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作者的作品可读性强，人物角色之间的个性、不同的人生观念，在不同的冲突中体现，情感刻画也很细腻，作者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叙述技巧，将一个个故事细细道来，每一个故事中的人们，心中都向往着自由与远方，却都有人生的种种无奈。《白色毡靴》围绕主人公与姚三的故事，塑造了姚三这样一个有坚守、有底线的老手艺人形象，时代再怎么改变，在他们心里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坚持的，体现了一种匠人精神。杨遥老师的作品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出版价值。

杨遥，1975年生，山西代县人，原名杨全喜。现就读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创意写作研究生班。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出版《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我们迅速老去》《流年》《村逝》等小说集。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上海文学》《山西文学》《黄河》等刊物优秀作品奖。

白色毡靴 00l
匠人
铁砧子
柔软的佛光
奔跑在世界之外
墓园
二弟的碉堡
闪亮的铁轨
白马记
弟弟带刀出门
雁门关
我爸爸看过大海
你去过天安门吗
补天余
入海口
流年

“文学新势力”文丛·序
张清华 邱华栋
2012年10月，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激发了国
人的文学激情，也唤醒了各界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旧梦。这
其中就包括北师大。因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学缘，莫言曾于
1991年获得了北师大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而此刻，作为
母校的师大自然倍感荣耀，遂立刻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莫言前来担任主任。中心成立之初
，其核心职能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文学教育和创
作人才的培养。
需要稍加追溯前缘，才能说明这套文丛的来历。1988
年，由当时在研究生院任职的童庆炳教授牵头，由北京师
范大学提供学制条件，牵手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鲁迅文学
院，共同招收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那时的学位制度还相
对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各种规章还没有现在这样严苛和
完善，所以运作相对容易，招生考试环节也相对宽松。因
此，一批在当时的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便被不拘
一格，悉数收罗。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受过太正规
的教育，刘震云几乎是唯一一个，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7
级的本科毕业生，系出正宗名门。余华便只是在浙江海盐
上过中学；莫言之前虽有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两
年的经历，但更早先却是连中学教育也不完整；严歌苓、
迟子建等差不多都只是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其他人我们未
做过严格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多数未曾上过大学。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是那时中国最具希望的一批，
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未来文坛的半壁江山。从这里出发
，二十年过后，他们的确未负众望，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至
高荣誉，也几乎成为一代作家的代言人。
很显然，这一传统成为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共同的一
个记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
是两所学校引以为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续昔
日文学教育的前缘，找回这一无双的荣耀，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因了以上的缘由，2叭6年，北师大校方经过认真研究
，参考过去的合作模式，从全校不多的单招单考的硕士名
额中拿出了20个，交由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来寻求与
鲁迅文学院合作，并于2017年秋季正式招收了“非全日制
”学术型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为了省却过于烦琐的制度
性限制，我们特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设
立了“文学创作方向”，并采用了学术导师加创作导师相
结合的培养模式，以给学员创造更为合适和充分的学习条
件。鲁迅文学院则为他们提供居住和学习的物质条件，提
供尽可能好的一切形式的支持，并拟在培养方案中结合鲁
院的讲座制培养模式，两相结合，尽显特色互补的优势。
同时还必须指出，有几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支持了这项
事业。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刘川生教授、校长董奇教授
，他们在推助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工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制定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给予了诸多方便；晚年在
病中的童庆炳教授，多次勉励我们传承好过去的经验，大
胆探索，争取把工作尽早落到实处。中国作协这一方面，
作协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也同样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诚
关怀；分管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吉狄马加书记，则在工作中
给予了非常具体的关心和指导。
参与该项工作，制定合作规划、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以及日常服务管理等诸项事务的，便是本文的两位作者
，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和北师大文学院
负责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兼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整个过程中，要想实现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
密切合作，在所有培养工作的环节上都无缝对接，是一个
至为琐细的工作，难以尽述。好在这不是一个“工作汇报
”，我们在此也就从略了。主要想说明的是，两校之间目
前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愿景之中。
迄今为止，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招收了三届，共56人
。从总体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在学员中，有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敏，有多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获
得者，有“70后”“80后”广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像东紫
、杨遥、朱山坡、林森、马笑泉、高满航、闫文盛、曹谁
