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灶、小皮匠、包饭作、剃头店、小人书摊、跑街先生……这些以上海石库门生活为背景的行业，有些已经消失，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十八行》这些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这座海纳百川，又极具生活气息的城市的演变与发展。

董鸣亭，女，1959年5月生。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原《新闻报》记者，上海市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会刊特约记者。上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微校教育资源专家。专栏作家。
曾旅居日本多年，著有散文集《国立的雨》、报告文学《挑战无极限》、电影故事《霍生桑》、短篇小说《屋檐下的风铃》等。曾用草千里的笔名撰写了近二十年的专栏，积累了数百篇文学作品。系列作品入编文汇出版社《我的初恋》一书，散文《国立的雨》被收进《中外经典抒情散文集》，《冰心的美》被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进《世纪之爱》，叙事散文《河边人家》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主要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情系民居”征文此赛中获得一等奖，电影故事《霍生桑》在上海文联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的“建国五十周年电影剧本和电影故事征稿”中获得优秀电影故事奖。

大裁缝和小裁缝
老肖家的剃头店
孔先生的“小人书”摊
小皮匠
姚大师的前世今生
“行贩”太公
“包饭作”和他的儿女们
老虎灶的记忆
扦脚女阿花
“大世界”娘娘
开棋牌室的女人
“拎出来……”
收旧货的人
梳头娘姨的今昔
一个司售家庭的变迁
“荐头店”和那些中介公司
跑街先生
柴爿馄饨
后记

《上海十八行》是《收获》杂志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的选编本。本书选编的文章是从2002年到2010年期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处在创作高峰的作家的作品。全书共选取了中短篇小说诗篇，期中女性作家7篇，男性作家3篇，分别来自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10篇作品的文字文风、写作背景均不相同，既有完全的海外生活展示也有对国内生活的描述。因为海外作家特殊的文化交融背景，使得他们的作品均由独特的韵味。对于读者既有新鲜感又不是完全陌生无共鸣。

在完成了《上海十八行》后，心里想到要感谢的人很
多。当然，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给了我生命，给
了我智慧，给了我生活在上海石库门这爿屋檐下的温情，
但我的父亲没有看到我写的有关石库门的所有文章，所以
在我写这本《上海十八行》时，我就对大家说： 这本书
是为我父亲写的。那么在我的这三本石库门系列的书中，
我已经对我的祖母、母亲、父亲的养育之恩给予了一份回
报，我想对他们说：我是一个好孩子，一个非常争气的女
孩子。
其次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贺友直先生。
在我完成了《上海十八相》《上海十八样》后，又琢
磨着写第三本书。当时选择的题材很多，但总找不到一个
更适合我创作的。就在我苦思冥想时，上海电视台准备拍
一部纪录片《情系石库门》，摄制组找到了我，幸运的是
在拍摄现场遇到了贺友直老先生，他以93岁的高龄和我们
一起在片中畅谈上海石库门的文化，也借此机会，我接触
到了贺老的画集《说说画画上海老行当——三百六十行》
。当我打开这本画集时，看到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于是
，我毅然选择了写上海的各种行业和从事各种行业的人。
也就这样，《上海十八行》诞生了。所以，我要感谢贺友
直先生，是他的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可惜，在我还没有
完成此书时，贺老却于2016年3月16日去世了，也留给我一
份深深的遗憾。
我和贺老都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也经常在《
海上宁波人》杂志上发表作品。经过协会领导的帮助，原
本想在《上海十八行》一书上和贺老合作，所以，书中的
十八篇文章，基本都是以贺老的作品为题材，进行故事和
情节叙述的。但就在我写到第十五篇时，传来了贺老仙逝
的消息，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让我好多天不能安下心来
写作。但我最后还是振作起来，我想对贺老最好的纪念，
就是把作品完成。何况我的老搭档——书的插画者施振华
先生，他的画风也具老上海的风情，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画家，多年来，我一直得到他的支持。
所以，在后面的三篇文章中，我就脱离了贺老的《三
百六十行》的内容，继续创作我们上海存在和发生过的故
事。我想，《上海十八行》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
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我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我
想对大家说： 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以虔诚的态度在编
故事。
最后，要感谢的人很多，但我只想对大家说：我会继
续进行创作，请给我一点时间，请相信我会为大家创作更
多更好的作品。

