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重磅新品，首部全面论述、完整分析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品。
世界经济为何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快速增长？为什么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平均9％的高速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创新；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从而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
基于熊彼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作者认为，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
基于这个观点，作者结合历史的维度和国内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从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从而促进经济的未来持续增长。

前言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第一章 企业家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增长之谜说起
企业家：定义和职能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面临的紧迫挑战需要企业家精神
结语
第二章 政府、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政府干预政策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制度环境和企业家精神的互动
结语
第三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法律法规因素
企业家、企业与法律
中国的法律和规制：总体情形
企业家面临的一般性法律制度障碍
企业管理与激励中的制约
结语
第四章 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政策因素
逆周期调控政策与企业家精神
产业政策与企业家精神
中国产业政策的案例分析
第五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金融体制因素
企业家精神的金融支持
金融家的企业家精神
我国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
结语
第六章 限制企业家精神的观念因素
市场是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础
企业家精神会推动社会公平
利润是企业家承担责任的结果
企业家精神需要创新
致谢
参考文献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
而非套利）企业家群体；创新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有赖于一
系列体制、政策和观念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智人的历史也有20万年。但
无论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是从个体消费选
择多样性看，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就
中国而言，显著的经济增长，只是过去40年的事情。
经济增长在今天被视为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
是常态。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
间也没有什么差别。18世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
帝国时代好，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
唐宋时期好。
经济增长为什么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出现？为什么当今
世界，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
，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
前景如何？这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思考的问题，也
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接受了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
的创新。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经济的“英
雄”。
遗憾的是，虽然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
观点，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至今没有把企业家精神放在
地位。在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对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都
是企业家精神的函数。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从而为有
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相反。新古典增长理论
只关注投资多少，以为只要投资，就可以带来增长，不关
注谁投资，误导了政府政策。历史证明，谁投资比投资多
少更重要，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投资的效果完全不同。
近年流行起来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
步对增长的重要性，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是一个重
要的理论进步。但由于忽略了企业家精神，把技术进步当
作研发投资的结果和外溢效应，“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无
法理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消费、投
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从而把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不仅扭曲了人们对经济增
长源泉的理解，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消费本来是生
产的目的，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消费变成了保增长
的手段。投资本来是为了未来的增长和消费，但在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当年的总需求，结果
是导致大量的反生产性投资，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贸易
本来是推进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利用，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和
合作范围，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有出口大于进口
，贸易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就为反增长的贸易保护
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误读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们把经济增长理解为GDP量的变化。其实的经济增长，
不是表现在GDP增长率是3还是5，而是表现在新产品、新技
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
式的不断变化。按照现在零售业的存货统计口径，250年前
，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2到103种，也就
是100种到1000种之间，今天则是108到1010种，即1亿到
100亿种之间。而且，据说全世界每年还有24万种新产品进
入市场。网站销售的商品已达5.62亿种（2018年1月统计
）。
人类在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与相继出现的三次工业
相伴随。次工业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
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应用、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
变革；次工业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至次世界大战
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
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大约从20
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
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三次工业，都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产物。每一个新
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出现，都是企业家所为
。尽管在和第三次工业中，科学家和发明家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新的技术和产品才变成了
市场上的商品，惠及普通大众。这一点，在未来的第四次
工业中也不会改变。
大约10年前，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
这一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早提出的技
术进步、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
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地位。我认为，斯密–熊彼特
增长模式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范围内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
历史，比现有的其他增长理论更符合事实，更有解释力，
也更有预测力。
进一步，我将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
所谓套利，就是给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发现和利用市场
中的不均衡赚钱。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
，因而没有任何可供企业家套利的机会。事实上，由于人
类知识的限制，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帕累托优状态。企业
家靠他的警觉性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
所谓创新，就是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其
方式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
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
生产的组织形式。
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
断推进的过程。套利活动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创
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当然，在现实中
，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
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
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
），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
。
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对应的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
，即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关注
的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仔细看，这是有问题的。如
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优配置，不是创造出新的技
术，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优时，
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优配置，经
济就进入了循环流转，就没有增长潜力了。经济持续增长
的源泉来自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创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
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也创造出新的资源。推动技术进步，
