者大多是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不仅具有高超
的政治规划与执行力，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力，他们的存在
本身就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并非历史常态，因此他们才能
独排众议，做出某些突破常规的举动，从而改变了历史的
进程，这也是盛世并非常态的重要原因所在。历史的必然
性则表现在气候、经济、人口、技术等长时段的背景变化
方面，这些变化犹如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地壳运动，在上面
活动的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脚下的运动，再杰出的历史人物
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大趋势，最多只能延缓或加速，这就是
历史必然性与不可控性。虽然本书作者的专业研究更侧重
于第一类的科学化，但在本书中他却较好结合了偶然性与
必然性，较为平衡、客观地分析了这两个盛世发育、壮大
以及衰落的全过程，以及其中的人为与自然的双重因素，
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特别是传统史学容易过分强调
的人为一面，即所谓的明君贤臣史观，同时也没有将历史
解释成为单纯的物理要素的组合。
本书的主人公无疑是创造盛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
们，盛世同时也是这些杰出历史人物集中涌现的年代。本
书对这些主人公无疑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即试图在当时
的历史情境下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用现时的观念
与标准去削足适履地评判他们，否则他们都很难摆脱大独
裁者及其帮凶的头衔，这样历史就会沦于一种儿童式的漫
画。对历史的评价应是多元的，不能非黑即白，非优即劣
，而更多会带有一种混合的复杂。这些引领时代的历史人
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优、缺点，所作所为既有值得肯定、
敬佩之处，也有引起非议之处，只有抱着这样的理解才能
较好地还原一个相对丰满、真实的历史。
本书行文流畅、清晰，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但也没
有运用当下流行的戏说体。本书引用的史实都给出了明确
的出处，并引用了大量原始、可靠的材料，体现了作者长
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并对一些基本的史实给出了自己
的解释与考证，比如对长期争论纷纭的雍正帝继位问题的
考证与解释就很有新意。“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与“文
以载道”这两句古语并不矛盾，一本好的历史书应该是两
者的结合，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与思想性，并能给读
者以启发，让他们在会心一笑之后又有所回味。
葛剑雄

开创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叙事方式。
曾被作者本人用于商学院讲课教材，至今仍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今日中国有借鉴参考意义。
作者以流畅的文字，翔实的史料，描绘了一幅中国帝制末年通过“康雍乾”三位帝王的励精图治，让这个古老帝国回光返照、一度重新焕发生机的夕阳画卷。

本书是拙著《盛世启示录》上编的增补修订本，主要
增补了秦朝统一后的急速覆亡，以及清朝空前规模的人口
数量与美洲作物无关的内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已经耳熟能详，但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以我的理解，一切历史的叙述与建构都由当代撰写者
的认识能力、价值判断以及个人审美决定，更与其身处的
现实环境息息相关。从来不存在全面、客观、中立的历史
叙述，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史料详略取合，都一定会带有
强烈的个人色彩。
原书写于2010年，当时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时代变化
的到来，这一感触深深融入了本书的撰写。现在回首，当
时的感觉非常正确，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种预言。
我从来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为科学必须可以
证伪，必须能重复检验，而人类迄今还无法穿越，目睹历
史上发生的一切，历史更不可能重复发生。当然更进一步
讲，即使目睹历史也未必真实，更未必全面。但历史叙事
必须经得起基本史料的检验，必须经得起基本逻辑的检验
，更必须经得起现实甚至未来预言的检验。因为连现实问
题都看不清楚的人，也不可能看清楚未来，当然更不可能
清楚、理解几百年甚至两千年前的历史。
因此，虽然历史无法用历史检验，但历史却要经得起
现实与未来的检验。
侯杨方
2019年5月27日

历史有两种写法，一是科学化，一是叙事化、文
学化。本书作者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
可读的文笔，加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
在不惑之年写出了综合这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
“盛世是灰色的，衰世是狠琐的”。作者这样的
看法在当年时兴“反传统”的岁月可能不稀奇，但在
今天可谓振聋发贵。无论对“传统”的继承还是批判
。他都有自己独到而且深思的见解。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节 三藩之乱：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同盟的瓦解
1.撤亦反，不撤亦反：决策的失误
初秋的京师（今北京）黎明，一位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仪表堂堂、威武雄壮、举止不凡的中年人登上了新落成的太和殿宝座，接受文武百官的盛大朝贺。如果近前仔细察看，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有少许天花导致的痘痕，他就是庙号圣祖的清朝康熙皇帝玄烨。这一天是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丁酉日，即公历1697年9月4日。此次朝贺有两大目的，一是庆贺平定了准噶尔部、征服了漠北喀尔喀部（包括今蒙古国）；二是庆祝遭焚毁近18年的太和殿重建终于完工。此时的康熙皇帝43岁，正值盛年，但已君临天下达37年之久。在他即位之初，清朝还没有包括漠北喀尔喀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地还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在这一天，这些地区全部纳入了版图。
康熙7岁即位，一年后，清军在吴三桂的率领下俘获并杀害了逃往缅甸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标志着前明势力被彻底消灭，而占据台湾、金门、厦门一带的另一宿敌郑成功也已病故。但旧的敌人没了，新的敌人又很快产生，他们正是充当清军入关急先锋的汉人四藩，即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仲明。四人均是明朝的降将，后三位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就投降了清朝，而吴三桂则是后来者居上，为清朝立的战功最大，被封为亲王，爵位最高，势力也最大。孔有德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被李定国兵围桂林，自杀身亡，全家仅有其女孔四贞出逃，孔有德的余部则由其女婿孙延龄率领，仍然驻守广西，所以汉人四藩只余三藩。
自从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势力被消灭后，汉人三藩就失去了作用，逐渐成了清廷的累赘，甚至造成威胁。三藩掌握重兵，属下有八旗军和绿营兵，他们的部将遍布陕西、四川、贵州等地，身居要职，还拥有当地的行政、经济大权。吴三桂不仅可以节制云、贵督抚，还可以任命文武官员，号称“西选”，“西选”官员遍布全国；他还可以采矿铸钱，号称“西钱”。吴三桂与西藏政权也保有联络，常常经西藏购买蒙古马匹，储存军械物资。尚可喜则掌握广州这一对外贸易口岸，每年获利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福建的耿精忠袭爵后，横征暴敛，并纵容属下侵夺民众的家业。三藩虽然掌握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但每年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大量的补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云南的俸饷900余万两，再加上闽、粤二藩的运饷，共需要2000余万两，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三藩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更是严重的威胁。
面临着这种三藩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的严峻形势，13岁亲政的康熙皇帝将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不得不处理的头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但是因为三藩手握重兵，不敢轻易撤藩。机会终于来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疏，称年过七十，精力已衰，愿意率领属下“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归老辽东家乡。康熙非常高兴，要求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讨论此事。讨论后，朝廷要求除留两镇6000余名绿旗兵（又称“绿营”，汉人组成的军队）镇守广东外，平南王尚可喜属下全部人员撤离广东。四个月后，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分别上疏要求撤藩，议政王大臣会议发生了分歧，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首的多数大臣反对撤藩，而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张撤藩，意见不一。但年仅19岁的康熙皇帝最终决定撤藩。康熙皇帝决意撤藩的原因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三桂久蓄异志，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清史稿》的这一段记载来源于嘉庆年间礼亲王昭裢的笔记《啸亭杂录》，仅是传闻，而《清实录》中的说法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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