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作者站在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
作者从在华外国人的角度回忆了那段历史，战后作者通过多方渠道搜集查证了自己未掌握或语焉不详的史实以及资料，将自己的论述补充得更为完整可信，因此，本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个全新的视野。

推荐序
前言
引言
致谢
绪论 战争前的中国
导读
第一章
战前中国
国民政府
金融改革
经济发展
肯定评价
1937年7月7日，一个历史转折点
第一部分 中国独自抗战
第二章 1937年水深火热的中国
国际行动落空
德国军事顾问
苏联支持中国抗战
形式多样的航空援助
美国中立的困扰
年底：失落却不失希望
第三章 1937年财政危机：自助和外援
白银家底
早期货币事件
不祥的赤字
战事、中外税务和中国债务
第四章 以空间换时间的1938年：交通和军事援助
抢在封锁之前行动
苏联飞机、“志愿者”和武器
希特勒撤走德国军事顾问
第五章 支援抗战的1938年：战争的命脉
摩根索继续购买白银
货币危机：实行外汇配给政策
华北货币战
在外国秘密援助下稳定货币的自救
西方借款求而不得的一年
终获美国借款
英国效仿
通货膨胀：中国的竞时赛
第六章 1938—1941年中外税务和中国债务
英国挽救海关的努力
战事、民族主义和盐税
进退两难：还，还是不还
中止偿债
第七章 僵持的1939—1941年：交通
僵持阶段
印度支那路线
滇缅公路
空中通道
第八章 僵持的1939—1941年：物资和军事援助
苏联援助的变迁
美国“强心针”再发力
英法借款再出手
争取美国军用飞机
《租借法案》尘埃落定
飞虎队
第九章 僵持的1939—1940年：金融还能稳得住吗
货币战争
英国支持法币
二战爆发：基金回血
寻求更多援助稳定币值
救援中国：美英发放货币贷款
第十章 1941年货币援助新动作
如何稳定币值
谈判相关协定
争议及其影响
新机构接手
冻结中日资产
实施新计划
评价
第十一章 1937—1941年总结
欠量的援助
援助和平等
第二部分 第四巨头
第十二章 多剂经济“强心针”
新形势
中国寻求巨额贷款
5亿美元“将中国绑进我们的战争”
借款的条件？
5000万英镑
钱应该怎么花？
美元债券一败涂地
第十三章 中国险遭封锁
祸起缅甸
驼峰航线：中航的创举
美国空军和驼峰航线
中亚路线
第十四章 1942—1943年资金、物资和战略
对落后经济体的军事援助
中国应当如何分担费用？
法币价几何？
补给和飞机：缓慢的开端
援助的条件？
陆军改革与空军行动
大战略观的变迁
开罗会议
第十五章 混乱的1944年：资金问题
局势逆转
收回承诺的后果
寻求又一剂强心针：10亿美元借款计划
军费之争
钱荒：非军事问题
争议及其影响
第十六章 混乱的1944年：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
B-29：中国提供得了后勤保障吗？
援助的条件？
赴缅双边作战及其影响
东部之祸
史迪威危机
第十七章 黄金供应及其中断
售金计划由来
美国财政部同意供应黄金
中国开始出售黄金
美国财政部拒绝供应黄金
争议：利与弊
争议的解决
继续运输
结论
第十八章 抗战最后一月
打破封锁
美国援助和共产党
苏联的态度和行动
租借援助：最后的发力
抑制通胀的租借商品
战时生产：纳尔逊使命
魏德迈和陆军改革
美国计划登陆中国
第十九章 谋求恢复和发展
救济和经济复兴
中国能够在稳定财政金融上获得国际援助吗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财政复兴中的自助与外援
货币改革
国外资产及其使用
债务
经济发展
结论
第二十章 1941—1945年总结
财政和物资援助
军事援助
战争结束时的中国
第三部分 结论
第二十一章 评价
中国的战争贡献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战争根源
外援和自助的作用
附录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参考文献说明
注释

烧钱的抗战
自蒋介石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到1937年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恰好十年。此十年间，虽然国际、
国内风云不断，但中国仍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因此有“黄金十年”的评价。但日本入侵彻底改变
了这种局势。
战争需要钱。国民政府十年的积累，并不足以应付长
年抗战。其维系战争开支的方式，一是在国内筹借。前政
府留下来庞大债务，社会经济虽在过去几年有起色，但远
未及殷实，政府唯一的筹款方式就是通过国家银行垫款，
此举导致货币发行剧增及后继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笔者
翻译的《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
（1939－1949）》（张嘉墩）的内容；再者就是依赖外援
，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即本书记录的内容。这些外国援助
中，除直接的军事支持外（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派驻军
队），更多是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领导人近
年常提及的两国友好关系历史。
在英、美相继自20世纪30年代初退出金本位之后，中
国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采用外汇本位的
法币。政府此前储备的白银及大部分民间白银，成为美国
援助的交易品，为中国的抗战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抗战
持续和美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法币的外汇本位逐渐变成了