是市场重要的功能。
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大致来讲，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
置效率的提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家精神被，价格信号扭曲，人们没有创业的自主性，
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实际生产远离生产可行性边界。改
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
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
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有效利用，给点钱就有
人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企业家
套利发生，经济就能增长。
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市场逐步一体化，也带来了新
的不均衡和巨大的套利机会。这是因为，在西方已经成熟
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一直没有利用，拿到中国就可以
赚钱。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从事跨
国经济活动，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中国的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靠套利起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
国也是为了套利，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特
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中国便宜的东西在他国可能
很贵，他国便宜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很贵，企业家把类产品
从中国出口到他国，把类产品从他国进口到中国，就可以
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有人说，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
，说明“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好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
基本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西方二三
百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正是西方过去二三百年创造的技
术、产品、思想、管理方法，为我们这种赶超式的发展、
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
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的速度快，一点也
不奇怪。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中国巨大的市
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
套利空间，这正是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当然
，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之所以能被中国所利用，是因为中
国走了一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道路。
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由于以下原因，中
国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这是过去8年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
大众消费品领域，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
，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当然，国外很多先进技
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
易，本身需要一些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需要自身有
足够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
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印度、孟
加拉国、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比。即使与西方发达
国家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大大缩小了。第三，过
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也使得制造业
总成本上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2014年中国制
造业的成本现在只比美国低5，加上美国在运输成本和交易
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成本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大量外
资企业撤离中国与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有很大关系。第四，
像印度、巴西、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进行改革
开放，发达国家又以新的技术开始回归制造业。
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
利很难赚钱，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中国未来的增
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
创新型企业家。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因为
创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创新和套利的差别就像修路
和走路的区别一样。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的增长达
到3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潜力有效释放
，考虑到中国经济仍有一些套利空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
间仍有可能保持比发达国家高的增长速度。但如果不能迅
速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
一个断崖式下跌，中国将彻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完成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到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
变，除了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升，也需要中国整体体制和
制度的大幅度改进。
这是因为，与套利相比，创新有两个重要特征：，创
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事业。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它是没有
概率分布、不可预测的。一项创新是否能够成功，事先没
有办法计算，不仅因为这项创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难以预
测，而且因为该项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其他创
新是否出现。甚至，还要克服政府监管体制和传统势力对
创新的阻碍。相比之下，套利面临的更像可用概率计算式
风险。
第二，创新的周期比套利长得多。套利是短线投资，
可以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秒（如资本市场上的套
利）内完成，创新是长线投资，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
能见效。创新和发明很不一样，拿到专利，就是一项发明
，创新是要让新产品和新技术变得有商业价值。从拿到专
利到实现商业价值，要克服一系列障碍，要改进功能，提
高质量，降低成本，一直到市场可以接受。很多公司并不
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拿到发明后实现商业化的过
程中。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
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
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
越少，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是一开始亏
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
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后趋于零。
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
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
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
因此，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
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没有一个良好
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有效保
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整体上讲，中国目前
的体制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尤其不适合颠覆性创新
。中国只有逐渐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才能激励企业家
从事创新活动。这是下一步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除了产权保
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
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
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中国必须在金融体制、政府
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
策等方面，做出重要改进。
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不适合创新的。商业银行
主要是为企业家的套利活动提供融资。商业银行重要的是
风险控制，充其量只能支持微创新和改良式的创新，不可
能支持颠覆性创新，因为颠覆性创新风险太大。如果商业
银行投资于颠覆式创新的话，坏账率会在50以上，十有会
破产。国有商业银行更不可能服务于创新。因为国有商业
银行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身只有套利的积极
性，不可能进行创新。
创新需要的私人资本只能来自天使投资、风险资本、
股权基金（PE）、私募，或者IPO（公开募股），不可能来
自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私人之间的契约，资本所有者应
该有选择投资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自由，的创新就不可
能资金支持。既然是私人资本，风险自担，政府就不应该
对它进行过多的管制。无论是以产业政策的名义实施的投
资审批，还是以保护投资者的名义实施的上市标准，都不
利于创新。
政府的投资或者政府的PE也不适合用于创新。政府投
资基金和私人投资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投资基
金的钱投资于值得投资的项目，因为花钱的人的利益与投
资亏不亏没多大的关系。政府的投资基金创造了巨大的寻
租空间和腐败空间。当政府给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就没有
办法有效显现，如果一个人都可以拿政府的钱去做企业，
成功了利润归自己，失败了成本由政府承担，谁都有积极
性冒充企业家，后就是巨大的浪费。因此，仅仅因为逆向
选择就足以导致政府创立的投资公司，无论叫政府引导资
金还是创业基金，后一定是没有效率的。
政府监管也会成为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政府监
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
结果可能是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
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
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
–––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企业就会
呼吁政府出来保护它们的私利，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消费