、曾剑、王小王，等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已经有了相
当出众的成绩，或是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共同的诉
求，又是都有“充电”的渴望，有成大家的梦想，所以因
了冥冥中某种命运的感召，汇聚到了一起。
关于文学教育，历来也是分歧明显众说不一的，有人
坚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这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学
的使命很多，成败胜负的确不在乎是否出产了一两个作家
。但这话的“潜台词”值得商榷——其意思是有轻蔑的，
是说“你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
这当然也对，没有哪个大学敢说自己“培养”了几个作家
，而只能说，那儿“走出了”哪些个作家和诗人。但这么
说是否意味着文学教育是无必要的呢？似乎也不能。因为
照某些人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反问，大学不能培养作家，
难道就可以“培养”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法学家
吗？谁又敢于说，他们“培养”了那些伟大和杰出的人物
呢？很显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都是很难通过“定制”
来培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大学又必须要提供人才成长
和受教育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又
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变革和作家
的成长与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文革”及“
文革”前大学教育的草创和荒芜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作家
，但他们要么是从战争年代的洗礼中锻炼出来的，要么是
在长期的自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
育，他们的文学道路多有延宕，艺术成长和成就也都受到
了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正是“文革”后教育的全
面恢复与发展，才让文学事业出现了人才辈出蓬勃兴旺的
局面。
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作家是无法培养的，但文
学教育是必需的。当然，文学教育对于高校而言，其目标
确乎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素
质养成的环境条件，这才是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引进
著名作家执教的核心意义所在。换句话说，能不能出产一
两个作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写作
的能力，成为文学的内行才是重要的。传统的文学教育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培养的读书人大都是既能够
研究，又可以写作的双料人才。新文学的早期，大学的教
授也有许许多多是学者和作家集于一身者，之后才逐渐文
脉不彰，大师不存，大学教育渐趋沦为工具化和技术化的
知识教育，名实不符的学术教育。
但无论如何，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的这一培养模式，其
目标还是直接而干脆的，就是“培养作家”。当然，这培
养不是从根上栽植开始的，而是“选苗”和“移栽”的过
程，甚至有的就属于“摘果子”。即便是后者也不是无意
义的，当年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这批
人，在进来之前早就是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了，录取他们
无疑也是“摘果子”，但系统的阅读与学习，大学综合环
境下的熏陶成长，谁敢说对于他们后来的写作没有助益？
所以，我们坚信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说说这批作为“文学新势力”的新人。显然
，他们都属于“70后”或“80后”的一代，较之他们的前
辈，这批新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代际经验。前代作家的成长
期大都经历过历史的大波大澜，童年也大都有原初和完整
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总体性经验
”支配和支持的一代作家。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可以说寄寓了他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全部感受和想象，也
寄寓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巨变的全部记忆与理解，读之
如读一部血火相生、正邪相伴、生死轮替、魔道互换的史
诗。这种具有总体性和原生性的经验与美学，在下一代作
家这里早已变得不可能，他们都命定地处在某种“晚生”
和“后辈”的自我想象之中，不得不在碎片化、个体化的
历史经验与记忆中探索前行。
这些都并非新鲜的话题，我们也只是重复了前人既成
的说法。但这也是所谓“新势力”的根基与合法条件，“
新”在哪里，又何以成为“势力”，这是需要我们想清楚
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势力”其实就是指：一是有新
的文化特质的，他们在文化上所拥有的“新人”特色或许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一定是更具有个性、自主性和独
立思考的一代，是拥有新知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一代，是用
新的思维与视角看取人生与世界的一代，是在网络信息时
代生存和写作的一代；二是有新的美学属性的，这些属性
自然更难以总体性的概括来描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
陌生感的一族，是难以用传统范型所涵盖和统摄的一族，
是游走和不确定的一族，是空间化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彰显
的一族，当然，也是相对琐屑和相对真实，相对平和和相
对日常性的一族。有时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不满足，但有时
我们又会觉得，他们离着理想的文学，离所谓普世性的“
世界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旁观者说一千句，不及读者自己去观照、去体昧其中
的丰富和微妙，“总体性”之不存，我们的概括也自然显
得苍白无力，不如读者们自己去一一打量和细细辨识。
看，这就是“文学新势力”，他们来了。
2019年7月，北京西山暑热中

杨遥为我们描写的是不具备典型形象意义的生命共性，是生活中的非典型的大多数。
读杨遥的小说，充分感受到他在表达“人”——不论是什么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并不因为个人的身份、地位、金钱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时代的变化、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消失。

读杨遥的小说，充分感受到他在表达“人”——
不论是什么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并不因
为个人的身份、地位、金钱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社会
环境的改变、时代的变化、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消失。
它是与生命的出现一体共生的。不论人的年龄多大，
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生活，这种状态总是与生
命如影随形、不离不弃。所以，杨遥为我们描写的是
不具备典型形象意义的生命共性，是生活中的非典型
的大多数。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杨遥的小说，就会
使我们感受到超越了具体存在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生命
状态。这使杨遥的小说产生了一种哲学意义的价值。
——杜学文