美元本位，此间的中国实质上进入了美元体系。二战行将
结束时，美国即着手战后体系（经济上即为美元体系）的
建立，这些体系虽经调整，但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其时，
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参与了这些体系筹建，但因为国内形
势的影响，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关于过去一百年世界货
币机制的大致变迁，可参阅《通胀螺旋》《时运变迁》和
《管理美元》。
对任何政府当局来说，从贵金属本位转变为外汇本位
，在汇率问题上都是一个挑战。抗战对中国国力的消耗，
则更加剧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困境。就官方汇率是该“跟随
”市场还是由政府统制，中国官员之间、中美之间乃至美
国政府内部都存在争论。杨格和张嘉墩对此同样有着不同
的看法，读者读过两本书之后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个
争论对当下的中国同样有价值。
中日两国在战场阵地战之外，还有着货币之间的争战
，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教科书一般的案例。国民政府的应
对可圈可点，当时的外国租界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当属
外国援助的一部分。
除了财政、金融和货币记录之外，本书关于军事、政
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也颇具价值，当然无不与钱有
关。作者杨格是美国人，为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顾问达十数
年之久，在中国抗战结束回到美国之后，又被聘为中国中
央银行顾问，其应该是为国民政府服务时间最长的外国人
。杨格在中国的币制改革、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寻
求美国援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
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时，对英、美两国所提方案的反
馈，即以杨格的意见为蓝本，他本人也代表中国参加了这
次会议。因为其特殊身份，本书的内容不仅涵盖了中、美
两国大量的一手资料，更有他本人收集的相关国家，如苏
联、日本和德国等的资料。这是国内相关书籍不能比拟的
，相信也是本书英文版被国内专家相继引用的原因。我个
人认为，中美两国近代经贸关系的真正缘起正是二战之前
，中国的币制改革、世界货币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的冲
突，将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影
响了20世纪后半期乃至当下的世界格局。重读70年前的历
史，对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思考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
重大意义。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近60年前，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
心（费正清中心）东亚系列丛书的第十二本。四川为中国
战时后方的中心，本书中文版能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也是适得其所。在我策划翻译的几本书中，《抗战外援》
是周折最多的，从版权到出版，说起来是故事，经历起来
都是辛苦。为此要特别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的
慧眼及为出版本书付出的奔波之苦；感谢杨立主任支持。
感谢北京天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朋友们，特别是罗菡女
士，没有她的付出，读者们可能至今见不到这本书。感谢
李雯雯的出色翻译。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先生
、副总经理潘岳女士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
蔚冈先生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读好书，免于无知。珍惜和感谢那些为我们出版好书
付出辛苦的朋友们。
于杰
初稿于2018年4月
修改于2019年2月

中国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
担任蒋介石财政金融顾问时间最长的美国人、斡旋争取美国援助、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阿瑟·N．杨格先生的回忆录！
详实的数据全面解读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面貌；理性的旁观者用真实经历再现中国抗战的艰辛！

战前中国
今时今日，实施着“五年计划”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主张的“矛盾论”、韩国、金门及马祖，都与1937年的中国大相径庭。同样，1937年的中国与1927年的中国，也就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中国，亦是云泥之别。1927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一片混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持续的内战和匪祸更是摧残着中华大地。铁路运输中断，陆运和空运几乎没有。货币体系复杂，不同地方流通的货币，重量和硬币形态也各不相同。除了外国人把持的海关和盐政，沿用的还是中世纪的财政管理经验。大部分债务都处于拖欠状态。此前几届共和政府深陷债务的恶性循环，因为缺乏资金，政府处于弱势，改革力不从心。而且，由于权威难树，政府也无力建立完整的财政收入体系。在国际上，中国则是列强矛盾的焦点。
