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等，以及《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主笔，现已退休。
著有《日升之城》《三个贝多芬》《冷热》《布拉格黄金》《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等书。

这本继《同学少年》而下的“三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并不只是写给文学人看的。在这本书里，学界、
政界、报业名人，无不一一现形，简单说来，是那个
《同学少年》里衣衫滥楼的孩童上了大学后遇见的惊
奇世界，涵盖了六十至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
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
斯文扫地场景。
——张瑞芬

写在前面，记忆与时间
序 岁月沉沙 张瑞芬
第三号交响曲
外双溪
孟子
台北
胡适
存在主义
蒋经国的后人
关于罗素
战争进行中
范神父悲秋
桃园风景
初进台大
台大师长
五经博士
观音山
口渴
溪山行旅图
报业
教育
在我们的时代

第三号交响曲
进了大学，我就像有翅在身，
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周游无限了。
这时候的我，
有点像写第三号交响曲时的贝多芬……
贝多芬在一八○二年开始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很想写些与他第一号、第二号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在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就舍弃了温文儒雅的开场习惯，四分之三拍的节奏，第一个音就用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定音鼓大敲，节奏感极强的三个f强音，振聋发聩得让人精神一振，贝多芬写这曲子，就是打算要人精神一振。匈牙利籍指挥家费伦茨·弗里乔伊（Ferenc Fricsay，1914-1963）有一次说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是写他自己从古典的束缚下寻求“解放式的新生”；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托斯卡尼尼说，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无疑还是个古典主义的人，而他在思想上寻求改变也是确切的。古典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可以求新求变的，这是托斯卡尼尼对古典的信仰。不论怎么说，贝多芬在第三号交响曲里，表现了与所有古典主义作曲家不同的一套，建立了他独特的艺术视野倒是真的。他是独创的、崭新的，管他的创新是属于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啊！音乐原来是王公贵族的娱乐，是生活上的“伴奏”。在贝多芬之前，宫廷的音乐家穿着华服，头戴着银色的假发，音乐跟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就算是音乐界的泰山北斗巴赫与神童莫扎特都要臣服在主教与国王、郡主的麾下。主人要谈正事了，总管向乐师长使个眼色，乐师们只得一鞠躬，悄然退下。贝多芬想写些不同的，至少不能让人在演奏中随时叫停的作品。他在维也纳的声誉日隆，他想写出自己生命即将展开的前景，朦胧中的美丽，不安中的沉静，还有在未来可能俯拾即是的惊奇收获。
那也正是整个欧洲沉醉在诗一样迷梦之中的时刻，一个来自科西嘉岛据说患有严重胃痛与便秘毛病的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正带领千疮百孔的法兰西走出迷雾的丛林。整个法兰西在他的鼓舞下脱胎换骨变得像少年一般，人人精神抖擞地跑向开阔的原野，涣散已久的三色旗又再次啪啪作响地飞扬在东升旭日的光辉中。贝多芬把这首交响曲取名叫《英雄》，一度打算题赠给拿破仑，但两年后等曲子写完要首演的时候，拿破仑终于暴露出侵略的野心，而且自己也想当皇帝了，贝多芬对他厌弃起来，就在原稿中把所题赠的名字抹掉。但这首交响曲大家都早已用《英雄》叫它，他不便更改，就继续叫它为《英雄》了。
这首交响曲被命名为《英雄》是很合理的，它的乐句充满了高岸的理想。但这高岸的理想并不是天生就树立在那里的，它是经历了许多打击与挫折，从晦暗低沉甚至死亡的阴影中逐渐找到的，所以《英雄交响曲》中充满了沉郁的甚至死亡的暗示，尤其在它标示着“很慢的柔板”（Adagio Assai）的第二乐章中。所有生命与宗教上的启示其实都是一种对比，天堂与地狱，罪恶与救赎，忧伤与欢乐，人常常在对比中体会到一些平常日子无法体会的东西，对比越是强烈，感触越是深刻。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
一九六一年，我从宜兰乡下的一所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我也跟着一些同学的“脚步”，到台北参加大专联考。当时台湾称得上大学的学校不多，所以这相当于现在大陆的高考，是大学（其中也包括了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联合招生；专科学校与大学录取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三十。当时考上了“联考”，一般会称呼他们为大专生，很少称他们为大学生的，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要修业四年、毕业后有方帽子戴，并且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比例上殊少，社会把进大学称作“挤大学的窄门”，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乡下人对大学或专科学校老是分不清。中国传统有时把受教育当成投资，则大专毕业手上拿到的一张毕业证书就常被视为可以获利的凭证，很多人会谨慎地将它装上玻璃框，高挂在客厅的墙上，让看到的人称羡。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次看见镇上的一户人家嫁女儿，当时嫁女儿讲究陪嫁品的阵仗，每一大件都分别用一辆人力车拖着，车子越多，越显得风光。我看到一部人力车上放着一口并不起眼的木箱，箱子上面用架子架起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放的是这位新娘在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服装设计科毕业的证书，一时之间，这张证书仿佛使得整个送陪嫁品的队伍显得活跃又气派起来。
P18-21