者。尽管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仍然属于管制
型经济。为了鼓励企业家创新，政府必须继续大幅度放松
管制，特别是要实行市场的自由准入。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误导，反垄断法实际上变成了反竞
争和反创新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所谓垄断行为，
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
施。垄断当然要反，但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
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而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
势地位。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
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
，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
。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
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应当反思。产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
歧视性政策。按照我对产业政府的定义，政府不应该给相
关领域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产业政策有可能阻碍
创新，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
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
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
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企业
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就很难有的创新。国家对
国有资本的过度扶持，也会阻碍民营企业的创新。
扩张性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根据
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
决策，导致经济危机。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
场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使得企业家过度
投资于套利活动，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后
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经济危机爆发。政府用刺激政策化
解危机，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
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
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
，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
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
长期增长。这是因为，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
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
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降低创新的压力。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社会文化
现象。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一种崇尚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
，创新难以成为主导进步的力量。至近代之前，无论西方
还是东方，企业家都不受尊重。这反映了商业文明与传统
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企业家是一群不循规蹈矩的人，追
求的是变化和新奇，而农业文明崇尚的是稳定和墨守成规
。商业文明讲究平等和契约精神，而传统社会以等级为基
础，讲的是服从命令。市场经济下，财富的源泉是知识和
个人创造力；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下，土地才被看作是财
富之母。因此，在传统农业文明的人看来，企业家的财富
一定是巧取豪夺来的，企业家的创新是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
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最
早发生了文化革命，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尊重。传统中国
社会讲的是“士农工商”、“重农抑商”和“学而优则仕
”，这种文化两千年没有变。改革开放之前30年实行的计
划经济，其基本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同时也会抑制企业
家精神，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文化达到顶峰。尽管近
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看法发生
了积极的变化，但还是有些偏见，“仇富”仍然是一种大
众心态。“创新”虽然在口头上受鼓励，但对创新的失败
，整个社会仍然缺少宽容，使得墨守成规仍然是人们最好
的生存哲学。因此，为了使得创新企业家成为经济增长的
主导力量，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一场观念革命。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
群体的出现；创新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依赖于自由、法
治和清晰的产权制度。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政
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创新的体制障
碍和政策障碍，并建立崇尚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念。

张维迎教授全新作品，国内首部完整分析、系统论述企业家精神的作品。张教授此前作品《社会与博弈》《市场的逻辑》等均在市场上有良好的表现。
纵观过去25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历史，探究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从宏观经济政策到金融体制、政府监管、产业政策，深入分析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美贸易战之后，如何发挥企业家精神，振兴中国经济，走出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道路，是当下大众高关注度的话题。
本书得到了冯仑、陈东升、王梓木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的支持，5。5月26日上海首届企业家精神国际论坛会推荐本书。

企业家精神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
，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离不开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书中高屋建瓴，指出为发挥企业家精神，
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除
体制机制的束缚。这些分析与建议、深入、中肯，值
得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们认真阅读体会，凝聚共识、
共同携手继续谱写改革与企业家精神相互成就的中国
奇迹。
——陈东升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
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要让企业家安心且有
恒心去创新，就需要有好的体制与机制。张维迎这本
书分析了束缚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因素、政策因素、金
融因素以及观念上的因素，很，很，好看又“好吃”
，很值得创业者和企业家阅读，也值得各级官员阅读
。
——冯仑 御风资本董事长
企业家精神是人类步入市场经济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这本书是我看到的对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和作用机制阐述得非常、深刻和到
位的一本书，展示了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
——王梓木 华泰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
企业家是个不甘寂寞的群体。用与众不同的方式
，组合各种资源，提供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为社会和
消费者创造价值与服务，是企业家的追求。而社会用
法律保护人类创造的成果，则是生存的基础。《企业
家精神与中国经济》这本书告诉社会，“企业家是推
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任志强

从增长之谜说起
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是最近两个多世纪的事情。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测算，从公元元年至公元1800年左右，全世界的人均GDP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在其中某些时段还会出现短暂的下降。这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大停滞”。而在1800年之后，人均GDP则开始直线增长，生产率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在短短两百多年中，人们创造出的财富甚至超过了此前数千年的总和，出现了人类历史的“大增长”。
在“大增长”取代“大停滞”成为历史主题的同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财富“大分流”也开始逐渐凸现。根据麦迪逊的估计，在1500年前后，最富国家的人均GDP大约等于最穷国家的3倍；而根据经济学家谢长泰(Chang—Tai Hsieh)和克莱诺(PeterKlenow)的测算，在2000年，最富有的10％的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的10％国家的25.6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大增长”和“大分流”的出现，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思考。“究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贫穷，而有些国家则会富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过一个关于上述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如图1—1所示)：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而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深化，分工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对于有些国家，这个循环进行得很顺畅，因此经济发展就好；而对于另一些国家，这一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发生了问题，其发展就相对缓慢。
尽管斯密提出增长模式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但却很好地刻画了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古老的模型要比当前流行的很多经济理论都更有科学价值。不过，这个模型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它并没有给出驱动整个“斯密循环”的根本动力。显然，市场不会自己扩大，分工不会自己加深，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更不会自己发生，究竟是谁让这一切成功实现的呢？斯密并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我们只能从斯密优雅的文字中得知，他认为不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了这一切。
企业家：定义和职能
究竟是谁在背后驱动了“斯密循环”？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是皇帝、国王，或者任何一位伟人，否则采用专制制度的国家应该率先走上现代增长之路。事实上，在增长竞赛获胜的国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奔走于各个市场之间，精明地寻找着各个市场间的价差，并试图用新产品、新服务赢得消费者，这群人就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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