国民政府
自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国民政府在动荡的十年里，进行了罕见的变革。国民政府在1929—1934年收服了几个极有野心的军阀，同时也挺过了日本1931—1932年侵占满洲对中国的冲击。丢掉满洲是一个惨重的损失。该地区煤、铁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居住人口4000万，就这样丧失了。满洲还是中国赖以支付进口和外债的财政收入与巨额出口的重要来源。1932年，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短期开战，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力量。由于双方陷入僵持，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坚决抵抗下不得不撤退。中国方面对此振奋不已，因为经历了150年的外侮，中国人第一次能够抵抗使用现代武器装备的外国军队却没有立即溃败。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建立现代军队的基础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蒋介石进一步推动了该工作。1932年年中，中国聘请了美国顾问帮助建立一支现代空军。但是，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家和现实主义者，清楚中国不可能赢得与日本的战争。为了避免过早与日本决战，他艰难地压制了一些影响因素。
1934年，蒋介石政府将共产党从他们牢牢控制的长江流域逼到了遥远的西北，这样后者就成了远距离威胁，似乎还有可能弱化。1937年初，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他们暂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实则符合莫斯科方面的利益。蒋介石是抵制日本侵略不可替代的人选，日本又是苏联在亚洲的巨大威胁，在这一点上，苏联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到了1937年，中国内部局势已经平稳，蒋介石声望很高。5月，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报告说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国家存续离不开蒋介石的领导”。其实，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独裁者。他的话在政府内部举足轻重，在政策、举措和人事安排上，常常起决定性作用。但身为领导人，其工作之棘手和困难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在他于1929—1934年平定军阀等的对抗后，中国的舆论强烈反对继续内战，尤其当时正面临日本的威胁。而且，军事将领出身的军阀还控制着不少军队，并不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地域分散性。中央对一些军队的影响也因此取决于军队的补贴或军费、政治倾向、宣传手段，或利益诉求。国民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绝对权威，尽管其政令在偏远地区的分量日益提升，但它离完全的国家权威仍然很遥远。虽然中国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封建统治，但国民政府的统治却不够强势。除了外部方面，内部方面参照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又忠诚可靠的军队过程之波折。
国民政府的总体情况很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理论上是国民党的产物，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自我延续的机体，里面包括很多无党派领袖和官员，其政党的影响力似乎还在日趋衰弱。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军队把持，过于倚重虽有革命经验却往往腐败无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罕有从各阶层和各主要地区招纳贤良和爱国志士的努力。孙中山预言的训政显然还要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尤其正值多事之秋。而且，对如何扩大统治基础并争取更广泛支持的问题，也明显缺乏审慎考量。同时，虽然管理方面也在取得一定进步，但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确是一个糟糕的组织者。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国民政府没有计划残忍地动用武力，好让其继任者在治理中国时面临同样的境遇。
另一个不足是没能有效实践孙中山的“社会福利”思想。极度保守的阶层把持着权柄，或者说离权力中心很近，没有密切关注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税改革，也没有意识到改革很大程度上被地主和高利贷者控制的地方政府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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