《记忆之塔》这本书，可供老一辈中文人在里头寻找学界逸闻，年轻一辈当作天宝遗事，更多的路人甲，用来回味自己一生求取知识的路径与坎坷。
像流沙河层层堆累，也像风雨夜滚雷处处，在冷与热、光与暗，正反相生的冲突矛盾中，寻思着谐美旋律与合理人生的可能，也为周志文冰炭满怀抱的文人性格，下了绝佳的注脚。

岁月沉沙
张瑞芬
台大中文系退休一年多的周志文教授，这次“写很大
”。
二○○九年溽暑七月，在永康街的“长春藤”餐厅，
我有机会第二次见到周志文教授，与座的还有周昭翡、杨
佳娴两人。法式餐厅清凉幽暗如古墓，听这个古典乐迷讲
他的老音响，什么真空管的声音像拂过皮肤的感觉，和数
码的就是不同，尤其在听弦乐四重奏这类乐曲上。我不觉
想笑，这人日子过得太好了哩！不知道外头的世界战火连
天、虎穴蛇窝啊！我闪神去想着他新书《记忆之塔》里的
桩桩件件，突然记起我喜欢的另一个散文作家木心在《素
履之往》里说的，学问可以使气质转好，也可以恶化气质
：“气质本来不良，学问一一步步恶化气质，终于十分坏
了，再要扳回到九分坏也不行，因为彼已十分有学问。”
眼前就有四个中文系的“嫌疑犯”。
周志文教授《记忆之塔》里那些“没有良心，兼没有
学问”的“硕学鸿儒”，凡中文人，谁不识得几个（说不
准自己也是一个）？然而，这本继《同学少年》而下的“
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只是写给文学人看的。在这本
书里，学界、政界、报业名人，无不一一现形，简单说来
，是那个《同学少年》里衣衫褴褛的孩童上了大学后遇见
的惊奇世界，涵盖了六十至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
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目睹的斯文扫地
场景。在《记忆之塔》里，周志文教授直言淡江已经人气
散尽，台大也不是样样都好，东吴（啊！也是我的母校）
台上老教授江浙口音摇头晃脑把杜甫《北征》念成“剥金
”，“下面的人一个个晕头转向呆坐在那儿”。
行至人生的中途，那时光倒影，却不是昔往的辉光，
而是腐朽的过去。外头的世界，果真战火连天，虎穴蛇窝
。九分坏的气质加上学问的加持，成了十分。想少坏一点
也不能了。向来讲究温柔敦厚的散文极少着墨这种题材，
更不要说禁忌重重的学院传统了（例如林文月的书里，就
从来没有半个坏人）。我大学读中兴中文，硕博班分别是
文化、东吴，从师大的小篆系统读到敌营的台大甲骨文系
统去，亲见两派文字学大师的交相攻讦，有如补习班拼场
互杠。硕班时与师大并班上课，正好躬逢历史现场，领教
了高明老师愤气勃然大骂龚鹏程欺师灭祖那一刻。要命的
我坐在第一排，和平东路秋天的午后，全班鸦雀无声，一
束阳光悄悄从窗帷缝隙偷渡进来，只有微尘和我的不解，
在光影中悬浮飞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教书
二十余年后，这话听来竟有点儿刺耳了。我是不相信世上
没有坏人的，然而在这浊世中要睁一只眼分辨敌友，还要
闭一只眼惦念真空管老音响的声音如何美妙，才是真难。
相当于一边清醒一边装痴吧！在岁月沉沙中，要打捞一点
遗骸与真理，是那么容易的吗？
……
大学教授与赝品摊贩的对比，真够讽刺的。贩售赝品
的，只有地下道里的鸦鸦乌小贩吗？道貌岸然的学者，要
看来不像无知也不能了，因为彼已十分有学问，而且还有
证书呢！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哲学的价值》一文中说，我们研
究哲学不是为了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只是为了这个问
题本身。因为这个问题扩大了我们对解答的概念，丰富了
我们智慧的想象力，并减少了我们独断的自信”。研究哲
学不是为了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许它根本就没有答案。
正如研究我们是如何被教育扭曲了不是为了要找出祸首，
世界如此多元，是非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在我们的时代，幸与不幸都有。当记忆之塔崩坏成岁
月尘沙，满街都是工读生煮的“星巴克”和“丹堤”，贝
多芬都换成李宗盛，几米取代了张大千，报纸一家家倒了
，每个系主任和院长都忙得团团转，再也没有那种鸣琴垂
拱而天下治的清简日子。除了扎根文化，文学训练不应只
是象牙塔里织梦，多几个周志文教授这样有趣的学者、别
具只眼的观察家、手艺纯熟的写作人，台大岂不更像顶尖
大学，中文系岂不更符合社会期待一点。
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写于逢甲大学中文系

《记忆之塔》——写了作者从东吴大学到台湾大学的求学、教学经历，涉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胡适、殷海光、曹昇、林尹、毛子水、徐子明、章（蒋）氏兄弟、龚鹏程、台静农、齐邦媛、苏起等，鲜活地记述了这些人的八卦和旧事。周志文的写作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回忆性文字，每一篇散文都有着独立的立意与谋篇，穿起了20世纪60-90年代，那是台湾动荡的时代，周志文写出了一个当代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斯文扫地的“怪现状”。因此，《记忆之塔》又被称为台湾的“儒林外史”和台湾学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