白色毡靴
一
镇子是古镇，叫阳明堡。
镇子西头那座做了学校的古祠，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为纪念晋国大夫羊舍叔向所建。镇子东头那座奶奶庙，没有人能说得清啥朝代的，漆皮剥落的柱子两个人抱不住。一条青石板路，把长约一里的镇子东头和西头连接起来，街上都是些老店铺，姚三的钉鞋铺就挤在这些铺子中间。
听老人们讲，从前拉骆驼的、赶大车的，从这里拉上茶叶、绸缎、酱料等东西，翻过雁门关，一路走到大园圃、恰克图、俄罗斯，大园圃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镇子叫堡，因为它地处雁门关南口。雁门关三十九堡十二连城，阳明堡是其中一座。历史上这里多战争，又处商旅要道，遗传下争勇好斗的传统，也比别处开化些。
现在不打仗了，最近的两次还是1937年的事情，八路军在雁门关伏击了日本人，又夜袭了他们在阳明堡修的飞机场。姚三家的钉鞋铺却像驿站一样热闹，镇上一茬一茬的男孩儿们都喜欢去姚三家；不光男孩们爱去，那些结了婚的男人们，没有结婚的光棍们，还有镇上的混混们，都喜欢去姚三家。在这里，他们比在哪儿待着都自由。孩子们一去姚三家，就好像提前一步跨入社会，能知道许多从课堂上学不到，也从别处听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家长们似乎认为这个年龄不该知道，但人就是这样，越不让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接触了这些的孩子们，哪一个在学校里不神气？就拿钟晓这个家伙来说吧，看上去胖墩墩的，一笑露出两个很深的酒窝，总是很快乐的样子。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开心，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就丢下他和他爸走了，他爸染上酒瘾，经常喝得烂醉躺在街上，回了家就摔东西，打他；钟晓还笨得要死，什么都不会，被人瞧不起。但自从他认了姚三做干爹，就不一样了。
家长们都不愿意让自家孩子去姚三家，我爸也是，我却老早就渴望去，只是一个人不敢。
有一天钟晓对我说：“咱们去姚三家吧！”瞬间，我竟紧张，再加上兴奋，有种上不来气的感觉。我有些结巴地问：“就这去？”钟晓回答：“那你给他买块豆腐。”我不知道钟晓开玩笑，镇上的人请客，经常给客人烧一块豆腐。当时口袋里正好有攒下的两角零花钱，便买了块豆腐。
姚三正坐在炕头的椅子上割皮子，看到我们，眼皮抬了一下，继续割皮子。刀子划过皮子发出嗖嗖的声音。他一声不吭，我以为他不欢迎我，便脸发着烧，放下豆腐，屁股靠着炕沿杵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以前在街上碰见过姚三，罗锅腰，瘸子，毫不起眼，这次见到他还是失望。姚三穿着一件分不清颜色的衣服，前襟黑黝黝地发着光，背部却灰蒙蒙的，像被雨水浸泡久了的苫布。他两眼浑浊，脸皱巴巴的，下嘴唇往上翻，叼着根烟，眼睛被烟熏得眯成一条缝，烟灰长了时，用嘴吹一下，扑簌簌掉下来像头皮屑。
那天正好画墙围的张继东和卖肉的二灰皮在。张继东和我爸熟，平常见他总是一本正经，这时却坐在锅台上，听二灰皮讲怎样和开理发铺的大拖鞋玩。二灰皮说：“别看大拖鞋长得瘦，脱光衣服，那奶，啧啧。”他舔了舔嘴唇。我不由自主跟着也舔了舔，喉咙一阵发干。这时，张继东咯咯笑起来，和平时完全两个模样。我看到他这样子，有些发窘，把脸扎下去，绞着两只手，看见从手腕到手背，到手指，一步步红了起来。
有人催二灰皮继续往下讲，他却说：“羊快回来了，我接羊去。”就走了。
他一走，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有两个人争论虎鞭酒和鹿茸酒哪个劲儿大，话赤裸裸的，我有些害羞，没有听完就拉着钟晓走了，其实还是想听。
回家路上，我央求钟晓不要告诉家里我去姚三家了。
从姚三家回来后好几天，每次在街上遇到大拖鞋，我就想起二灰皮说的话，不由想多看她几眼。还想再去姚三家，听人们说那些故事，但不好意思跟钟晓说，也不好意思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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