弄堂口有两只裁缝摊头，分别放在弄堂进口处的左右两边。听好了，是弄堂进口处的左右两边，这下，大家要听的故事就来了。
放在左边的是用一块三夹木板搭出来的摊头，守在摊头边上的是一位皮肤白白的小个子，他操着一口道地的上海本地话，有时，天刮风了，西北风横穿过弄堂，把他摊头上的布料吹走了，他就将自己的小身板压在摊头上，叫着“风斜大斜大哉”。这时候，右边的裁缝摊头却坐着一个大块头，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手里捏着一个铁做的熨斗，在一块西装布料上慢悠悠地熨过去熨过来。大块头听到了“风斜大斜大哉”的声音后，就停下手中的活计，走到左边的裁缝摊头，用他的大手往三夹木板上一压，用浓浓的宁波话说道：“风嘟嘟吹吹，人刮刮抖抖，格弄堂生活饭咋吃吃。”说话间，大块头走到了弄堂口，拉来两块油毛毡，一块给了本地人，一块自己用来放在摊头前挡风。
俗话说同行如冤家，一个弄堂口放着两只裁缝摊头，就如一张面孔左右安了两只耳朵一样，按理说死也碰不到一起的。可这两只裁缝摊头，就一直这样放着，相安无事，还演绎了一段同行成朋友的故事。
大家习惯把这两个摊头按左右方位来区别，左边朝东，右边朝西。左边的裁缝是松江人，因个子长得小，人称小裁缝，小裁缝做的是中装。传说他是黄道婆的同乡，黄道婆教会了上海人织布，传授和推广轧棉机、弹棉弓、纺车、织机等工具和相关技术。当时，松江和太仓一带，棉纺织品色泽繁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特别是松江生产的布匹名闻江南。在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被誉为“衣被天下”。同时，松江府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裁缝，小裁缝就出生在黄道婆的老家，也就是现在靠近徐家汇的华泾镇，而华泾镇出来的裁缝，他们的拿手绝活就是盘各种花式的纽扣。
对中装来说，纽扣是整件衣服的灵魂，特别是女装，对纽扣更有讲究，盘出来的纽扣有各种花式，什么枇杷扣、葡萄扣、蝴蝶扣等。如果是做件旗袍，那做工还要考究，先量尺寸，再做样板，还要试样。最讲究的是旗袍下摆的又，在叉的地方盘只纽扣，钉这只纽扣的时候，也是决定旗袍成败的关键时刻。所以，谁也不敢小看这个摆在弄堂左边的裁缝摊，因为弄堂里喜欢漂亮的女人们，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小裁缝做的。
那时候，女人喜欢穿旗袍，男人喜欢穿西装，西装旗袍成为上海人文明的象征。特别是上海的沪剧，演的都是旗袍和西装的戏，《雷雨》里的繁漪，那身旗袍不知迷倒了多少上海女人，还有大少爷和二少爷那身雪白的西装，让上海的小开们都想拥有。有需要，就有市场，聪明能干的宁波人学的是红帮裁缝，从为外国人做西装到在弄堂口摆只裁缝摊头，于是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了，西装是宁波人做得好。
弄堂进口处的右边摊头，它的主人就是做西装的宁波人，他长得胖头胖脑的，大家都叫他大块头。也就是说，这两只裁缝摊头摆在弄堂口，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优势，互不打扰。
在我小时候，穿旗袍的人虽然少了，但大家都喜欢穿中式衣服。每逢过年时，新的棉袄罩衫是一定要做的，哪怕里面的棉祆旧得一塌糊涂，外面的罩衫肯定是光亮崭新的，也就是上海人说的“死要面子，勿要夹里”。所以，左边的裁缝摊头一年四季生意兴隆，特别是到了夏天，小孩子们穿的囡囡衫都是叫小裁缝做的。
大块头也不愁生意做，他从小学的是红帮裁缝，做出来的西装笔挺，穿在身上像模像样。他的师傅就是他的娘舅，娘舅在解放前就在弄堂里摆摊头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宁波老家，就把这个摊头留给了这个大块头的外甥，同时也留给他一帮顾客。这些顾客以宁波人为主，兼带一些喜欢穿西装的上海本地人。
当女人们不能穿旗袍时，男人的西装也放进了衣柜里，他们就穿中山装。大块头脑子活络聪明，做的中山装穿在男人身上腰板笔挺，特别是两只袖子，套在肩上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也许这两个裁缝都有自己的客户群，都不愁没有饭吃，所以平时生活空闲时，就拿着一副象棋，搬两只小凳子，坐在弄堂里对弈，有时候从早上下棋，一直下到夜里，一个操着本地口音，一个操着宁波口音，不时地杀声四起，万马奔腾，引来很多人围观。围观者一边看，一边嘴上说道：“杀左边呀，杀右边呀，把左边的马吃了，把右边的帅将了，册那，哪能走臭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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